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发掘共发现清理夯土建筑50余处，其中F19—F24、F33—F41等15座建筑，组成一组建筑群。该建筑群以“四合院式”建筑为中心，前后至少三进院落，东西至少2个配院。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其中F22基址夯土厚达2．8米，夯打质量也较其他基址为好，其前面的庭院也最宽，推测F22是该组建筑群的中心建筑。在F22的北侧护坡土表面，有4组用螺壳和蜗牛壳摆成的图案，螺壳和蜗牛壳上都有穿孔，原来可能是缝缀在某种织物或皮革上，从其形态判断可能是鹰、夔龙和凤鸟等形象；另外还有大量的陶片平铺在护坡土层表面，少量卜骨和卜甲杂置其间。这些遗存可能都与某种祭祀活动有关，以F22为中心的这组建筑群可能是某族的族宗庙遗址。

在该组建筑群的北部基址F39下叠压着2座墓葬，从随葬陶器判断时代为殷墟四期偏晚，因此该建筑基址群的建筑年代应不早于殷墟四期偏晚阶段。

清理中、小型墓葬近500座，大多数被盗扰。其中M303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殷代贵族墓葬，出土青铜礼器有鼎7（大圆鼎1、方鼎2、扁足鼎2、分裆鼎2）、簋2、?1、圈足盘1、觚6、爵10、大口尊1、觚形尊1、圆形捉手盖提梁壶1、圆罍1、盉1、尊式斝1、分裆斝1、提梁卣2、斗1、铙3件，共计40件。并有大量青铜兵器、陶器和1套车马器（其中有2件直径约20厘米左右的圆形青铜饰件）以及少量金箔等。

另外，在这次发掘中，还发现了墓底呈梅花点状排列的5个腰坑的现象，为历年发掘所未见。大司空遗址的商代墓葬常见壁龛，随葬器物置于壁龛之中，墓葬虽然被盗，但随葬品多数保存完好。

车马坑共发现4座，其中3座保存完好。M231和M226两座车马坑南北排列，相距仅5米，都有精美的青铜车饰和马饰。其中M226发现一套用兽牙雕刻而成的马饰为以前殷墟发掘中所罕见，而且两坑分别发现有直径约20厘米左右的圆形青铜饰件和圆形金饰件，均为以前殷墟车马坑中所不见。值得注意的是，这2座车马坑南北排列，层位相同，方向一致，应为一组，但两者的埋葬方式不同，车舆形制相异，相同形制的圆形饰件M226是金质，M231为铜材，马饰也是2套，一套为兽牙雕刻，一套为青铜泡饰。同为一组车马坑，就应该是同一墓葬或同一组墓葬的陪葬品，其等级也应是相同的，推测这2座车马坑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两驾马车性质和用途上的不同。

灰坑和窖穴发现400余座。灰坑以不规则形居多，窖穴以圆形柱状或袋状为主，普遍较深，多数在2米以上，长方形窖穴多数有梯状台阶或盘旋梯状台阶。内填松软灰土，包含物丰富，有大量陶片和兽骨。

在对动植物标本的采样时，采取了完全采样法。即对不同时期的多个窖穴的填土全部过筛取样，获取了一批动物骨骼，其中有大量的微型动物骨骼，如各种鱼类的牙齿和鸟类骨骼；对数个体积稍小的窖穴整坑提取土样，进行浮选，获得一批完整的植物标本。这些样本的提取，都为以后对此区域内商代晚期动、植物群及古环境、古气候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完整资料。

凌阴遗址的发现和确认也是本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以前在陕西和新郑都发现过秦代和战国郑韩时期的凌阴遗址，在此之前是否存在这类遗迹则不可知。本次在大司空遗址发掘中发现一处这类遗迹：是在一个深达2—3米的窖穴底部，再向下挖一个长方形坑，此坑深达6米以上。长方形竖穴坑底的温度比地面温度低6—10℃左右。应是当时夏天贮藏易腐物品之所，应属凌阴类遗迹，或可说是后代凌阴遗址的前身。

另外，在一个窖穴中发现一片刻辞卜骨，内容为干支表。这是继多年前大司空遗址发现四字刻辞甲骨以来第二次发现刻辞卜骨。

这次发掘所获遗物极其丰富，除商代晚期的大量青铜器、金箔片、陶器、玉石、骨、牙、蚌等标本外，还获得了一批史前时期的彩陶遗存，为深入探讨该地区历史文化的动态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