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历史，就是北人南迁史的缩影。据考证，客家人的先民有过6次大规模的南迁，分别是在秦朝、魏晋南北朝、唐末、南宋、明末清初及太平天国时期。南宋末年，客家人参加了抗元起义，失败后为逃避追捕，只得上山入林，形成了“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格局。而在19世纪中叶，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大批客家人逃往东南沿海一带，并进一步迁徙至东南亚、澳大利亚、南北美洲等地，开始了四海为“客”的生活。

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对中国人口的分布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天府之国”四川的复兴，便得益于此。

衰落的天府

中国官方的强制性移民，在三国时便已出现。明朝初年，政府的强制性移民，曾使中国的人口分布更为均匀。而在历代政策性移民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深远的，是元末明初以及清代进行的长期移民运动：湖广填四川。

四川在唐代位居全国经济文化的最前列。宋朝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23%左右的巴蜀地区，其财赋收入与供应的军粮却占了全国的1/3，时人因此有“蜀亡则宋亡”之叹。然而，南宋末年与元明时期的战乱，让巴蜀人民遭遇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浩劫。据官方统计，1668年成都只剩下7万人，整个四川省则仅余60万人左右。

湖广填四川

元末，红巾军中以湖北人为主体的明玉珍部率十多万军队入川，不少农民也随之入川，拉开了“湖广填四川”的序幕。到了明朝，政府也曾有意安排湖广移民入川。

真正的移民高潮出现于清代。鉴于四川的残破不堪，康熙皇帝颁布了《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下令从湘、鄂、赣、粤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这次移民持续了100多年，100多万人涌入四川。在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外地移民占总人口的90%以上，而整个四川的移民人数则占总人口的70%左右。

大量移民入川，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还带来了丰富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天府之国由此开始复兴，并在经济文化上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点。

中国人口在清乾隆时期突破了3亿，随着人多地少这一矛盾的尖锐化，以及自然灾害、社会动乱的逼迫，大量人口开始向边远地区及海外迁移。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由此成为近代三股最大的移民浪潮。

闯关东

关东指山海关以东的地区，也称关外。清军入关后，长期对东北实行封锁，严禁汉人进入，使得土地肥沃的东北人丁零落，甚至形成大量的无人区。

19世纪，黄河下游灾难频发，成千上万逃荒的农民为了生存，冒险进入东北，这成为“闯关东”的开始。1860年，沙俄侵入东北，清政府被迫开禁放垦以增强防卫，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民大量涌入东北垦荒。到1931年，闯关东的山东人就已达1000多万。

走西口

走西口的主要是河北、陕西、山西人，而山西人所占的比例最高。清代以来，土地贫瘠加上天灾不断，使得成千上万的晋北贫民与商人背井离乡。他们或向西迁移，经杀虎口进入蒙古，或向东进发，过大同后经张家口进入蒙古。

走西口直接导致晋文化传播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得当地单一的游牧文化变成了农耕并举的多元文化。

下南洋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都会纷纷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易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人下南洋则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当时英荷殖民统治下的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给移民免费土地、临时住所、交通工具，甚至免费的食物，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华南各省的老百姓，或拖家带口，或单身一人，满怀着希望与梦想来到南洋。

计划性移民在我国当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计划性移民之后的农民进城，则掀起了中国未来的人口迁徙大潮。

移民与“被移民”

1949年以后，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都带有强烈的计划烙印。国家有组织的计划性移民，对于边疆建设、资源开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三峡工程引发的浩大移民工程，则将中国的计划性移民推向了一个高峰。

与“被移民”相比，尽管受到限制，但上世纪50至80年代，自发性移民依然活跃。据统计，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30年里，自发性省际移民总数就超过了1000万人，其中黑龙江因为荒地、森林、煤矿较多，劳动力相对缺乏，吸引了至少500万移民。

城市包围农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对城市人口实行了严格的控制，不仅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迁入城镇，连中小城市的人口也不能自由迁入大城市。改革开放之后，人口管理政策的松动，使得中国城市人口从1.73亿起步，在短短30年内猛增到5.7亿人，其中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创造了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研究，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还在继续增加，估计平均每年进城的农民在1500万人左右。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无疑将是21世纪中国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