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正处于紧要关头，罗荣桓投笔从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我军最早的七个党代表之一。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罗荣桓与毛泽东结下深厚情谊。为把农军改造为一支革命军，罗荣桓公开放走了三名开小差的逃兵，遭到副连长张明、师长余洒度的指责。三湾改编后，罗荣桓顶着压力和风险，带头实践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纲领，同蔓延在部队的旧军阀思想进行较量，在思想上、观念上对农军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由于受党内错误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受到了排挤，罗荣桓也遭株连，悲愤交加的罗荣桓与红军指战员联名上书“请毛泽东回来领导工作”。共同的革命理念将毛泽东和罗荣桓紧紧系在了一起。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时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赴抗日前线离别延安时，将自己的一枚救命银元交给妻子林月琴，叮嘱她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做护身符。在残酷的山东战场，罗荣桓受命与危难之际，相继出任115师政委，及山东党、政、军最高领导。面对山东根据地进行的“肃托”运动，500多名革命将士被关被杀，他夜驰湖西，抢在屠刀落下前解救了300多名抗日将士。在残酷的山东抗日战场，他带领山东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历经留田突围、陆房战役、大战梁山、天宝山战役等，粉碎了日伪“铁壁合围”等一次又一次大扫荡，使山东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正规军发展到20万，民兵发展到50万，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连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