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外城商业区进一步发展，各种同乡、同行业性质的商业行会比较发展。道光十八年（1838年）《颜料行会馆碑记》云“京师称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该会馆乾隆六年（1741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又云：“我行先辈，立足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可见外城区商市之繁盛，亦可见北京商业会馆历史之悠久。据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清北京外城东部各地会馆最著名的有82所，西部有100所。这些会馆中大部分是本乡土人到北京投考时寓居之所，但也有不少由同乡商人出资筹建的商业会馆。

仙城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王皮胡同）为广州商人会馆。临襄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晓市大街）为油盐酱醋粮业商人会馆。晋翼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小江胡同）为布业商人会馆。潞安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为铜锡烟袋商人会馆。河东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南）为烟业商人会馆。太平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南堂子胡同）为山西太平县商人会馆。临汾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打磨厂）为山西临汾县纸张、颜料、干果、烟行、杂货五行商人会馆。盂县会馆（在今北京宣武门外椿树上二条）为山西盂县氆氇行商人会馆。东元宁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长巷下三条）为南京绸商会馆。浙慈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晓市大街）为浙江慈溪县成衣行商人会馆。

汉口，扼长江、汉水两大水道咽喉，明清时便是天下商贾聚集之地。

彼时，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服膺全国四大名镇之名。“汉口”几成为武汉的代名词。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注：康熙《汉阳府志》卷1《舆地志》。），但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相联系，是在“康乾盛世”时期。

“天下四聚”之说，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由此可看出，当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十分显著。

清前期，苏州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康熙时人沈寓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又说苏州，“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①。同时人刘献廷也说苏州是负有盛名的天下“四聚”之一②。而“四聚”之中，清人又一致认为市肆繁华以苏州为最③。康熙时，人称“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④。乾隆时，当地人自诩：“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希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⑤。乾隆二十七年（1762），也即徐扬的《盛世滋生图》诞生后三年，外地人赞叹：“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

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路踞广州上游而处西江、北江下游，是水路通达省城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上毗邻港澳，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古籍记载：“诸宝货南北互输，以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繁荣的商贸带动了以手工业为主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到明清时期，佛山与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合为“中国四大名镇”。逐步发展成为岭南地区商品集散地和冶铸、陶瓷、纺织、中成药等制造业的中心。以至与京城、汉口、苏州合称为“天下四聚”。繁华的商贸活动和兴旺的手工制造业孕育了中医中药行业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