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首勋回到家乡江津后积极从事实业建设，造福地方，支援抗战。他创办正太银行，积极筹办白沙水电公司和水力发电厂。不避其嫌地聘请中共党员、吴玉章的儿子、著名水利专家吴震寰工程师全面主持设计。夏首勋和其他几位人员四处奔走，多方筹集建厂资金，购置物资器材和培训工人，为顺利建成水电厂和水电公司呕心沥血，辛勤操劳。江津白沙水电厂于1946年顺利建成，这是当地的一件大事，为白沙镇的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夏首勋努力维护抗日大后方的地方治安，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因当过七十八军军长，出川打过日寇，百姓都尊敬地称他“夏军长”。

有段时期，江津、白沙等城镇土匪闹得厉害，夏首勋将一个连的武器送给地方以维护安全。并且，力劝当地政府停止派兵清乡剿匪行动。因为，当地百姓中有结怨者常常诬告仇家，带兵者则任意胡来，乱捕乱杀，这样就造成许多冤枉。结果越剿土匪越多，越清越乱。他建议政府在加强城镇治安的同时，尽快停止清乡运动，坚决反对武装清剿所谓的土匪，反对武装镇压穷人。他还建议大力发展生产和扩大商贸。加强商会组织后，可以利用他送的武器组成护商队，保障水陆商运、货运的交通安全。他说，只要县、镇的经济繁荣了，人民生活好转，匪情也会逐渐减少和消除。他的建议被当地政府采纳，停止了清乡，挽救了许多无辜者的生命。

组织“策反”，迎接解放

1947年，国民党公开撕毁了旧政协协议，颁布立法委员选举法，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为了利用合法身份，对蒋介石进行揭发和抨击，夏首勋决定参加“立委”的竞选。因为他不是蒋的心腹，得不到国民党的正式提名。不过凭借他在选区的声望，群众和亲朋的支持，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但不等于当选。后来，在南京经过激烈斗争，才取得正式资格。“立法”会议期间，夏首勋以合法身份，公开抨击反动派，与童冠贤、刘健等亲蒋实力派反复较量。他在会上提出“反对搬乱、主张和平，反对独裁、主张民主”，要求释放政治犯，反对征兵征粮、废止动员“搬乱”的临时条款等正义主张，打击了蒋帮一伙的嚣张气焰。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南京政府乱作一团。1948年4月21日，“立法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其撤离南京。这时，夏首勋与熊克武、但懋辛商量，决定回四川去进行“策反”工作，准备起义，协助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同年秋，夏首勋在上海会见了陈铭枢、郭春涛等民革同志，经他们二人介绍，加入民革。

夏首勋回到四川后，与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但懋辛、潘文华等一道，组织联络川康渝爱国进步人士，策划成立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与中共密切联系，号召群众抗拒征兵、征粮，适时举行联合起义。他与民联负责同志一起从事分化反动派的活动。曾与民联的甘祠森、黎又霖，张松涛等共同从事军政方面的“策反”工作，积极动员谢增勋、罗君彬、余中英等部队起义。夏首勋等人在重庆已受到特务监视，为安全计，他将一些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带回江津白沙保护起来。其中有罗承烈（前四川省民革副主委）、胡克林等人。让他们改换姓名，安排工作，或藏于家中或安插于水电厂内，尽力资助，使他们无不平安度险。同时他还将私有田产交还农民自种自收，争取了白沙区长站在人民一边。在解放前夕，夏首勋在地方秘密组织机关法团及绅士会议，成立过渡机构“支前委员会”并任主委，派人迎接解放军进驻白沙镇。

真诚拥护共产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夏首勋真诚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活动中。他真挚地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已将伟大的共同纲领在各项工作中得到具体的实践了。各民主党派应该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周围，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重庆解放后，夏首勋参加了民革重庆临时工作委员会、民革重庆市分部筹委会工作，并任筹委会主任。1955年4月，民革重庆市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民革重庆市第一届委员会，父亲当选为主任委员。在中共重庆市委领导、帮助下，为团结全市民革党员及所联系的同志一道为巩固发展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做了大量工作。夏首勋在民革任职期间，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深谋远虑，为了民革的事业，重视加强组织的自身建设，把教育和培养干部放在民革工作的重要位置上。在重庆民革的筹建期间，急需一批干部，他不拘一格地加强对青年干部的培养。1951年5月保送了一批民革的同志去西南革大民主党派干部训练班（党派是第一期，革大是第三期〉学习。当时年纪稍大的有庞佑玛、邹成铸同志，较年轻的有廖微曦、曹豫科、邓级升、吴淑惠和袁素芬等同志。后五位同志都是在中小学教书的小字辈，可也同样得到重视。他们去“革大”学习，得到了民革市委领导的亲切关怀，夏首勋与李紫翔、张平江同志都亲自参加欢送座谈会，并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起好骨干作用。

随着统战形势的发展，民主党派工作任务的加重，重庆办起了政治学校。民革又先后在1956年和1963保送年轻同志去那里学习。参加学习的人都是各方面具有代表性、层次较高的人物，政治学校成立了民革支部，经常开展组织活动，以达到互学互帮，很受教益。当时邓后炎同志在学校任教务长，兼教哲学课程，夏首勋和民革其他领导也常来校关心他们的学习，以帮助学员们提高思想。

1962年市民革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时，要选举出席民革四川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因当时重庆民革高层次同志很多，代表性强，但四川省给重庆的名额有限，故在基层的一些年轻同志就很难被选为代表了。为了做好个别同志的工作，夏首勋晚上不回家就留在大会安排的住宿处，找代表们分别谈心。情真意切地鼓励大家要顾全大局，不要为当不上代表而产生其他的想法，要经受得住考验，把民革的工作做得更好。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增强了民革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民革活动被迫停止了。1968年9月14日夏仲实被捕，被关进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设立的管训队，也就是当年戴笠在重庆的公馆春森路19号。他被指控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的“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此案被列为重庆的“一号专案”。79岁高龄的夏仲实被刑讯逼供两个多月，但即使在身处逆境时，他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坚信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为新中国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正确的。在遭受迫害时，也丝毫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拨乱反正，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1978年11月，在重庆巿政协礼堂中共重庆市委为夏首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