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一书讲述的很多故事属寓言性质。寓言主要用来说明道理，故事本身却不可以太当真。

大寨村，就位于愚公当年曾试图迁移过的太行山的深处。而大寨人所做的事情，竟真的与愚公移山相似。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城东南5公里的虎头山下，地处太行山腹地，平均海拔1000米，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全村现有居民约220户，500多口人。

关于大寨村的形成，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只能根据传说推测。相传在北宋年间，宋军为抵御金兵，曾派兵把守距如今的大寨东北方约5公里的虹桥关，大寨就是宋军的一个驻军营寨。据说当时守军建有两个营寨，大的叫大寨，小的叫小寨。这便是大寨村名的由来。据当地人讲，小寨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存在，但住户已经很少，再后来就没有了。

山西自古战事多，因此叫“关”、“堡”、“寨”的地方也就多。在山西，有名的大寨就有两个，除了昔阳县的大寨，榆社县也有一个叫大寨的地方，一度也较有名。因为那里也出过一个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叫张志全。还在1950年，张志全就成了全国劳模，而陈永贵当时还少有人知。

昔阳县的大寨村位于虎头山的一个坡面上，村中间是一条沟。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夕，全村有约800亩耕地，64户人家，190多口人。这些耕地如果平均占有的话，每户约合10多亩。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按照大寨展览馆提供的数字，当时全村约800亩土地，有60%，也就是大约480亩为1户地主和3户富农所占有；另有22%，即170多亩为12户中农所占有；而其余48户贫农、下中农一共才占有不到150亩耕地。太行山区的耕地十分贫瘠，生产条件又极为简陋，粮食产量很低。1亩地1年能收获70公斤粮食就算不错了。广大农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大寨人说他们过去有三穷、五多。三穷是：人穷，地穷，村子穷；五多是：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后来使大寨闻名天下的陈永贵，他的母亲和姐姐就被卖掉，而他的父亲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就是上吊寻死的。由于人穷，大寨村的住宅也十分简陋。人们多在山沟的两边土坡上挖土窑居住。只有少数有钱的人家盖得起砖房或用石头垒起窑洞。

大寨穷也没有穷出名来，因为太行山深处的乡村普遍很穷，大寨并非特殊。

大寨村之所以名闻天下，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村里出了个陈永贵。在他的领导下，大寨村民自力更生、战天斗地、艰苦创业，重新安排家乡的山河面貌，从而引起了世人的景仰。而在陈永贵之前，大寨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印记。民国年间编修《昔阳县志》，尽管大寨距县城只有5公里， 但由于“无可道也”，县志竟连大寨的村名都不记载。

昔阳在1940年被日本人占领，成了沦陷区。不过在当时，凡有日本军队的地方，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太行山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斗争的重点区域，除了正规军，还有许多抗日游击队。当时在昔阳一带活动的就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营。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斗争中发展壮大，也教育了广大生活在太行山区的老百姓。

1945年8月，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昔阳县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大寨的贫苦农民盼来了翻身解放的一天。在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中，大寨35户贫农和下中农分得了土地400多亩、房屋41间、窑洞32眼，还分得了一些牲畜和生产工具。 第二年，大寨贫苦农民贾承福、贾承财、贾进财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寨村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开始，他们被编入邻村武家坪的党支部。1947年，便在大寨正式建立了党支部，贾进财为首任党支部书记。

村坐落在虎头山下，层层土地在山坡上挂着，旧社会人们常常形容为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三天没雨苗发黄，下场急雨地冲光，地里土肥地边流，冲走肥土剩石头，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最后得到的还是饥饿，所以当时大寨有四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扛长工打短工的多、外出逃荒的多。大寨在1945年解放，1946年组织了互助组，1947年建立了党组织，1953年办合作社。

合作社时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以及贾进才、贾承让、梁便良、宋立英等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组织广大群众，走集体化的道路，首先向群山恶水展开宣战。制定出十年造地规划，他们就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的苦干，河沟造良田，山坡造梯田，花去了十年的工夫，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稳产海绵田。不仅解决了大寨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每年上交国家20多万斤余粮。

1963年，大寨遭受了一场对村民毁灭性的洪涝灾害。灾后上级领导慰问大寨人，并送来了钱、粮、物资，大寨人没有收下，给国家退回去了，并说：“遭灾地方很多，如果都依靠国家救济，国家的钱财从哪来呢？”党支部当即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钱、粮、物资，交售国家粮食不能少、群众分红不能少、社员口粮不能少”。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开展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热潮。我们日战大寨田夜战新农村，花费了五年工夫，一个崭新的大寨，展现于人们面前。

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是改造大寨的基本方针。在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植树造林1000多亩，整修良田800多亩，修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容水10000多立方，盘山水渠28华里，铺设地下水管道30000多米，旱地灌溉面积达400亩，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

大寨人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表彰，1964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大寨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周总理曾三次陪同外国元首视察大寨，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120多位老一辈领导人莅临大寨。国际国内客人在十五年内到大寨的人数达1000万人次。大寨人把鼓励和鞭策变为动力，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工作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寨村形势和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1983年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八十年代后期，大寨开始尝试发展乡镇企业，建起了煤矿、化工厂等小型企业。期间，农民放开手脚，个体经营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养鹿、养猪、养羊，做豆腐、汽车、拖拉机跑运输，经商等专业户相继涌现。多种经济成份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格局。

九十年代，是大寨大胆改革，锐意进取的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起了大寨人的志，壮了大寨人的胆，使大寨人深刻认识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哲理，使有艰苦奋斗传统法宝的老典型再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大寨党支部的带领下，解放思想，学习全国先进农村的经验，规划大寨新发展蓝图。九二年全村每户出一人，组织了140多人到河北省先进农村参观学习，而后又多次组织干部到外省外地学习，通过数次实地学习考察，给大寨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农业稳步发展，工、副、商贸业拔地而起。92年成立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引项目、引人材、引资金建起了年产10万吨的水泥公司，粮食转换的酒业公司、制衣公司、煤炭发运站、煤矿、毛衣厂、贸易公司、吃住行一体化的森林公园。十个企业年收入9050多万元，1999年-2000年，年上缴国家税收分别为300、350万元，上交提留资金年300多万元，人均上交国家1万多元。

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营体制是大寨经济发展的一大要素，过去几百口人都从事一项工作--农业。土地虽然已分给群众，三十年不变，但是为了节省人力、物力，合理调整劳动力的使用，集体为群众提供了五统一，即：统一实施新品种试验和新技术推广；统一购买种子、化肥；统一实施机耕、机播、秸秆还田；统一实施水利灌溉和水利实施的应用；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由于强化了集体统一经营职能，农民的负担减轻了，百分之九十的劳动力从事了工、副业，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从88年人均180元上升到2001年的3910元，收入的增加带来了大寨人各方面变迁。

随着集体实力的增强，农民生活实现了三有三不。三有是：小有教（从幼儿到小学免费上学）；老有靠（实行了养老保险金制度，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到60元，70岁以上月领100元，共产党员月领150元，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战的月领120元）；考有奖（凡考入大学、大专、中专的学生集体年发给奖学金，本科大学生年1000元；专科大学生年800元；中专生年500元）。“三不“是：吃水不用吊（自来水）、运输不用挑（汽车、拖拉机）、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站服务上门）。大寨人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设施和建设环境方面的改造是同步进行的，93年投资80多万元建起了三层楼的新办学校，改变了教学环境，94年投资120万元修筑了3.8华里的盘山公路，硬化了路面街道。96年投资160万元打深井引水，井深742米，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吃淡水的问题。95年开始建设大寨森林公园共投资1000多万元，内有周恩来纪念亭、郭沫若墓碑、展览馆、农民文化艺术馆、陈永贵墓地等景点，植树造林，种植花卉1000多亩，不仅发展了旅游事业，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寨的生态环境。2000年投资207万元，修筑了一座能蓄水6万方的水库，可灌溉大寨的600亩良田。

在狠抓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寨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经常组织干部群众学习邓小平理论，开展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法制的教育，进行优良传统的教育及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班，如：农广校、农科教、法制教、经营管理、营销出销、外语学习等，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实力。

大寨的党风好，民风正，无邪恶、邪教，党支部连年受到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的表彰。1995年1月，被山西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7月1日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同年6月6日，中共山西省委命名为”先进基层党组织、红旗基层党组织”；1999年9月，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2001年7月1日被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先进基层党总支”。

2020年5月，入选“2020中国百佳避暑康养金地标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