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的出版，极具颠覆传统的力量，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刘易斯第一次将批判的笔触伸向乡村，小说描写是如此真实可信，以逐层深入的情节表现了乡土观念的伪善、狭隘，最后是小镇的冷酷，从而打破了美国人心目中美好的乡村神话，强迫美国人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在《大街》中，辛克莱·刘易斯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娴熟的技巧对戈镇的丑陋的外表，小镇人们无聊的生活、思想狭隘，尤其是可怕的“乡村病毒”进行了无情地讽刺和抨击。必须指出的是，刘易斯的抨击是带普遍性的，戈镇只是整个国家的缩影，刘易斯在《大街》的前言中就已明确指出：

“我们故事中的小镇叫明尼苏达州戈弗草原镇。但它的大街却是各地大街的延伸。在俄亥俄或蒙大拿州、在堪萨斯州或肯塔基州或伊利诺斯州，恐怕都会碰上同样内容的故事，就是在纽约州或卡罗来纳山区，说不定也会听到跟它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故事。”

美国当时社会的教条化非常严重，所有的戒律和道德准则也都被教条化，如果想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下去，个人就必须抛弃他原有的价值观和处事态度，而必须被迫服从于这种一致性。在当时美国的许多小镇上，人们都把对周围环境的遵从当成是一种美德，因为只有遵从，才会让他们有一种同一性和安全感，而一旦离开这样的群体去生活或是去思考时，他们就会深深地感到不安，甚至是惶恐；而这种盲目的遵从，让人们丧失了独立思考和保持特色生活的本能，甚至连世间的真爱都变得言不由衷了，文中曾这样描述小镇的同一性：

“小镇周围的一切都那么单一而缺乏灵感；人们的言谈举止无不迟钝和呆滞，然而，为了得到镇子上的人们的尊敬，精神上就要受到严格的节制，这里的人们以愚昧无知为荣，凡是那些具有智力或是艺术素养的人，以及按照他们所说的‘自我炫耀博学’的人，都被视为自命不凡，或是道德出了问题的人，他们的观点也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到指责，于是，安于现状遵守规则，成了那里的人们唯一的选择。”

广义地说，“这是对整个美国及各地区普遍存在的生活方式所提起的诉状”。在小说中，当卡萝尔受不了这一切的时候，她选择了逃避，并最终去了华盛顿。在华盛顿，卡萝尔同儿子过了一段繁忙却又相对平静的日子，这段时间，她开始去思索自己过去在小镇的那段日子，当人们置身其中的时候，是很难看透生活的本质的，只有置身世外的时候，人们才会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卡萝尔开始回忆在小镇的的生活，当时的种种情景，看似荒谬却又那么合情合理，只是自己没有弄清小镇生活的本质，当她领悟到了这里的真谛的时候，卡萝尔最终又回到了戈弗草原，以前的她一点都不了解小镇，也一点都不了解戈弗草原，而当她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卡萝尔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对待小镇的一切了，小镇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变，只是她开始了解这个小镇，以致不想去改造它、改变它了。为此，刘易斯被誉为美国杰出的社会批评家。正如威帕所说：“到目前为止，刘易斯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作为社会现象的出现……刘易斯是美国社会最成功的批评家，因为他的抨击是公正的，而他自身即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大街》所揭示的深刻主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

这种敏锐的批判的背后，实际蕴涵着作者对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的思考；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刘易斯的作品最好地描绘了20年代的美国社会，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美国特色；刘易斯选择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刻来描写美国的小城镇，“大街”几乎成了美国社会保守生活的代名词，他的小说也因为生动地展现了美国的国民性格，从而给予欧洲人一个全新的美国人形象。刘易斯通过刻画戈镇小市民的种种丑态，淋漓尽致地对“乡村病毒”进行了抨击与批判，这也是美国各地城镇都有的陋风恶习。对于小说的评价集中反映了舆论界对刘易斯作品艺术成就的总体看法。在《大街》第十六章中，卡萝尔对盖伊·波罗克说：

“我想请你帮我一块儿琢磨琢磨。我觉得现在妇女们总是被黑暗团团围住。这到底是怎么搞的……请问我们究竟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到底需要什么呢……我觉得，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理智的生活。我们对单调乏味的工作、睡觉和死亡感到厌烦，我们也讨厌经常目睹仅仅有少数人才能成为个性鲜明的人……我们想得到一切，我们永远得不到，因此我们永远不会满足！”

卡萝尔正是表现了这一冲突的主题：“为自我实现而斗争”。作为刘易斯着力刻画的小说主人公，卡萝尔是一个令美国读者印象深刻的强有力的形象，因为她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刘易斯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的困惑。主人公所反叛的是美国虚伪的民族特性，反叛的是美国人奉为经典的教条，这一教条正如卡萝尔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要做一个美国的好公民，必须认同社会上盛行的每一个观点。文章同时也表现了刘易斯对摆脱了美国中产阶级固有价值观念之后的自由生活的深邃思考。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出来充当救世主的角色，更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得尽善尽美，可这看起来又有什么不对劲呢，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因为自己的些许不满，而去整天想着去改变这个世界。乐观积极地去看待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至少比胡思乱想地去想着改变这一切，更为实际可行。”

《大街》帮美国人认识了自己，也帮世界认识了美国人，更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刘易斯。这个天生就有着矛盾性格的人注定要在矛盾中挣扎一生。正如马克·肖勒在《刘易斯传》中评论的“……他喜欢他所鄙视的东西；在他的生活中，当他同很可能成为他揶揄对象的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最高兴了……他是现代美国文学中最糟糕的作家之一，但是，没有他的作品，我们就无法想象现代美国文学。这是因为，没有他的作品，我们几乎就没法想象自己……他使我们得以生动或独特地深入到对于我们自己的想象之中”。

在《大街》的创作中，刘易斯用隐喻性的空间意象来表现其颠覆“诗意化”乡村叙事的行为，戈镇是小说中刘易斯根据美国乡镇原型来塑造的一个乡镇代表，在以往的戈镇里“铁狗雕像”在乡镇市民心中有着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代表着传统、秩序及安定而经历了工业革命后的戈镇其象征标志发生了变化，“红色火车站”以一个“新神”的形象在戈镇民众心中扎根发芽。一开始，戈镇的人们对火车与铁路充满了抵触心理，认为它是用钢铁、橡木、砾石组成地怪物，因此火车站也只是戈镇中不起眼的建筑，只是一座矮小的红色房子。但是，自从铁路在戈镇开通后火车为人们带来了数量惊人的货物，充实了戈镇的商品累积，促进了戈镇的经济发展，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们依靠铁路与火车成为了令人羡慕的财主，同时也令戈镇的人们形成了崇拜个人财富的观念。于是，“红色火车站”便顺理成章成为戈镇人心目中的上帝与“新神”。刘易斯用反“诗意化”的乡村叙事手段来讽刺与批判还在幻想中的乡村叙事学派，面对历史进程带来的变故，他们试图沿袭“诗意化”乡村叙事来规避乡镇生活的演变，而刘易斯则用诙谐、犀利的笔锋来警醒这些作家们，包括美国社会所有的人们，面对现实并从美好憧憬中觉醒。

在现实乡镇生活中，刘易斯见证了市民们的种种丑态，于是他在《大街》上重塑了乡镇居民的思想、品行及精神。为了使其文字更有张力，刘易斯使用隐喻来表现小镇人们的自命不凡、平庸鄙俗及愚昧无知，如妇女读书会就是一个隐喻对象，这是一个由年轻少奶奶组成的一个名义文化团体，也是戈镇上流社会一个独特的代表。在这里汇集了许多自认为学识渊博、素养超凡、附庸风雅的年轻少奶奶们，她们会一本正经地探讨文学问题，如在研究英国诗歌时她们只花费了一会儿功夫就分析完了莎士比亚、拜伦、尼生、吉卜林，认为已经具备了“研究”成效，这样的文化研究和她们做家务一样简单、轻松，正如女主人公卡萝尔所说的那样“她们认为自己对于文化嘛，好像已经撒上了一把盐，腌过了，就像火腿一样可以挂起来啦”而这样的象征性研究行为便成为炫耀的资本。

《大街》是的成名作也是他文学创作的转折点。这部小说反响巨大，影响深远。辛克莱·刘易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犀利的笔锋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美国小镇的生活，改变了以往美国小镇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形象，揭露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体现了他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和深刻的思考。此外，小说《大街》也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它警醒人们要抵制诱惑、谦虚上进、敢于挑战与创新，同时也要预防文学与经济上出现“泡沫化”的虚假繁荣。

在现今这个开明的文化环境中，《大街》被许多文学者称之为“讽刺文学的杰作”，而刘易斯也被认为是美国首位敢于挑战传统美国文学的勇者，他毫无畏惧地颠覆美国文学所尊崇的“诗意化”乡村叙事，辛辣地揭示与嘲讽了当时美国乡镇生活与文化环境所存在的弊病。同时，刘易斯采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重塑了真实的美国乡镇及生活在乡镇上的市民，让所有美国人能够清醒地面对美国乡镇的现实变故，从幻想中醒悟。尽管因《大街》的创作使刘易斯备受美国批判学者的挖苦与讽刺，但《大街》的出现确确实实对美国文学发展的转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性。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于1885年2月7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索克萨特镇。父亲是乡村医生，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刘易斯自幼性格内向，勤于思考，酷爱狄更斯、司各特等人的文学作品，长于细心观察社会生活，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业余时间全在公共图书馆里看各种书籍，他从小还喜爱偷偷地记日记，把他对家乡古老小镇上的印象和见闻记录下来，这些对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