为了推动家乡革命活动，夏曦于1922年暑假回到家乡，在禁牌小学成立了有20多人参加的新民共进社，以教育培养和团结农村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党的骨干。

夏曦从1922年冬至1923年担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干事部主任，积极推进学生运动。他在任职期间，于1922年12月继续出版并主编了省学联机关刊物《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在学联的方针和计划中，他明确提出学联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改造中国的政治”。因此学生团体的活动渐趋重于社会方面，如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从此学生联合会也就添了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改造社会，以“造成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进而建筑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光明世界”。他还提出促进学生自治与工会农会等联合举办社会教育，组织学术研究会和学生俱乐部，加强宣传活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推动学校革新运动等。这些方针和计划公布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湖南《大公报》、团中央机关报《先驱》载文评论说：“一向以革命精神丰足著称的湖南学生，现在已做了全国青年学生的先驱了。”

1923年3月，夏曦代表湖南学联参加了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大会。他所提出的《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草案》，在《全国学生大会特刊》第五期上发表，《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等予以转载，大会采纳了这个提议的基本内容。同时，夏曦针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发表评论，如请孙中山北伐、裁兵、工潮等等。他还代表学生总会参加上海国民对日外交会的工作，并及时把那里的情况介绍到湖南，从而促进了湖南外交后援会的建立和工作展开。

夏曦返湘后，在学联代表、职员联席会议上，报告学生总会开会情况。他代表干事们提出并讨论了民权运动、外交问题、追悼京汉工人问题等项议案。

1923年6月1日，日轮水兵殴辱湖南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又枪杀长沙市民，酿成了六一惨案。夏曦等组织外交后援会立即发动全城罢市罢工罢课，抬尸向赵恒惕政府抗议请愿，并举行六万余人的大游行。反动派在惊恐之余，宣布了戒严令，禁止学联等团体集会，并解散外交后援会。夏曦和郭亮、夏明翰等不畏强暴，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夏曦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分子和领导人之一，为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做出了贡献。他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信中，详细报告了湖南团的组织、教育、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当时，各省省城团组织多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而湖南却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并且“组织颇为严整，在全国当推此处为首屈一指。”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夏曦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委、驻湘特派员。在他建议下，12月14日建立了团的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不久，他担任省团委书记。他强调团的活动要与各界的政治运动相结合，特别提出“拟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公开的活动”。

夏曦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湖南国共合作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1923年3月，当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夏曦正在上海出席全国学生大会。通过林伯渠的关系，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返长沙后，4月7日，他被国民党总务部派任湖南筹备处负责人。9月，毛泽东回湘，两人商讨了筹建湖南国民党的步骤。

1924年1月，夏曦和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1925年春夏之交，中国国民党召开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夏曦和何叔衡、李维汉等分别被选为执、监委员。1926年初，在中国国民党二大上，夏曦和毛泽东等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7月，北伐军攻克长沙，夏曦在国民党省党部中担任中共党团(即党组，时称“民校党团”)书记。月余，国民党湖南党部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和唐生智、何叔衡等分别被选为第二届执、监委员。

在此期间，夏曦积极参加主持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扩大统一战线和支援北伐。1926年春，唐生智部退守衡阳。夏曦和郭亮、何叔衡等到衡阳组成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任务是迎接北伐，促进唐部向革命方面转化。不久，唐生智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并就任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1926年11月蒋介石将司令部留驻南昌，大肆拼组反革命联合战线，湖南的反动势力也有计划地向革命势力进攻。中共湖南的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开始向反革命势力回击。夏曦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1927年3月，他多次撰文抨击反革命势力，发动国民党省部清除了刘岳峙(“保产党”头目、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等八人出党，封闭了“左社”在省城盘踞的基地，并在全省追查“左社”组织。他在汉口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归来后，指出：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限制蒋介石独裁的决议，但蒋介石在南昌已经“另成一个政治中心”，并预见“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但他坚信：“一切的反动的阴谋活动，都会要粉碎于革命派团结奋斗之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然背叛国民革命，李维汉、夏曦、郭亮等人立即发动群众，于4月14日组织湖南农工商学各界600多个团体，举行了10万余人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大会，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铲除压迫农民运动的军阀势力”。夏曦在示威大会上作题为《肃清反动派与团结革命势力》的演说。同时，又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的名义公布《蒋介石最近反革命行为的通告》，指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倒行逆施较之张作霖、张宗昌为尤甚”，号召各县“举行打倒蒋介石示威大运动”。4月18日，夏曦等组织湖南人民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举行反蒋大会，郭亮、夏曦等13人被推为执行委员。在省农协通令之后，湖南出现了讨蒋和挽救北伐战争的群众运动。

四一二政变后一周，夏曦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19日于汉口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首先代表湖南省党部向会议报告了湖南情况，提出要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各项办法，并认为“湖南的(土地)问题，即是全国的问题”。

1927年4月，夏曦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夏曦返湘后，国民党省部于5月8日召开各县市特区党部联席会议，决定镇压反革命，以进一步组织工农反击反革命势力。夏曦根据中共中央的主张，在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拥护第二次北伐的报告》：这次“北伐之目的，是进兵河南，攻取北京，扑灭张作霖。再进兵南京，解决蒋介石”，“消灭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

中共五大以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时尚未离湘)，夏曦继任省委书记。鉴于形势逆转，湖南省委拟出了反击湖南反动派的计划，分别通知各县。而湖南的反动派，在四一二政变后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在省内进攻革命组织，残杀农民。武汉国民政府中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及其爪牙也正密谋在湖南进行反革命政变。当形势急转直下时，夏曦和省委其他同志一起，在5月中旬采取对付反革命的紧急措施，拟出“一个反攻的计划”，也就是“长沙附近数县进攻长沙”。为应付危急形势，省委决定成立临时省委(秘密省委)，由林蔚、王则鸣、薛世纶等组成，而几名身份公开的负责人则离开长沙，转移到外地指挥工作。根据上述计划，夏曦在通知谢觉哉转移后，他自己于21日上午离开长沙。是日午夜，发生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后，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在艰苦的环境下进行反击。夏曦到达宁乡、益阳，指令省农民自卫军总队长武文元反攻长沙。失败后，他又令武文元占宁乡、扑益阳，均未成功。郭亮亦在平江、浏阳、醴陵一带活动。长沙附近各县农民军反攻长沙，反革命政权惊呼：共产党“首领，多逃湘潭，啸聚宁乡、醴陵”，“希图大举”。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和中央决定，这次武装反攻斗争没有广泛发动起来，最终失败。接着，夏曦在益阳桃江镇隐蔽，不久和郭亮、柳直荀等分别辗转到了武汉，随中共中央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不久，夏曦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当部队撤离之际，夏曦化装前往上海。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临时中央政治局要求将实行武装暴动等会议精神迅速传达到全党。夏曦被任命为特派员赴杭州，在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号召青年到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会议中有些人主张在杭州立即举行同盟罢工，夏曦等认为准备不够，力量不足，主张暂缓进行，但在会上还是通过了总罢工的决定。11月初罢工失败后，省委改组，夏曦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接着，他又在几处大工厂发动罢工，又遭重大损失。他于11月10日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省委再次改组，他仍任书记，省委机关迁往宁波。1928年3月14日，省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出席并报告全国政治状况。改组省委后，夏曦仍继任书记。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夏曦前往参加。会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期间，他“开始还和王明等作过斗争的，但后来王明一伙攻击他，把他压服了”。

夏曦于1930年回国，被派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省委书记(为时短暂)。次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3月，夏曦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随后又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他和贺龙、万涛、关向应等都是主要领导成员。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工作的前段，对反“围剿”、建设工农政权和游击队、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作了很多工作。但是，随着王明“左”倾错误的发展，他推行“左”倾错误亦表现得愈来愈明显。起初，湘鄂西省委扩大会议曾对夏曦作过批评，但夏曦仍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并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他在贯彻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同时，还在苏区内大力开展“左”倾肃反运动，犯下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王明等统治的中央于1931年9月和1932年1月，向苏区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出指示，其中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视为“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特别指出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肃反工作”。指示介绍了“中央区、鄂豫皖、闽西等苏区(肃反)经验”，并说“你们苏区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白极会、硬化会等之类反革命的组织”，要“迅速消灭这些组织”。夏曦等积极贯彻，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会上，将“开展群众性的肃反工作”列为一项重要任务。1932年5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开展了第一次内部肃反运动，以“改组派”、“第三党”等问题，错捕错杀了一批干部，随后，肃反扩大化扩展到红军干部。

在肃反扩大化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1932年8月5日，中央又发来指示信，指责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没有能够在斗争中加紧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使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与一些机会主义者能够一方面敷衍上级党部的指示，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指示的执行怠工，以致执行完全相反的路线”，信中还将敌军的包围和“内部的肃反”相提并论。由此，夏曦和中央分局所领导的肃反扩大化更加严重，把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看作敌我矛盾；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表示异议和对夏曦有意见的同志，视为“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以“改组派”、“第三党”等嫌疑或者逼供材料为据，株连到党内、军内领导层中。湘鄂西苏区1932年5月以来的四次肃反运动中，错捕错杀了很多好人，其中包括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如段德昌等，给根据地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曾经发展到两万多人的红军，到与红六军团会合之前，只剩下4000人，湘鄂苏区所辖区域不断缩小。这种重大错误，夏曦负有主要责任。

在严酷的环境中，红二军团不得不进行缩编，并被迫由洪湖向湘鄂川黔边转移。夏曦带领红七师和警卫团，经过江陵及鄂北游击活动，进至五峰、长阳、巴东地区。以后，红三军辗转到达黔东。

在转移过程中，红军第七师和第九师于1933年12月在鹤峰会合。1934年4月14日，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根据贺龙的建议，讨论了准备以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5月9日，红三军占领彭水。夏曦认为彭水背山面水，易处绝境，遂决定西渡乌江，向黔东进军。沿途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的布告，内容有“不拉夫、不扣船”，“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钱”，“不进人家内房”，“不乱杀人”等等。

在黔东一带，人民为“灭兵、灭捐、灭税”，自发成立了“神兵”组织，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湘鄂西中央分局对“神兵”采取正确政策。1934年6月，由夏曦等署名发布了正式文告，表达了红军对“神兵”的敬意和与其联合的愿望。经过工作，各地“神兵”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原属沿河县，现属德江县)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并开始纠正这种错误，决定提拔一批干部，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系统和政治机关，各县也建立了游击队根据地。这次会议是红三军挽救危急局面的转折点，也是夏曦认识和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

7月21日至22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夏曦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名义首先向大会致词，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告诉边区群众，相信皇帝、菩萨、神仙都没有用处，工农群众“要靠自己解救自己”，“只有继续这一反地主豪绅、反军阀的斗争，才有出路”。他提出黔东特区“要立即进行的三件大事”：一是“实行土地革命”；二是“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坚决同地主富农作斗争”；三是“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一万人的游击队，三千人参加红军”。会议讨论通过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农村工人保护、工农武装问题、肃反问题、苗族问题、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等六项决议，并决定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夏曦、贺龙、关向应等80人为委员。由此，红三军所处的斗争形势好转。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指战员欢欣鼓舞，夏曦更兴奋地说：“这是我参加党以来的第二次大胜利”。

11月上旬，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萧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批评，他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但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紧张的战争环境，有些批评未尽恰当(如批评他“犯了路线错误”，但又说他“不执行(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在组织上，夏曦的领导职务被撤销。对此，夏曦既承认错误，又有若干意见。当时部队正在转移中，对夏曦的批评处理仓促结束。遵义会议后，中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处理。指出，夏曦有错误，但不容夸大，要从教育出发而不应处罚，要让夏曦继续留在领导岗位并允许他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其错误。于是，夏曦又被任命为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继续在湘鄂川黔边区工作。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正待出发长征时，中央发来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为此，夏曦在随部南渡澧水后，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以红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布。到新化县时，夏曦等人又提出了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的号召，七天之内就有1000人参加红军。夏曦不仅注意对工农，而且注意对知识分子、妇女工作。在贵州毕节县，他注意团结周素园等开明绅士。周素园(原名培艺)，辛亥革命前在贵阳创办《黔报》，加入同盟会，贵州光复时任军政府要职；后在北洋政府参众两院任秘书和黔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红军到达毕节后，在周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不少书中还有圈圈点点。王震和夏曦得知后，马上去见周氏，周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好，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他赞成抗日反蒋。王震、夏曦等便请周出来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后跟随长征部队到了延安。

长征途中，夏曦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当时战斗频繁，伤员很多，夏曦在和同志们谈话中，提到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沉痛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我们“一定解决好伤员问题。受伤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不能再让我有负于伤员啊!”

红二、六军团在毕节时，因遭遇敌人进攻，原拟创建川滇黔新苏区的计划难以实现，于1936年2月开始撤出。撤离前，夏曦派政治部李部长前去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联系，动员该部随同长征。李走后不见回返。夏曦颇为忧虑。次日拂晓，部队撤出毕节，夏曦根据军团部决定，带一个警卫连在七星关附近接应李部长。不久，李部长回到七星关报告说：“席大明不愿意离开家乡，请夏主任到部队去作动员。”夏曦同意去作动员工作，但在去席部的路上涉水渡河，在河心被卷入漩涡。战士们在下游发现了夏曦和警卫员的遗体。夏曦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年35岁。次日凌晨，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军团部里，王震、萧克等和战士们一起，为夏曦举行追悼会。王震在悲痛中讲话，追述了夏曦的革命历程。夏曦的遗体安葬在附近山坡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毕节人民在七星关河畔为夏曦修建了纪念碑。

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方针和目的，夏曦作了较详细的阐述。他曾说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清朝的政权，仅仅改了一个民国的年号，所以民国十三年来，无一日不在扰攘之中。而其综合的原因，则为军阀制度之存在。他驳斥了所谓联省自治和法治分权等议论，说明今日中国唯一救国之途径，惟有号召全体国民，以真正国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解除军阀武装，然后才可能达到革命党的目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夏曦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吸取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一要必须注重革命的宣传；二是革命的主义政策，必须适合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三是必须注意革命党的组织纪律训练；四是必须解除旧式军队的武装，创立人民的革命军；五是革命发动以后，断不可妥协，必须夺取政权，以严格手段镇压反革命派。

他认为，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必须发动工人阶级，加强工人阶级的大团结。1923年10月23日，夏曦为即将付印的《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写下《弁言》说，要想成功一件社会事业，个人要牺牲，群众要能团结。水口山工人之大罢工，都能牺牲自己，服从团体，这种精神，就是他们战胜敌人的炮火的原因，也就是值得大家赞美的所在。我们要用自己的权力，毁灭颈上的枷锁，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的权力是什么？团结就是权力。

夏曦还是湖南农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重视农民的力量，主张教育和组织农民运动。1924年6月夏曦指出，中国的改造，大家不要忽视了农民地位的重要。在民众运动中，农民运动是占了极重要的位置，因此学生们回乡后应该参加一种农民运动的工作。并提出要在农村组织团体，如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村补习教育社等。

夏曦牺牲后，毛泽东同志十分悲痛，对这位“极能做事”的战友深感惋惜，亲笔给夏曦父亲写信，说：“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竟之志，亦东之责也。”

198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夏曦烈士遗骨移到贵州毕节烈士陵园。

1986年4月，夏曦墓在毕节烈士陵园落成，“毕节烈士陵园”被确定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21年7月，夏曦故居遗址入选《湖南红色地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