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斗争中，伴随大字报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是大辩论；在大辩论中，大字报又常常被用来作为辩论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现的大鸣、大放，于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被广泛使用。这样，人为地造成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和不稳定状态。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运动中的广泛使用，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派运动中却成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武器，并且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后，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当时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对大字报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报的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个创造神话的年代制造出一件又一件滑稽的事情来。

“大跃进”运动之后，大字报曾一度沉寂了好几年的时间。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后，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大字报的狂飙再次席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动乱的年代里，大字报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一桩又一桩冤案。个别人因为写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而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许多人则被大字报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所谓“文化大革命”，同“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局面不断加剧。事实证明，大字报看上去有利于揭露矛盾，实际上容易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当做篡党夺权的工具。以大字报为中心的“四大”，不但没有发扬民主，反而使民主与法制都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动乱。当年流行一句颇为自我安慰的话，叫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前半句很快实现，后半句却成了空中楼阁。当年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做“‘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乱了自己，其实是乱了敌人”。实际上，不论是“看起来”，还是“其实”都是地地道道地乱了自己，真正的敌人躲在旁边，他们才高兴中国大乱呢！

大字报表面上看来谁都可以使用，但事实绝非如此，且不说那些已被划出人民队伍之外的所谓“牛鬼蛇神”没有张贴大字报的权利，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看法，对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稍有不满，或对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新贵有些看不惯，但还是位列于人民内部的人，一旦把自己的看法、不满用大字报表达出来，顷刻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发配到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中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代表选出的堂堂国家主席，在受到诬陷的时候，贴出一份答辩的大字报，不是眨眼之间被撕成了碎片么？

大字报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不论哪一种功能，基本表现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实之词，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辩与反驳。所谓用大字报的方式开展大辩论，实则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语录开篇(当然是择其所需)，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大字报的恶性发展，而大字报的恶性发展，又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局面。

大字报所产生的各种消极作用，除了其本身这种形式不足取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它被用来发动政治运动，进行政治斗争，成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而这种政治运动，又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发动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大字报除了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外，很难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直接受命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更是他们打倒老一辈革命家，实现其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

大字报表面上是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利用群众，压制民主。大字报的盛行，与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刮“左”风是密不可分的。什么时候“左”病厉害，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行情猛涨；什么时候“左”的东西有所收敛，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萧条不景气。一部大字报兴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对中国的危害史。

诚然，在个别问题上，大字报发挥过积极作用，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也曾被人们利用来作为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武器。但是，大字报作为所谓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从总体上讲，其消极和破坏作用，要远远大过它的积极作用。

美术家朱宣咸当时创作的作品《大字报》，生动传递了那个特定时代的讯息。

到了1975年，大字报已成了强弩之末的时候，却被写进了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报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在1980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谭震林在书面发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报这种“大民主”的本质。他说：“‘四大’根本没有民主的意义，而是文革小组强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组需要打击谁，一夜之间满城大字报。受到大字报揭发、批判、打击的同志，个人任何辩论的大字报，不管写了几张，是贴不出去的。即使贴上了，也立即被别的大字报所覆盖。因此，不能说它是‘大民主’，不能说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四大”问题时，他指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这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个星期的会议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这些人大常委中，对“四大”的危害可谓有切身的体会，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委员们会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

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

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三、把“四大”写上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同取消“四大”，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决定。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文彻底消失了。

大字报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

美国中央情报局观察中国“文革”的聚光灯，首先照射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身上，毛泽东、周恩来是他们观察的主要对象。而毛泽东是核心人物，他的健康状况、行为动机，特别是他发动“文革”的目的，都是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焦点。

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的情报，主要是简短的情报信息电报，消息的来源则主要是在华外交官，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其中两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份是传闻毛泽东1966年4月初在上海做了喉癌手术，这样的小道消息很不确切，况且，波兰医生参与会诊似乎也不太可能；另一份是1967年3月2日关于毛泽东“老态龙钟”的情报信息电报，说毛泽东“渐老并很虚弱”，“已不能连贯地说话，并经常在说完一句话之前已找不到思路”。消息来源是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暂且不论情况是否属实，可以想见，美国的情报部门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取有关中国领导人状况的情报。

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看，他们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大多是捕风捉影和揣测，没有确实的证据，而他们关心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自然是关心中国政治舞台上权力斗争的展开。1967年9月8日，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对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报告认为周恩来需要格外重视。除了他的正式职能外，周恩来也在大字报中被描绘成“‘文革’首席执行官”，他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劝说造反派接受引导、制定政策，调解各派系之间的争斗等等。但他同时也扮演着“‘文革’解困能手”的角色，如他曾多次亲自会见众多的来自各省的代表，调解各派系的纷争，并且签署了一些中央委员会支持或批评各省领导人的决定或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