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西部高原走廊，它是青藏高原与内蒙古腾格里沙漠交汇而成的千里长廊，西接吐鲁番盆地，自古以来为著名的边塞之一。河西走廊是青藏高原——祁连山一脉的雪水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形成的一块块条形绿洲。起先，它是青藏高原牧人的大牧场；后来，因为土地肥沃，汉人迁来种地，形成著名的农业区——西部的大粮仓。

随着祁连山雪线的降低或渐趋消失、沙漠的扩张，绿洲在逐渐缩小；随着该土地上人口的急剧膨胀，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开始向高原、沙漠腹地放牧、狩猎。他们上山大规模捕杀动物，深入到沙漠腹地打狼、打兔、猎鹰，大漠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昔日靠“山芋米拌面”充饥者为鼠灾所害。原本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暴力关系。

创作过程

《大漠祭》几易其稿，草字百万，拉拉杂杂，作者从1988年—2000年，创作了12年。

《大漠祭》由此展示出了文明现代正在上演的自然与人的悲喜剧：沙漠正在吞噬村庄，人狼对峙，人与人为生存之水械斗。雪漠细致地描写西部：从极其脆弱的西部的人与自然构成的暴力关系出发，深刻地领悟人与自然这一人类命题。

《大漠祭》的背景是腾格里大沙漠，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沙漠腹地顽强生存着的山民。他们是一群远离现代文明的极普通的农民，作者以艺术化的建构手法，在广袤雄浑的大漠中，筑起了一个生存的“城堡” 。

憨头的勤劳、诚实、憨厚的品性是所有善良乡民的缩影，这一形象源于作者的弟弟。作者的弟弟具有憨头的一切优点。面对生存，面对生活的无边苦海，憨头以坚毅的韧性与病痛对抗。

雪漠创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西部猎人、牧人和农民等这些边缘人的艺术典型，勾画了西部人的精神灵魂。他以西部农村生活的逼真描述，揭示出西部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悄悄发生的那些细致而坚硬的变化。对于由于历史实践、边远地域、贫穷及观念造成的西部之痛，对于弥漫于西部的怀旧与无可奈何的复杂时代情绪的反映，显示出雪漠现实主义小说新的精神向度。

雪漠的确在小小的河西走廊，关注着一个巨大的人类命题。西部是一个与生命绝境与死亡紧密联系的地方。雪漠说：“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那死亡的声音，就大于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唢呐声、嚎哭着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讯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哀叹着亦变成了被叹者。”雪漠书写的就是这个苦寒死亡之海的死亡叹息。西部老百姓的偷猎、种地、吃饭、偷情、换亲、吵架、得病看病与悲叹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雪漠真实地书写了正在变化着的西部。

老顺

老顺既是老实的农民，又是一个六口之家的大家长。在土地上耕耘收获的同时还要操心一家人的衣食冷暖和婚姻前途。

生活在大漠边缘的老顺，远离文明和喧嚣，一直承受着贫困生活的煎熬，为补贴家用，他经常历尽辛苦深人大漠去捕猎；儿子憨头得了绝症，他麻木自己的感情，接受苦难；女儿兰兰因换亲婚姻而不幸，他只能以“信命吧”予以安慰。

他热爱家庭但永远力不从心，“公家”压在他身上的沉重负担，使他心怀不满却只能默默承受。他的人生信条是：“老天爷给个啥，我就能受个啥，它能给，我就能受。”老顺这种对于苦难的超乎常人的忍耐力。

老顺敢于揭露村民的不法行为，固守着做人的良心。他无比依恋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与许多动、植物心脉相通。他痛恨年轻人对道德伦理的践踏与悖弃，以自己弱小的力量进行着有限的反抗。二儿子猛子与双福媳妇的偷情，几乎击挎了他的精神：“他骂猛子是畜生，并狠狠地扇了猛子几个耳光，接着，他又扇自己的脸，痛哭出声。”

在老顺身上，流淌着和谐的人性美和强烈的正义感。老顺异常迷信与无知，他家的猪得病死了，为求“神喜”、“平安”，他虔诚地祈祷祭祀。儿子憨失医治无望，他去卦摊算命，以避灾祸。女婿白福认定女儿为白狐所变，他予以默认，致使引弟冻死在大漠之中。老顺性格的重要质素是“听天山命”。

莹儿

莹儿，农村少妇，她聪明漂亮，性格温柔，善解人意，甘心任凭命运的摆布，对婚姻的不幸（转转亲）、生活的困顿，都能平静地对待，但当灵官闯人她的感情领地时，却一改平时的矫羞腼腆、文静内向，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大胆地与小叔子灵官相恋相爱，如胶似漆，尽管这“偷情”式的恋爱有悖传统道德规范，她也在所不惜，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最纯洁最神圣的。是灵官开启了她的感情闸门，使她尝到了爱情的甜蜜，体验到做女人的幸福和欢娱。

月儿

月儿，年轻、漂亮，富有生活的激情，对未来充满信心。

《大漠祭》主题思想：以饱蕴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来面对生存与自我救赎

西部独特的地理风貌孕育出西部独有的人种和独立的文化形态。在这块土地上，高、险、奇的西部特征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西部社会的主要矛盾。生存始终是摆在西部人面前最大的难题；生存意识始终是西部人难以摆脱的情结。雪漠以其厚重的西部情结、西部人文关怀精神，绵密工整地为读者营构了一个西部特有的人文世界——栖居的大漠。在西部，最容易使人进入极限体验。生存与死亡的本能可以不通过任何中介因素和升华而直接地呈现出来，人始终处在大限的边缘上。这使西部人拥有了罕见的生存能力和强悍、豁达的心理承载能力。主人公老顺每次走入大漠，放鹰抓兔子的激动、喜悦和孟八爷进入大漠腹地打狐狸的神采飞扬劲儿，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注脚。生存境遇的恶劣和死亡之神的经常性触摸，造就了西部人博大、强悍、勇武的禀性。这种特别的人性质地和西部地形的奇峻，又使西部人在生存过程中显得乐观、浪漫、独立、坚忍而又自足，内在的苦难与坚忍常常表现为外在的乐观和浪漫。《大漠祭》中的人物群像所表现出的风采，以鲜活的艺术化形象，诠释着西部独特的精神。

生存意识：构筑西部精神的基石

在西部，人与自然的关系持久激化，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亲近、友善，因而西部是一块流溢着火热情义的土地。在西部人的粗暴、冷酷的后面，往往隐藏的是强烈的温情和爱恋。西部亘古如斯的戈壁大漠的寥廓与寂静，同西部地域环境所保持的广袤、本真、神秘, 乃至原始自然的特征，与人类的生存本性达成对应或同构。孟八爷、花球、灵官进入沙湾打狐狸，花球与拾发菜姑娘的野合，孟八爷与红脸汉子狐狸之谊，乡民们为瘸五爷的慷慨解囊，这些动人故事共同营构着西部的童话。

在中国西部，贫穷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农民普遍贫穷。穷的直接后果，就是缺医少药。西部人无法摆脱这苦难的天命。因为贫穷，造成了许多年青人的终生不幸，兰兰和莹儿的互相换亲就是例证。农村中像这样为了成全兄弟的学业、婚姻而牺牲自己青春和终生幸福的姑娘，恐怕为数不少。聪颖、活泼而又富有思想追求的莹儿，却与老实木讷、憨憨傻傻的憨头结为夫妻。这也就注定了莹儿与灵官背叛纲常、偷情寻欢的悲剧命运。

然而，和贫穷相伴而生的往往还有愚昧。因为穷而上不起学，接受不了教育，最终造成这些人的迷信、愚昧， 以至酿成人间惨剧。一个活泼伶俐的小女孩，竟平白无故地死于她愚昧的父亲之手。这是西部的悲剧，西部特有的悲剧。

在西部，因土地的贫瘠蛮荒而更贴近自然，因环境的恶劣而生命力更为强大，因生存的艰难而精神的状态更为虔诚，因生命的极限体验而更为豁达、浪漫，因人与自然的直接对峙而民风民情更为淳厚、质朴，因群峰大漠的绵延起伏而性情更为刚烈、突兀。这便是西部的精魂，西部人的精神形态，文本世界的内涵所在。

西部精神：诗意生存的文化之维

西部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某种自然观为轴心双向展开的生命现象。西部精神的发生是以某种自然观的确立为前提的，因为西部精神归根到底是从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中滋生出来的。人在自然精神的沐浴和洗礼中，烙上西部精神的印痕，呈现出博大豪迈的独特风度。

在西部，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显著、最严峻，自然神话向主体性神话的转化是西部人生命发展的必然过程，是西部人强大生命力和自强自救的依存所在。

主体性神话构成西部人勇武强悍、乐观自信、坚忍不拔、开拓达观的精神品格。自然性神话则导致西部人主体精神的失落和对肉体存在的满足，从而形成西部人性格中对土地、对人的依附性。脆弱卑微、自私自利、苦难意识、封闭守旧，成为西部人精神品格的另一极。

主体性神话和自然神话是西部人精神的两极。这两极同时在西部人的精神性格中相互对抗、相互认同、达成理性的一致。《大漠祭》的世界是西部人的世界，西部人的世界充满西部的精神气儿。

作者以近乎迷恋的姿态去极力描绘这一原本苦难的生存世界。西部大漠被上升到人类生存的背景意义上，凸现出人与生存抗争的力量与壮美，给人一种在生存之旅艰难跋涉的沉重感、悲壮感。

人类的生命精神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抗。作家在沉重地咀嚼着苦难的经历过程中，于苦难的深渊里获取了歌吟的灵魂，创造了具有较高审美层次的“大漠世界” 。悲剧的人生历程渗透到文本世界，凝固成“生命的独特风格” 。他往往将西部深刻的体验和顿悟以具体独特的内在形象赤裸裸地呈现于文本之中，透露出恢宏、沉雄与苍凉之感，形成了博大浑厚、自由洒脱的美学风格。在文本世界中着意营造的西部意象，既包涵着一种中国人在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西部世界的丰富的审美意趣。

老顺、莹儿等乡民的灵魂烙上了自然性神话的鲜明印迹。灵官是作者的美好寄托和理想化身，灵官的最终出走寄予着作家良好的期盼。这是主体性神话向自然性神话的彻底决裂，是对“诗意的生存”的绝望和背叛。灵官是新生代乡民的代表，灵官的希望无疑是乡民们未来的希望。“诗意的生存”背后，涌动着不安的灵魂。

生存状态：文本世界的理性审视

《大漠祭》的独特价值在于从生存及生存意识与西部精神的视角观照和洞悉乡土世界，并试图以此为基点，体验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现实情绪状态。在那大漠的世界里，人的本真天性和作为这种天性的存在方式的天籁语言，与大自然的跃动进入最高的和谐；在西部的天地里，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进入最佳临界状态。灵官与莹儿的每一次“欢悦”，都使灵官的愧疚感更加强烈，莹儿也有伦理割伤的隐隐之痛。但是爱与欲的燃烧使他们无法理智，人的自然天性趋向了初始状态。双福女人与猛子的“孟浪”之举，凸显出女人情爱渴望的大胆与率真；猛子的拘谨与怯懦在对照中则折射出生存的软弱。生存成为人们无法直面的惨淡现实。人性的弱点在现实的挤压下，开出凄婉的恶之花。人的自然生命同社会生命在对抗中趋向统一。

叙事特点

无情节或淡化情节：

在《大漠祭》中，没有中心事件，更没有英雄人物，有的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琐事驯兔鹰、捉野兔、吃山芋、喧谎儿、打狐狸、劳作、偷情、捉鬼、祭神、发丧等，情节很简单。作家常常截取一两个生活片段或一段对话来叙说表达人物的性格与情感，重在展示生活场景或刻画细节，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形成无情节或淡化情节的叙事技巧。这种手法是通过淡化传统意义的情节而实现的主要依赖于突出人物的意识活动、选用特定的叙述技巧和叙述语式、营造阴郁低沉的艺术氛围等手法。作者凭借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在作品中赋予了真挚而深厚的感情，故所写的事虽然是琐事，所写的人虽然是普通农民，读来却依然能吸引人。

人物再现法：

“人物再现法”又称人物复现法。是巴尔扎克艺术上的独创。就是将同一个人物，让他在不同作品中连续出现。每出现一次，就展示其性格的一个侧面，最后，将这些作品情节贯穿起来，就形成了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从多角度、多层次再现人物性格的全部。

文本中的主要人物自始至终地贯穿在三部小说中，他们的思想、经历甚至一些人的一生都得到了完整的叙述，比如月儿，在《大漠祭》中，她年轻、漂亮，富有生活的激情，对未来充满信心。“说真的，我真想干个啥，卖个服装，或是干个别的，总不能在乡里窝一辈子。”

在《大漠祭》中，面对贫穷、疾病、赋税等等困绕他们生存的种种现状，这些手无寸铁、一无所有的农民选择了逃避，选择了认命。他们不知道也不去积极寻找贫穷的根源，在实在生存不下去的时候，只有找神婆攘灾，经济的落后导致了他们的观念的愚昧，反之，愚昧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生活的贫穷。

语言叙述

《大漠祭》作品，语言鲜活，有质感，既形象又幽默，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词妙句。对大漠及其生存相的描绘是其特色。可随手拎出这样的句子：“风最猛的时候，太阳就瘦，小，惨白，在风中瑟缩。满天黄沙，沙粒都疯了，成一支支箭，射到肌肤上，死痛。空中弥漫着很稠的土，呼吸一阵，肺便如浆了似难受”。

1、以乡野粗语与古典遗韵形成的独特的凉州方言为特征的人物语言营造了鲜活、生动的审美意味和“陌生化”效果。清澈明丽的叙事人语言形成了丰美的审美境界。该作品之所以引人人胜，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人物语言的鲜活、生动，以及独特的西部凉州方言，当然还有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乡野粗语。

老顺吼道：“我把你个驴日的，你啥都是早知道，你既然知道它进林子，你放鹰干啥？

放鹰干喑啥？好，你放了，你寻去，寻去！寻不着，老子饶不了你。”

猛子也带了气，“饶不了，你还吃了我？鹰又不是我的儿子，我老它走东，它不敢西。

你凭啥骂我？一张嘴就驴日的驴日的，我到要问问我妈，我是哪个驴日的？”

“你犟嘴，驴撵的。”老顺把烟锅一扔，跳下炕，脱下一只鞋，扑向猛子。莹儿撕猛子一把，示意他出击。“就不出去，看他吃了我。”猛子的脸憋得紫红，一脸横气，豁出去似的了，“你不喊放，我放哩吗？啥都你有理了？你吃人哩？你有本事把我囫囵吃上扁拉下来！”

“驴日的，驴日的。”老顺圆睁了眼，一扑一张的。”翎毛儿干了，翅膀儿硬了，是不是？”他吼叫着，把手中的鞋扔了出去。鞋重重地击在门上。猛子拾了，一扬手，鞋子飞上了房。

这段发生在老顺父子间的争执，几乎是人们熟悉的凉州农村常用的口语，不单使人物对话具有鲜明的乡野色彩，而且极具动作性和个性化，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使老顺蛮横、猛子倔强的性格特征活灵活现。作品中的人物语言，贯穿始终的是农民日常使用的口语。“香到脑子里去了”，“提起萝儿斗动弹”，“乱麻扯了鸡脖子”，“驴肚子马绊肠”，“斤里不添两里添“，“三天不吃山芋米拌面，心里就干焦干焦的”等等。这些农民常挂在嘴边的、俗而又俗的话在作品中的恰当地运用，体现了群众语言的生动鲜活与语言能力。特别是描绘一群人喧谎儿、吵架、吃饭时的语言，那一串串奔涌而来的连珠妙语，更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与人物语言相映衬的是作品中的叙事人话语。如果作品的语言只停留在绘声绘色的描摹人物语言的层面上，那显然是不够的。作品的叙事人语言明丽清澈又不失厚重之感。在写景状物方面，充溢着西北沙漠边缘地带固有的苍凉之美：

兔鹰来的时候，是白露前后。漠黄了，草长了，兔儿正肥。焦臊了一夏的兔鹰便飞下了祁连山，飞向这个叫腾格里的大沙漠。

老顺就在大沙河里支好了他的网。

网用细线绾成，三面，插成鼎立的三足，拴一个做诱饵的鸽子。因兔儿日渐狡猾而饥肠辘辘的兔鹰便一头扎迸了网。

兔鹰长着千里眼，看不见眼前的三尺网。

沿着村边的小道东行三日，便可进入浩翰的大潢腹地，每年秋收完毕，沙湾的汉子便拾掇停当牵着骆驼去沙窝深处续自己还没做醒的梦。沙窝里到处是残梦一样的枯黄色，到处是数十丈高的沙岭。游峰回旋，垅条纵横，纷乱错落，却又脉络分明。驼行沙岭间，如小舟在海中颠簸。阳光洱在沙上，沙岭便在滚动闪烁，怒涛般卷向天边。正是漠黄草白的秋末。

灵官们动身时，天灰蒙蒙的。日也不亮，像个绿大的乒乓球浮在空中，把天空分成了明暗两部分。球上面乌沉沉如浓烟滚，球下面白澄澄似灰粒飞。行不多久，天便开始吹丝儿风。渐渐地，风就大起来，啸叫的沙砾不停地扑打人的面孔。驼铃和风声交织在一起，飘向浩浩的沙洼。身前身后的沙砾土末像雾一样把他们朦朦胧胧罩起来。但人驼融成的黑点却依旧满怀着希望滚入猎猎的风中。

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在于把独特的凉州方言和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文学语言巧妙的结合起来，不仅使人物性格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形象地写出了西部沙漠边缘地带的人文地理景观所特有的风貌，同时形成了话语形式上的“陌生化”效果。陌生化的语言是避开普通语言，在人们阅读时具有阻拒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可能不合语法，打破了语言的常规以及运用这种语言所营造的西部沙漠边缘地带独特的风土人情典型环境，惟其如此，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增加读者感知的难度，延长感知的时间，提供审美创造的广阔空间，从而获得较强的审美效果。

2、在总体上，语言叙述呈现出短句子语言结构形式，不仅是人物语言，而且叙述人语言都采用了大量的短句子。这种短句子活泼跳跃，充满动感，和人物涌动的生命力共同建构作品，大气磅礴，激情澎湃，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审美艺术力量。

词语意象

“花儿”

“花儿”是流传在中国西北部甘、青、宁三省（区）的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蒙等民族中共创共享的民歌，产生于明代初年（公元1368年前后）。因歌词中把女性比喻为花朵而得名。它用汉语演唱，在音乐上受羌、藏、汉、土以及穆斯林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花儿是土地上的声音，它载送着黄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源源不断，绵绵流淌，被誉为“大西北之魂”。《大漠祭》中的“花儿”如同西部农村女性的精神寄托，它凝结着西部农村女性对人生特殊而又深刻的体悟。花儿如诗，西部农村女性如酒，那种感觉如痴如醉，刻骨铭心。

1、“花儿”是歌，唱出西部农村女性的豪迈

西部农村可以说是“贫瘠”、“荒凉”的代名词，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然而，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西部农村女性养儿育女，相夫教子，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西部精神。她们勤劳、善良、任劳任怨、不畏艰辛。《大漠祭》中，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大漠深处都回响着西部女性唱出的荡气回肠的“花儿”。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家庭模式，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更多的妇女参加到社会劳动中来，然而在这种看似平等的模式表面，隐藏着更多女性的艰辛。更多的妇女不仅要处理好繁杂的家务事，照顾孩子、丈夫，更多的还要参加到农田劳作中，实际上女人干的活要比男人多很多，可以说是家庭的主要劳动支柱，但她们从来不抱怨，不消沉。她们还会开玩笑，会打情骂俏，累了就唱唱“花儿”，让整个家庭其乐融融。在西部，女人确实能顶半边天，她们用自己一双勤劳的双手，一腔赤诚追求着生活的幸福。她们勤勤恳恳、起早贪黑，做饭、平地、种地、到大漠里打柴草、驮盐、放羊，男人做的她们都会做，甚至比男人还能干。莹儿、兰兰，本来有着女儿家美好的梦想，可为了哥哥，为了父母，为了这个家，她们默默地承担了换亲这样在现在看来荒谬的人生命运；双福女人，敢于违背封建礼教大胆地去偷情，而当被发现时，也会站起来勇敢地承担责任，保护猛子。“花儿”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犷、淳朴，这正是西部农村女性品质。正如灵官所说“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就这么个唱法。”

2、“花儿”如诗，唱出西部农村女性的温婉

西部虽然落后、苍凉，但西部农村的女性却有着美好的梦，她们有情有义，如水如茶，她们如贫困、闭塞、死寂中的一缕烛光。在灵官眼里，莹儿是一个清清凉凉的梦，莹儿说话很轻很柔，她美丽、聪明又善解人意，全身透着轻盈，跟她在一起，满是销魂的幸福。莹儿“至柔至美”的水性，虽被生活所压抑，“但一遇到适当的机会马上就会蔓延开来。”而“花儿”则是莹儿发自内心的吟唱，通过花儿，灵官可以陶醉于这“花儿仙子”心灵的花园，那些简单又热烈的优美语句，动人的情景不禁使灵官与其心心相映，同喜同悲，那唯美的感伤，以其特有的魅力，令人入骨蚀心。每当莹儿唱起花儿，我们就能触摸到女儿家一颗柔软而又炽热的心。

“花儿”中对爱情的表达，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十分直率而热烈，是火辣辣的内心坦露，是没有遮拦的真情表白。然而，它所表现追求的热忱、相爱的欢乐、别离的悲伤、思念的殷切、相逢的甜蜜时，又是多么的极尽其曲折和复杂，更有很多微妙。莹儿对灵官的第一次表白就如太阳般炽热，“把他身上的水气全烤干了”，“白杨的木头杏木的心/扯坏了两连锯子/阿哥没有维我的心/枉费了尕妹的意思。”句句都激荡着灵官的心。每当莹儿跟灵官幸福地在一起时，花儿就是他们爱的最好的见证，莹儿的笑、莹儿的哭，莹儿的爱，莹儿的恨都深深地融入这美妙的花儿之中，“她相信，她和灵官的感情是世界上最圣洁的感情，是无与伦比的，是超越世俗的，是任何人不能比拟的。”而最后，当灵官消失在人群中，唯有“花儿”寄托着她刻骨的思念和一片痴情，“昼明夜黑，她总是傻呆呆坐着，总是哼一首沙湾人都会唱的花儿——杠木的扁担闪折了/清水呀落了地了/把我的身子染黑了/你走了阔敞的路了。”

西部农村的每个女子都有着这样的温婉柔情，她们都曾走过青春岁月。兰兰开朗活泼、爱笑又知足，怀揣着少女的梦想和憧憬，就是在换亲时，她也才只哭了一夜，不是她没心没肺，而是她心如美玉般善良无瑕；月儿有梦，月儿青春、美丽；双福女人性情热烈而又直爽真诚；凤香、花球媳妇、老顺老伴等这一系列的女人，在她们的人生中，女儿的梦、女儿的青春都曾来过。

3、“花儿”如酒，唱出西部女性的悲苦

“花儿”是黄土文化的积淀，是西北人世世代代的苦难凝成的歌。贫瘠、恶劣的自然环境无疑带给西部农民更多的就是心灵的灾难和无情的伤害。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农民社会负担更加沉重，现实的残酷，知识和技能的缺乏，一系列的苦难无情地打压着久经沧桑的西部农民。而西部的女性，除了这些，她们还要承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与折磨，在男权社会，她们更是没有一点点地位。她们一出生就决定了悲苦的命运。女儿家在这个闭塞的社会就本不受欢迎，因为是女儿，她们一生下来或直接被结束，“魏没手子”的女儿一出生就被弄死，而引弟，那么善良懂事，那么晶莹剔透的一个小姑娘，就因为一个荒唐至极的“克弟弟”的说法而被亲生父亲活活地冻死在狼群出没的荒郊野外，临了孩子走时，还一直傻傻地等着爸爸来接她，这怎么又能不让人肝肠寸断，不让人彻骨地心痛。在西部农村，女人生来就带着莫须有的罪名，打井塌了，是因为女人们“身子脏上了井”；得不了儿子是因为女人“命克”，是因为女人不争气；丈夫死了是因为女人命“冲”。

4、“花儿”如火，唱出西部女性的坚韧

西部农村女性的命运是悲苦的，然而，她们又是被压不跨的，恶劣的环境反而造就了她们坚忍不拔的意志，就如这千年传唱的“花儿”，“到死也这么个唱法”。《大漠祭》中，西部农村的女儿们，她们没有抱怨，她们爱笑，笑声爽朗；她们“不能”有爱情，但不代表她们不向往不体味爱情，她们敢爱敢恨，敢去偷情，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敢为自己的心上人唱“花儿”，她们有爱，但她们爱得不猥琐；她们爱“忘记”，眼前的一点点小幸福都可以让她们快乐忘情地笑；她们又如同大漠里顽强生长的胡杨，生活再苦再累，她们也会坚强地走下去，没有水洗脸，她们可以用唾沫；没有吃的，她们可以去大漠里找；儿子病重，没钱治疗，她们可以虔诚地向神灵祈祷。生活的折磨并不能摧毁她们纯净的灵魂，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撑起这个家，有时她们甚至比男人更坚强，为了父母，为了儿女，她们必须坚强。她们也哭过，也呐喊过，然而哭过之后，还是坚强地面对。人生再苦再累，莹儿也会高唱着那只有灵官能懂的凄婉的“花儿”。

《大漠祭》真正感动人们的，是得之于对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挖掘。它承继了我国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包融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它不回避什么，包括不回避农民负担问题和大西北的贫困现状。它的审美根据是写出了生存的真实甚至是严峻的真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真正激人奋进的作用。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

《大漠祭》的深层意蕴中还隐含着这个古老民族生命意识苏醒中的文明自赎，它在人之生存的哲理深度上把现代文化意识开掘到一个新的历史层次。

——蔺春华（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雪漠，原名陈开红，1963年生于甘肃凉州。中国国家一级作家。曾获“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及“光明大手印”“心灵瑜伽”等系列作品多部。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