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游行的夏青刚回到校园，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要他去北京新闻学校报到。北京新闻学校的前身是新华社新闻训练班，以培养新闻人才、提高新闻宣传及相关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新闻业务素养为主要目的。此次其要求东北地区推荐十名学员，夏青就是其中之一。

夏青接到通知后报名应试，结果顺利通过。就这样，22岁的他告别了短暂的东北大学中文系生活，来到了北京新闻学校。在那里，他经过了七个月的紧张学习。1950年5月初，他和其他几名学员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当时和夏青同去的这批学员，都是学编辑、采访业务的，但是电台急需播音人员。情急之下，电台决定让他们当中会说北方话的人统统去试音，夏青自然包括在内。

或许是命中注定，这次试音对拥有独特嗓音的夏青来说多少有点“量身定做”的意味。夏青的父亲是位国文教员，在夏青还小的时候，父亲就规定他每天必须大声朗读好几遍古文。小学时，他参演双簧节目，参加讲演比赛。中学时，他参加歌唱比赛得过第一名。后来在东北大学和北京新闻学校学习时，他还参加过歌咏队……所有这些经历，磨出了夏青的一副好嗓子。毫无疑问，最终嗓音天赋过人的他被选中了。几天之后，夏青便走进了有点神秘的播音室，坐在了话筒前面，开始了他的播音生涯。

万事开头难，刚进电台的夏青，虽然嗓音天赋较高，但在字音问题上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他那东北口音和广播所需要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把“国”读成“果”，这都需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过来。同为播音员的葛兰就成了他的老师，每当他说错一个音，葛兰就学他、笑他，用这种方法，反而促使他带着一股子倔劲，决心狠攻读音。在那段日子里，夏青带着最初的茫然，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葛兰曾说：“为了学习标准读音，他把字典都翻破了。”千里之行，始于此时。

带着不服输的决心，夏青“长期坚持吐字发声的基本功训练”。从抗美援朝的战争时期，到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时期，他都一直自觉地坚持训练此项基本功。

随着广播节目的多样化，夏青还通过各种学习途径努力使自己的播音语言适应这种变化。他针对自己吐字发声的弱点，“向姊妹艺术行家学习，先后向音乐学院老师学习音节发声，向单弦演员学习吐字归音，向电影学院教师学习发音方法”。直到上世纪60年代，已经在播音领域有所成就的他依然虚心向语言学家周殿福先生请教，反复听录音，勤奋练习。

据《康熙字典》及其书后所附《补遗》，中国汉字有四万多个，常用的有五千多个，播音员需要掌握的就更多一些。夏青长期坚持吐字发声的同时，还努力学习和掌握每一个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而且了解其出处、古今演变过程及趣闻轶事。到最后，他便有了“活字典”及“字音政府”的美誉。一旦有人向他请教疑难字时，他会立马详细地告诉他们这个字的读音和字义，而且会翻开工具书来验证自己的说法是否正确。他的严谨和认真，贯穿于整个播音生涯始终。

除了“字音政府”和“活字典”，夏青在播音界还有一个“老佛爷”的称呼。这些称谓，不论是哪一个，都在一定方面反映出了夏青的博学多识。

学生时代，夏青既学过工科，又学过文科，知识比较全面。踏上工作岗位后，除了不停地训练播音基本功，他还抓住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

夏青酷爱古典文学，逛琉璃厂旧书店曾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曾特地买了一套没有标点的《春秋左传注疏》，利用业余时间认真研读。在那本书的空白之处，密密麻麻地注满了他的蝇头小楷。这造就了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也为他的播音事业添砖加瓦。他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和欣赏》节目中讲解难度颇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称赞。

除了古典文学，夏青还长期致力于研究语言学和语音学，并且不断总结自己的发现和收获，以及自己在播音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撰写语音研究文章，譬如《普通话广播的异读问题》，他还在1983年的首届北京语言学会年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

夏青喜欢讲三个“万”，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一万个朋友”。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只有博览多闻，才能做到学问习熟。他如此要求别人，也如此要求自己。很多人对夏青所播的政论性文章赞誉有加：“有理”、“有力”、“有节”，拥有“政治家的胸怀”和“雄辩家的机敏”，这与他的博识是不无关系的。

抛开1950年6月前的事情，从1950年6月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室开始，夏青就一直行进在不断学习、积累知识的道路上。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播音风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播音理论知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播音工作原则。

他教导青年播音员要“三读”、“三思”。所谓“三读”，就是拿到稿子后要读三遍：第一遍要粗读，宏观把握，了解整体，如果细读，反而会陷进去；第二遍要细读，逐字逐句挖掘自己不懂的地方和有误的地方，把握文章内在的逻辑联系；第三遍再粗读，以防第二遍细读、分析之后转而陷入文章的细枝末节。所谓“三思”，就是分析完文章后还要进行思考：第一是要把文章放到大的时空背景当中去审视；第二是要把文章放在整个节目中去审视；第三是要把文章放在听众那里去考虑，从播和听的对比中思考实际的传播效果如何。这两点理论，对后来很多年轻播音员的帮助是巨大的，对很多同行的启发也是深刻的。

夏青过硬的理论知识和播音技巧使他成了很多行业和领域学习的典范。他曾是国家广电部门、教育部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广汉语普通话的负责人之一，为推广普通话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因自己在汉语语音方面的学识和成就，于1980年在中国语言学会上被选为理事，之后又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聘为审音委员会委员。很多时候他扮演的是老师的角色，而他自己对此又是极为喜爱的。

夏青很关心青年播音员的成长，他曾主动承担辅导青年播音员的工作，深入基层台、站，对青年播音员的工作予以指导，同时也给播音短训班授课。他还经常被邀请到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授课，为青年播音员队伍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也在指导播音的同时，为播音部、台播部等的播音员讲授《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学代表作。古典文学虽然是夏青的挚爱，但要真正给别人讲，他又得付出很多努力去学习。每次准备讲义，他都得查很多资料，将讲义写得极其细致，这样在讲的时候才能真正让大家有所收获。

在年轻人面前，夏青是前辈，是老师，但他从不自满。他始终以“学习者”的身份自居，并且善于聆听。很多编辑记者、年轻同志乃至录音员有时给他提意见，他都能听进去，并择取有意义的积极改进。傅华曾回忆道：“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每次学习完一个单元的课程后，夏青老师会出题考我们，当时有一道题是有关‘元老’一词的解释，他判卷时，因我写了‘师长’的意思而扣我的分，我便指出来，他一句话不说立即去查字典，而且特别平和谦虚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从偶然的前奏到辉煌的结尾，夏青通过自己的努力奏响了一曲恢弘壮阔、感人至深的播音事业之歌。在播音乃至整个人生的大道上，夏青从未间断前行的脚步。他的一生，是走在路上的一生。这一生，因为行走，所以精彩！

1954年，他曾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1976年，播出了周恩来追悼大会悼词和毛泽东逝世时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文宣读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听众誉为“祖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