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陈绎曾跋（节选）：“右鲁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遒婉，行末循‘尔既’字，右转至‘言’字左转而上，复侵‘恐’字，右旁绕‘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适与褙纸缝合。自‘尔既’至‘天泽’逾五行殊郁怒，真屋漏迹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飨’五行，沉痛切骨，天真烂然，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与《禊叙稿》哀乐虽异，其致一也。‘承’字掠策啄碟之间，‘嗟’字左足上抢处，隐然见转折势，‘摧’字如泰山压底柱障，末‘哉’字如轻云之卷日，‘飨’字蹙衄如惊龙之入蛰。吁，神矣。”

明代文徵明跋：“元章独称《座位帖》，盖尝屡见，而《祭侄》则闻而未睹，今《宝章录》可考，宜其并称《座位》而不及此也。世论颜书惟取其楷法遒劲，而米氏独称其行草，为剧致。山谷亦云，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亦取其行书之妙也。况此二帖皆一时藁草，未尝用意，故天真烂漫出于寻常畦径之外。米氏所谓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者也。”

清代王顼龄跋（节选）：“鲁公忠义光日月，书法冠唐贤。片纸只字，是为传世之宝。况祭侄文尤为忠愤所激发，至性所郁结，岂止笔精黑妙，可以振铄千古者乎。”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谋反，“安史之乱”爆发。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被害30余口。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季明的首骨携归，援笔作文之际，悲愤交加，情不自禁，一气呵成此稿。

在结体上，《祭侄文稿》打破了晋唐以来结体茂密、字形稍长的娟秀飘逸之风，形成了一种开张的体势，结体宽博，平正奇险。

一是宽郎舒展，外紧内松。字中戈挑多不挑出，而作断竹一顿，如“岁”、“戊、戌、贼、我”、“残”、“哉”等字。这正是颜字内放外收的典型之处。

二是多横向展势，左右偏旁或相向、或相背、或同向。尤其是相对的边竖，使传统的内弧相背为外弧相向形。如“蒲州、丹杨、开国、图、开、关”等处，使字形开张多变。显得疏密得体，相得益彰。此为颜体行书的创新之所在，亦是颜体阔达大度的结构特点之表现。三是气势凛然，但却寄寓着奇险。从《祭侄文稿》中我们会察觉到，有些字的俯仰变化之大，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正应和了颜真卿内心的悲壮心理，在书写时情绪放任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必然原因。这在前人行书书作中是很少见到的。“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米芾《海岳名言》），字形尽量向两边拓开，却相互照应，形散神聚。如“尔、倾、巢、准”等字，而“摧、作、悔”等字则正中寓奇，大胆造险。

《祭侄文稿》笔法圆转，笔锋内含，力透纸外，其线条的质性遒劲而舒和。清代何焯《义门题跋》中说：“鲁公用笔最与晋近。”但《祭侄文稿》一是打破了晋唐以来重内擫法来表现方刚之气的习惯，改用外拓法。他认为，外拓圆笔更能自如地纵笔挥毫，充分抒展书法家的个性。如第17行的“荼毒”二字便是笔势外拓的典型表现。二是线条浑厚圆劲，骨势洞达，赋予立体感。《祭侄文稿》中“父、杨、凶、史、轻”等字运笔疾涩，体现了古人所谓“颜字入纸一寸”的说法，这是对“使其藏锋，画乃沉着”的最好的领悟和展现。三是篆籀气的运用使《祭侄文稿》不同于晋唐以来的方头清瘦，回归了古朴淳厚之气。如“颜、清、尔”等字；楷隶之法的出现让作品奇趣迭出，如“门、陷、孤”等用楷法，“既、承”末笔波状则取隶法。如第13行的“凶威”二字取法篆籀，正是以圆润、浑厚的笔致和凝练遒劲的篆籀线条，展现了颜真卿在行书用笔上非凡的艺术功力。所以，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中说：“其顿，沉着有力，其起，迅速利落，显出一种坚决果断，一种绝对的自信”。

《祭侄文稿》观其章法，恣意灵动、浑然天成。其一反“二王”茂密瘦长、秀逸妩媚的风格，变的宽绰、自然疏朗。字间行气，随情而变，不计工拙，无意尤佳，圈点涂改随处可见。其章法自然天成，毫无雕饰，完全是情绪的左右之下所完成的，这便给人以巨大的遐想空间。

《祭侄文稿》并不在意字距、行距，时疏时密，完全是随心所欲。每一行的中轴线或左或右或倾斜。章法的安排完全取决于情感的抒发过程。作品的前几行叙述了祭文的写作时间以及个人身份，情绪尚属平稳，心情比较沉重，行笔稍缓，线条凝重缓慢，章法和谐自然。

从“惟尔挺生”开始到“百身何赎”用笔豪放，章法左右飘忽不定，字局、行距变化较大，形成跳跃性变化。接下来的“呜呼哀哉”到全文结束“尚飨”二字嘎然收笔，章法从行草逐步改变为大草，压抑的情感爆发出来。第10行的“顺”、“尔”之间，第11行的“受”、“命”之间，第16行的“覆”、“天”之间，第18行的“承”下和第21行的“及”字的顶部留白，是整幅作品的透气之处，加上与第8、10、14、15、19、21、23行涂改部分茂密浓厚对比，产生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无意间调节了浓密沉闷的空间，造成了“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强烈反差。舒张开朗，给人以畅快淋漓的感觉，使悲愤情绪得以宣泄。这也正说明了苏轼的“无意于佳乃佳”的论断。

《祭侄文稿》其墨法苍润，流畅自然。渴笔枯墨，燥而无润，干练流畅，挥洒自如。

全文不到300字，只用了七次蘸墨，到了一笔墨写下了53字，留下了干枯压痕出现难以控制的伤痛轨迹。从“维乾”到“诸军事”蘸第一笔墨，墨色由浓变淡，笔画由粗变细；从“蒲州”到“季明”蘸第二笔墨，墨色也是由重而轻，点画由粗而细，且连笔牵丝渐多，反映了作者激动的情感变化；从“惟尔”开始，因要思考内容、蘸墨，涂改、枯笔增多；从“归”字开始，墨色变得浓润，“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八个字墨色浓厚，充分反映出书家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天下悔”三字以后，随着心情的不可遏制，越往后越挥洒自如，无所惮虑。两个“呜呼哀哉”的狂草写法，足见书家悲愤之情不可言状。最后的三行如飞瀑流泉，急转直下，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其情感交织而产生的笔墨效果使作品达到艺术的巅峰状态。这一墨法的艺术效果与颜真卿当时的悲恸恰好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除此之外。从《祭侄文稿》中多处用渴笔修改的迹象表明：颜真卿在写这篇草稿时情绪激动，思如泉涌，手不能追，非快速行笔不足以表达其激愤之情，且无暇注意墨色的变化，虽笔中无墨仍然继续书写。然而这些干枯的笔墨，却给人以苍劲老辣的感觉，与浓重的笔墨形成对比，使作品具有枯、润、浓、淡、虚、实的变化，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召力。一次蘸墨，疾书数行，有些笔画明显是以笔肚抹出，却无薄、扁、瘦、枯之弊，点画粗细变化悬殊，产生了干湿润燥的强烈对比效果。在中国书法史上唯有此一件作品最为遒劲，且和润。所谓“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也唯此作品能当之。

《祭侄文稿》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由于作者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误之处甚多，时有涂抹，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动，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通篇波澜起伏，时而沉郁痛楚，声泪俱下；时而低回掩抑，痛彻心肝。其是以真挚情感主运笔墨，坦白真率激情之下，不计工拙，无拘无束，随心所欲进行创作的典范。个性之鲜明，形式之独异，是书法创作述志、述心、表情的典型。作品中所含蕴的情感力度震动着每位观赏者，以至于无暇顾及形式构成的表面效果。这恰是自然美的典型结构。

北宋董逌《广川书跋》：“鲁公《祭侄文》‘峻拔一角，潜虚半股’，此于书法，其体裁当如此矣。至于‘分若抵背，含如并目，以侧映斜，以斜附曲’，然后成书，而有人于此盖尽之也。鲁公于书，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持，望之知为盛德君子也。尝问怀素‘折钗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贼尽之矣。’前人于其隐处，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后得之。此二体又在八法六体之外，乃知书一技而其法之众至此。公《祭犹子文》，殆兼存此体者也。”

宋《宣和书谱》：“鲁公平生大气凛然，惟其忠贯日月，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

明代项穆《书法雅言》：“行草如《争座》、《祭侄帖》，又舒和遒劲，丰丽超动，上拟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欧、李辈也。”

清代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慎伯谓平原《祭侄稿》更胜《座位帖》，论亦有理。《座位帖》尚带矜怒之气，《祭侄稿》有柔思焉。藏愤激于悲痛之中，所谓‘言哀已叹’者也。”

当代书法家苏士澍：“此帖虽是草稿，但通篇书法气度非凡。颜真卿以沉着健劲的笔力，丰腴开朗的气度，纵笔豪放，一泻千里，沉痛悲愤之情，溢于笔端。”

王羲之以“中和之美”筑起中国书法的第一座丰碑，颜真卿则是以他的“气格之美”树立起中国书法的又一座高峰。而最能体现颜真卿“光辉灿烂”的艺术成就的，是他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行书作品，其中以《祭侄文稿》为最。

《祭侄文稿》与王羲之的《兰亭序》、苏轼的《黄州寒食诗稿》一起，被人尊为“天下三大行书”。

《祭侄文稿》在中国书法史上被历代书家公认为是继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

书法之创作，直抒胸臆是第一难事。《祭侄文稿》辉耀千古的价值就在于坦白真率，是以真挚情感主运笔墨激情之下不计工拙，无拘无束，随心所欲进行创作的典范，是经过长期探索而在这非常的一瞬间产生创变突破的实例。其个性之鲜明，形式之独异，均开历史之先河，是书法创作述心表情的典型，体现出艺术家无与伦比的魄力和胸怀，也对后世书法创作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此稿的书法风格亦影响了日本平安时期的书法。例如日本的空海和尚，他于德宗二十年（804年）来唐取经，学习王羲之、颜真卿的书法，他后来的成名书法作品《灌顶历名》草稿，即有明显的颜真卿《祭侄文稿》笔意。

颜真卿去世后，《祭侄文稿》成为中国历代书法家、收藏家争相收藏的珍品。《祭侄文稿》曾被北宋内府收藏，元朝人张晏、鲜于枢，明朝人吴廷，清朝人徐乾学、王鸿绪也先后收藏过。后来，《祭侄文稿》被送入清宫，珍藏在内府里。《祭侄文稿》上面钤满了中国历代收藏家的收藏印章和题写的跋文，是一件传承有序的颜真卿真墨宝。1949年初，《祭侄文稿》和北京故宫众多的珍贵文物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带到了中国台湾，至今一直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祭侄文稿》著录于《宣和书谱》、《清河书画舫》等。刻入宋《博古堂》、《忠义堂》等帖。明《停云馆》、《戏鸿堂》、《玉烟堂》等丛帖亦有刻入。

2011年1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名为“精彩100国宝总动员”的特展，《祭侄文稿》为其中展品之一。

2019年1月16日至2月24日，东京博物馆举办“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展出的文物中有《祭侄文稿》。

颜真卿（709—784年），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名臣、书法家。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又与柳公权并称“颜柳”，被称为“颜筋柳骨”。书法碑刻作品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颜勤礼碑》、《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裴将军诗》、《争座位帖》等。墨迹作品有《祭侄文稿》、《刘中使帖》、《湖州帖》、《自书告身》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