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在风格上，这是一本揉和了理论演绎和个人实践经验总结的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多数是学者的产品，纯理论色彩较强，往往力求通过演绎思维过程推导出概括性的结论。另有一大类则是著名政界人物的回忆录，其特点是对个人的从政实践进行经验性的、归纳性的总结。而《大外交》的作者既曾是在哈佛大学的“象牙塔”中面壁苦读20年的“学术隐士”，又曾是70年代叱咤国际外交舞台风云的政界高手，于是人们自然可以在阅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既领悟到逻辑的缜密，又体会到来自第一手实践的“灵感”。第二，从材料运用上看，这本书依据的事实主要是欧美的历史经验，非西方世界外交实践的经验没有在其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与一般的西方国际关系著作并无不同。但是，与其他美国作者相比，《大外交》显然有更多的“欧洲特征”。这不仅表现在书中论述欧洲外交的篇幅远大于美国外交，而且表现在作者对欧洲外交传统的认同上。

随着战后行为主义计量分析学派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兴起，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在方法上分成了传统主义者和科学论者两大派。传统学派（又称“古典派”）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差异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界线无法截然分开，价值中立是很困难的。传统主义者崇奉的历史—政治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判断。他们一般地单个事件感兴趣，力图对涉及该事件的所有变量进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细节的微妙之处，借此来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感觉”。

当然，传统主义者也经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处进行对照和比较；他们偶尔也运用定量数据来说明一个论点。以省去推论的麻烦。但是，他们根本反对无视被测量的数字（即事例）在质上的差别的做法。比如，在有关战争的统计中，大国间的一场冲突与小国间的一场冲突可能同样被当成一个统计数字来自理而实际上两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传统主义者嘲笑科学论者迷信计量方法，往往通过煞费苦心的统计分析来论证通情达理的人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他们坚信，社会科学的精髓在于发现事物质的差别，这种精细和微妙的差别只能用一字一句来表达，而不能靠同一化的数量统计来说明。行为主义者的特点是在众多的不同事例中找出相同的变量，并通过统计分析来考察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依靠对统计学规律的探索，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事物间新的因果关系。

《大外交》纵论古今，视接万里，洋洋近70万言夸张一点说，读这本书可获读四本书的功效。

首先，这是一本国际关系史著作。时间跨度近400年，从17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外交之先河，一直写到20世纪末混沌不明的冷战后世界秩序，读者有如对近、现、当代的国际关系历史进行全面通读。其次，这是一本美国外交史专著。在对20世纪前的美国外交进行一番简单回顾之后，基辛格着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世界事务的威尔逊主义，以及此后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全球外交。在基辛格看来，威尔逊主义代表了美国外交思想的主流，其基本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主义，把外交中的政治总是法律化，对美好人性和世界和谐充满幻想。这种外交主流传统，来源于美利坚民族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而与世界其他人类（基辛格尤其着重于与旧大陆欧洲的比较）——的现实政治权力均衡观大相径庭。20世纪美国外交的得失，以及深深打上美国烙印的本世纪全球政治的利弊，都与威尔逊总统所彰显的这种道德主义外交紧密相关。

再次，这是一本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国际政治方面的理论著作。本书的大量论述都超越了经验层次，极富哲理。比如政治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气质与政府政策的关系，传统体制和现代民主体制下公众与领导人的不同相互影响模式，历史经验与各个国家外交思想之间的深刻刻关联，权力均衡与观念一致的内在联系，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论断都有其独到的心得，给人以理论上的启示。

史学价值

《大外交》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著作，她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来阐述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基辛格先生所推崇的均势政策与战略在这本书中显露无疑。尽管基辛格没有像摩根索一样建立一种盘大的理论体系，他主要通过历史经验分析来表现他的现实主义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19世纪欧洲的均势外交进行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均势战略的现代意义，因其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从而一举成名。基辛格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代表人之一，但他的分析方法、研究路径显示出与其他现实主义学者不同之处。传统现实主义的分析范畴中，个体是依附于国家而存在的，因为现实主义主要的分析单位是国家。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的经典著作就定名为《国家间政治》 ，重点分析国家如何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追求权力，与此相适应的手段为缔结军事和政治联盟，实施均势战略，寻求地缘政治优势等等。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的理论架构中，着重关注的是国际权力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点分析的是国家的行为，而个人只是依附于国家单位的附庸。因此，很多学者表露出对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种偏执的不满：“国际关系中个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

翻阅本书的目录，就可以对基辛格所着力分析的大外交家略知一二，如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黎塞留、威廉一世、皮特、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以及20世纪主要的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思想、战略思想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同时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进行点评。基辛格是一位多面手的学者，他集外交史家、政治家、政治学家和战略家于一身。

基辛格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描述，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富有哲理的历史思考同样彰显出其浓厚的理论色彩和深厚的历史哲学功底。基辛格十分推崇均势外交，这与他从19世纪的欧洲外交中所吸取的理论和实践营养是分不开的。总之，不管是对历史进行叙述，还是对理论与战略的分析，他所依赖的一个重要层次或平台为外交家：主要外交家的战略意识、领导才能、个人特性等等分析。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历史的分析融入于对外交家的理论和对外实践的评述中。可见，外交家在其分析议程中是居于中心地位。

外交家对国际关系的实践作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不同类型和个性、在不同的国际背景之下，主要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家所发挥的作用，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推动大大地不同。让我们以历史实例来探窥《大外交》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

第一， 在观念上，这是一本现实主义著作。一般认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两者的基本差异来源于对人性本质的看法不同。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无法发迹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即是人类行为的本质，其次则包括地理等因素。他们断言人性恶，深负罪孽而贪婪，没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变得完美无缺，有很多因素制约了用政治制度改良和教育来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做到的，只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类的冲突倾向和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国际政治层面，这就是符合势力均衡原则的制度安排。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现代的现实主义信徒都深信，每个个人和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通过亚当·斯密在开窍市场规律时所说的那一只“无形的手”，可以同时造福于全人类。现实主义者还认定，抽象的个人道德原则不能适用于国际行为上。他们强调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不同，即前者没有权威性的政治机构、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而处于相似于国内有序政治结构和完全的无政论状态之间的某一点上。因此，代表国家利益行事的政治家必然体现一种独特的行为准则，它与文明社会内的个人行为准则根本不同。与此相反，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良来加以改进的，在理论上看，还可能变得至善至美。理想主义者对人性的乐观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对现实政治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康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性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实是一致的。在国际关系层面，理想主义者强调国际行为必须受到文明社会通行的道德规则的制约；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通过集体安全安排，人们可以抛弃冷酷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而实现永久和平。相对于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强调内部政治结构与国际和平的关系，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倡行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就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流派。基辛格是西方学界公认的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在《大外交》一书中，就是他在分析和评价任何历史事件与人物时，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在他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为其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

第二， 在方法上，这是一本传统学派的著作。随着战后行为主义计量分析学派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兴起，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在方法上分成了传统主义者和科学论者两大派）。传统学派（又称“古典派”）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差异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界线无法截然分开，价值中立是很困难的。传统主义者崇奉的历史—政治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判断。他们一般地单个事件感兴趣，力图对涉及该事件的所有变量进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细节的微妙之处，借此来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感觉”。当然，传统主义者也经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处进行对照和比较；他们偶尔也运用定量数据来说明一个论点。以省去推论的麻烦。但是，他们根本反对无视被测量的数字（即事例）在质上的差别的做法。

基辛格其人其书一对于任何卷入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而言，对外事务在和平时期关乎利益的增减，而在战争时期则直接意味着生存与灭亡。套用中国古代的一句老话“兵者，国之大事”，我们现在可以说“外交，国之大事也”。经历了1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不断加深相互依存关系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中国内部的变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

同时，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现任和地位也正处于变化之中，中国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塑造自身的国际环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实呼唤中国外交要生发出更多的战略性理论思考。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外交哲学”，而不能仅限于把外交事务当作“行政问题”来处理。海南出版社此刻推出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书，可以说正值其时。享利·基辛格是本世纪最负盛名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而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则是他的最新作品，凝聚着其长期从政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堪称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此书对中国国际问题学界的参考借鉴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亨利·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2023年11月29日），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附近菲尔特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名为海因茨·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可知，“亨利”是移民美国之后才改的名字。基辛格成长的年代是德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整个20年代，德国社会都不断交织着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此期间，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也像霉菌一样迅速滋生起来。

到了30年代，基辛格一家也像其他德国犹太人一样，开始被纳粹的排犹主义魔影所笼罩，生活陷于恐鹛和苦难之中。童年心理中的巨大阴影使他对人性的本质和人生的痛苦有着比常人更悲观的认识，因而更倾向于接受现实主义对世界的描述。为逃避纳粹带来的失业、贫困和死亡的威胁，1938年，在基辛格15岁的时候，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纽约。初到纽约乔治·华盛顿高中念书的基辛格，当时最大的抱负是投考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当一个会计师”。但是随着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享利在1943年加入美军并奔赴欧洲的德国战场。1947年9月，他在退伍后，根据美国战时的《士兵权利法案》，获奖学金进入了哈佛大学。经过寒窗苦读，基辛格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并立即转入研究生课程。

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7年任讲师，1959年升为副教授，1962年任教授，1962年任教授，直至1969年离开哈佛进入尼克松政府任职。在哈佛期间，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建构，共发表了5部著作，分别是《核武器与外交》 （1957年）；《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年）；《重建的世界——拿破绽仑之后的欧洲：革命时代的保守主义政治》（1964年，此书实际是他的博士论文）；《麻烦的伙伴，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评价》（1965年）；《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1969年）。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深受欧洲哲学和历史经验的影响。在哲学和历史观上，他尊崇施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而在政治理念上，他成了梅特涅的信徒。

1969年1月，基辛格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此后直到1977年初福特总统下台为止，在长达8年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基辛格作为白宫的外交智囊和国务院首脑（1973年9月22日起兼任国务卿），参与制订美国外交政策，执掌外交大权，穿梭于世界各地，权倾朝野，名噪一时。全面推行以现实主义权力观为基调的、“均势”与“实力”相呼应的外交战略。退出公职之后，他成立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一面经商赚钱，一面纵论时政，既创造了个人年收入800万美元的高效益，又出版了6本新著其中最新的一本就是《大外交》。

顾涉馨，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谈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硕士，从事翻译二十年，译作数十册。近年主要作品有：《竞争大未来》《与成功有约》《反挫》。

林添贵，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历任企业高级主管，目前担任《自由时报》副总编辑，译作极丰，包括：《纽约时报》 《政商巨献》 《步步为赢》等等。

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第二章 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尔逊

第三章 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

第四章 欧洲协调

第五章 两大革命家

第六章 现实政治自食其果

第七章 步向毁灭德政治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第八章 卷入战争旋涡

第九章 外交新面貌

第十章 胜利者的困惑

第十一章 史特瑞斯曼与战败国的复兴

第十二章 假象破灭

第十三章 斯大林待价而沽

第十四章 苏德协议

第十五章 美国重回战场

第十六章 三种和平途径

第十七章 冷战开始

第十八章 遏制政策德成功与苦痛

第十九章 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第二十章 与共产党人的谈判：阿登纳，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

第二十一章 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

第二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欧洲的剧变

第二十三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柏林危机

第二十四章 西方联盟的概念：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第二十五章 越南：陷入泥淖，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第二十六章 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

第二十七章 越南：解脱，尼克松

第二十八章 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第二十九章 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与不满缓和者

第三十章 冷战的结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第三十一章 关于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