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维斯

玛维斯是个生性胆小的女人，生活在丈夫的虐待之下。委曲求全的满足丈夫的各种需求。承担所有的家务，但是丈夫认为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经常辱骂她。玛维斯对丈夫的虐待保持沉默、小心翼翼的过着日子。有一次，玛维斯为了给丈夫买他喜欢吃的菜，把双胞胎婴儿留在车上。回来后却发现孩子已经窒息而亡。她忍受不了家人的怨恨和周围邻居异样的眼光，所以开车逃跑到修道院避难。

格蕾丝

第二个到修道院避难的是格蕾丝（也叫佳佳）。是个特立独行、叛逆不羁的青年女性，她处于偶然流浪到修道院。其实当时社会的种族冲突、社会动荡在格蕾丝内心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刨伤。格蕾丝难以忘怀当她和男朋友在加利福利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亲历了一场警察镇压民众的暴乱，冲过来的警察墙切断了东西通道，奔跑的人群投掷随身带的及顺手抓到的东西，然后逃跑”。她和男友从暴乱的人群中逃出来，跑到后街，看到碧绿的草坪上躺着一个衣着整洁的小男孩，双手捂着胸前的鲜血。当时的报道说冲突中有一百多人受伤，却对那个小男孩只字未提。格蕾丝内心充满了对外界的种族暴力冲突的恐惧，加之男友和父亲被抓入狱，她也无家可归，修道院就成了她躲避外界恐惧的乐园。

塞尼卡

塞尼卡是个私生女，从小就被母亲抛弃，成长经历异常坎坷。当她长大些后。又惨遭养母的儿子强暴。当养母知道儿子的行为后，反而斥责塞尼卡，并把她转送他人。随后，尚未成年的她就成了男人们骚扰的对象，身心饱受凌辱的她开始用别针在自己身上画血道，故意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以此博得他人的同情。她内心极度缺乏归宿感，喜欢搭便车到处游荡，因此偶然来到修道院。在修道院她得到了同情和关怀，修道院成了她的心灵归属。

帕拉斯

帕拉斯家境优越。母亲是画家，父亲是律师。在她三岁时，父母便离异了。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她带上自己的男朋友去探望母亲。不料母亲竟然和自己的男朋友私通，为此她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帕拉斯疯狂地开者自己的汽车一阵狂奔后发生了车祸。紧接着，她被人强暴了。她搭上了一辆过路车，来到了修道院。帕拉斯是暴力的牺牲品，饱受创伤和耻辱。

康索拉塔

修道院院长康索拉塔和前来避难的女性们一样，也经历过种种不幸。她被情人抛弃后，整日生活在黑暗中。一度呆在地下室里、躲在太阳镜后面，害怕见到阳光。康索拉塔决定振作起来，拯救她们，也拯救自己。首先，康索拉塔教会她们自食其力。她们靠卖农产品和食品自立，不再是任何男人的附属品。

这些曾在男权社会饱受压抑和折磨的女性以不依赖与男性的方式宣告自己已经成为独立的主体。康索拉塔教给姑娘们的第二件事是自爱和互爱。

《天堂》作品以对底层黑人尤其是底层黑人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为主题：

1、争取属于黑人自己的未来生活——即探讨黑人为争取平等权利和未来理想生活的意义及价值问题；

2、学着融入社会，认真地去生活——即关于黑人的人生信仰、生活态度以及生存方式等问题；

3、美好地生活——主要是探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又怎样去力争和享有未来的美好生活。

《天堂》中的女性通过发展姐妹情谊，实现了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啮合，在没有男人参与的情况下，彰显了女性自身所蕴藏的疗救力量。姐妹情谊是存在于两个或多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女人之间的一种相互扶持、彼此抚慰的亲和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在男权处于支配地位的世界中，姐妹情谊是广大女性谋生存、求发展的精神物质双重保证。它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集体力量，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种族主义既是有关白人对自身及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观念，也是关于黑人在种族主义社会中的经历。在《天堂》中，非裔美国人仿效白人推行极端种族主义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白人种族主义的观念并没有随着奴隶制的废除而消失，非裔美国黑人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群体，一直生存在充满敌意和歧视的白人主流社会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在白人既定的秩序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非裔美国人试图以自我隔离的方式，在本族中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提出了“黑白分离”的政治主张。充满了种族和文化矛盾冲击的黑文镇和鲁比镇正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中鲁比小镇居民的祖先原是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为了寻找黑人梦想的乐园，1890年他们在第肯和斯图亚特的祖父撒迦利亚·摩根的率领下长途跋涉向西部进发，途中遭受到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拒绝和歧视，历尽艰辛建立了黑文镇（Oven）。到了1949年，黑文镇上已经有许多西进的白人居住，黑文镇黑人理想生活的“乐园”开始衰落。第肯和斯图亚特担心镇上的黑人会忘记过去的辛酸历史，便带领15户黑人朝俄克拉荷马州的纵深地带进发。

在路途中，第肯和斯图亚特的妹妹鲁比身患重病，却被城镇里的白人医院所拒绝。等到他们把妹妹转到第二家医院时她已失去知觉，死在了医院的走廊上。当护士设法联系一名兽医给死去的鲁比做检查时，他们感到无比愤慨，抱起妹妹回家，把她安葬在斯图亚特牧场的一块风景秀美的地方。鲁比的不幸遭遇深深地植入了黑人的种族记忆之中，在其心灵上烙上了抹不去的伤痛印记。在他们的眼中，外人（尤其是白人）等同于敌人。小镇以鲁比命名体现了黑人的种族铭记：这既是黑人种族仇恨的象征，又是凝聚种族力量的体现。鲁比正是因为具有非洲特征的特殊身份而成为种族歧视的替罪羊，她的形象符合替罪羊原型的内在特征。

白人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使黑人几百年来饱尝屈辱和痛苦。然而，《天堂》里的非裔美国人对白人的种族歧视行为进行了讽刺性的戏仿，他们颠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思想，认为黑皮肤为美，并为他们的黑人性而自豪，为保卫黑人的纯正血统而战。“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的最初，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那种黑人则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在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头脑的无情之间，毁弃了两百年的灾难及胜利。

鲁比镇与其他居民区不同的是：与世隔绝。不仅白人在鲁比镇不受欢迎，甚至浅肤色的黑人也要受到排挤和歧视。黑人罗杰·贝斯特是小镇上第一个破坏了血统规矩的人。他娶了一个浅肤色棕发的女子为妻，因此，鲁比镇没人承认他存在。他的家族不仅被从“圣室之家”中剔除，一家人在鲁比镇都受到牵连。他的妻子狄利亚就因为模样像南方穷自人而且又生了一个白入长相的女儿而遭镇上的黑人嫉恨。虽然在迁徙途中，黑人们利用她的肤色让她到白人的商店去购买生活补给，但是她却被认为是人们“撇下的破烂货”，而且具有“削弱种族”的危险。因此，当狄利亚难产时，人们不愿送她去医院而不幸身亡。狄利亚的死和鲁比的死亡形成鲜明对照，黑人对狄利亚生死的冷漠与美国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如出一辙。狄利亚和罗杰的女儿帕特丽莎和外孙女比莉·狄利亚同样因为肤色问题而陷入痛苦的深渊。

帕特丽莎在学校教授黑人史，业余时间研究鲁比诸家族的谱系历史。为了改变被人歧视的遭遇，她嫁给了长得像“煤矿最深层八层石头”的黑人比利·卡托。令她难过的不仅是丈夫的旱逝，更是因为女儿比莉·狄利亚继承了她的浅肤色而受到人们的孤立和非议。比莉·狄利亚因为3岁时骑马当街脱掉短裤就被人们扣上狂野放纵的“疯丫头”的罪名。帕特丽莎深知，如果她的女儿是黑皮肤的姑娘，人们会只当她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无意做了件傻事，而决不会借题发挥拿那件事来毁掉她的贞洁和声誉。但自此之后，女人们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靠近比莉·狄利亚，男人们对她露出鄙夷的神色或把目光转向别处。尽管比莉·狄利亚到18岁还守身如玉，但她的贞操没人相信还存在。比莉·狄利亚为她的浅肤色和年幼无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帕特丽莎曾经为此毒打女儿，逼迫她离家出走到女修道院寻求避难所。当帕特丽莎最终醒悟是小镇的人们使她一家成为种族主义的替罪羊时，她懊悔自己认同并按照鲁比的道德标准来约束比莉·狄利亚，使女儿失去了母亲的保护。帕特丽莎烧毁了她几年收集整理的鲁比镇家族的历史资料，象征着她对黑人种族主义历史的不满与摒弃。

带有浓重的黑人种族主义色彩的观念与自我封闭不仅给个人，也给鲁比镇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危机。对浅肤色人的排斥和对外人的防范，使小镇人只能在仅有的15家人之间通婚，这种扼杀个人感情而追求黑人纯正血统的婚姻，不可避免地造成家族之间混乱的血缘和伦理关系。丝薇蒂生的4个孩子都是先天残疾，阿涅特的孩子夭折，而摩根家的这些后人也不像前辈那样人丁兴旺了，这些就是鲁比镇黑人长期内部通婚的恶果。因此，黑人的种族主义和故步自封只能使黑人走向自我毁灭，使他们梦想的天堂变为地狱。莫里森借米斯纳牧师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白人至上”还是“黑皮肤至上”的种族主义的危害性：“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整个地球，分离我们，孤立我们——这始终是他们的武器。孤立杀害了几代人。是没有前途的。”因此，种族主义的危害不可忽视，它扭曲人们的心灵，分化民族的凝聚力。莫里森影射并批判了美国人种族观念中的血统优越沦。

人种和宗教的少数派往往引起多数派攻击，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不歧视少数民族和所有不合群、独特的小团体”。种族主义的存在已成为当今美国社会的棘手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里，不是要消除各种族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区别，而是要培养人们各自互相宽容、理解和接纳的新种族意识，对种族及血统应有一个健康正确的认识。在当今世界追求种族平等、不同种族与文化从排斥走向融合、“一体化”与“多元化”共存。

边缘叙述

在主流话语中安插“黑人本体”的边缘叙述——托妮·莫里森《天堂》的写作策略

作为非洲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面临着选择叙事形式的问题。作家要以“边缘叙述”来对抗黑人的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叙述”主要指区别于白人主流文学的“黑人性”，即在完全不存在黑人性的西方主流的语言和理论中安插一种“黑人本体”。作品《天堂》从遗留的口述形式、碎片记忆式叙述模式、指涉性人物形象，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叙述风格等几方面表现了黑人文化的特点。莫里森要以边缘叙述来对抗主流话语对弱势民族的文化殖民，以唤起黑人民族被淹没的种族记忆。

事实上，盖茨等黑人文学理论家所倡导的“黑人性”理论的实质就是试图在完全不存在黑人性的西方主流的语言和理论中安插一种“黑人本体”，“且这种黑人性是以西方主流语言的形式出场的，即在表面语言符号一致的编码下以差异性的黑人英语表述来体现这一黑人性。”科莫里森将自己“诗意”用语的功劳首先归结于自己的黑人性。有学者就指出“莫里森的人物从边缘浮现出来，他们带着文学话语的复杂意味，正在寻找通向中心的道路。”

特有的文化身份与族别、性别属性构成了托妮·莫里森文本的丰富性和鲜明的黑人文化特征。莫里森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熟谙西方文学及其各种典故，但她在吸纳西方文学时善于将其融会于黑人性之中而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她模仿从西方古典到现代以至后现代的诸如神话原型、象征暗示、意识滑动、不确定性等写作手法，《天堂》重现了许多西方文学的因素。但是，“黑人文学对西方文学形式上的重复总是带着黑人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体现出来。”

一、遗留的口述形式：黑人民族生活处境的表征

美国黑人的亚文化被归为“遗留的口述形式”。遗留的口述文化主要是听觉的、适用的、集体的和直接的。其形式主要有：演讲、神话、传说和故事。莫里森对于“讲故事”形式情有独钟。她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中强调：“对我来说，听别人讲故事不只是一种消遣，我坚信这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天堂》中她让鲁比镇的人们通过“听故事”的方法了解过去的历史：在烧着炉子的房问里，他们“听人讲战争故事；听伟大的移民的故事——那些办到的人和没做成的人的故事；听智者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迷惑；听深沉和永恒的爱的故事。”作品多处强调了双胞胎兄弟（即斯图亚特和第肯）“听故事”的细节：

随着一次次的厄运，他们变得更倔强，更自豪，种种细节都刻进了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强有力的记忆之中。未经修饰的一个个故事，在礼拜天祈祷会的夕阳中，在大炉灶近旁的阴暗的谷仓中，被人们讲了又讲。双胞胎兄弟生于一九二四年，足足听了二十年有关以往四十年问的故事——他们聆听着，想象着，记忆着每一件具体的事，因为每个细节都是一次愉悦的震撼，像梦幻般的令人心旌神摇，比他们投身的战争还要令人冲动和目的明确¨。

小说让读者与人物一起，通过“故事”这种方式，了解了封存多年的小镇历史的沉浮、人物之间的恩怨、矛盾冲突的演变。小说以修道院遭遇洗劫，一个白人女子被射杀为开端，其后的情节并未按此继续发展，而是由此引出鲁比镇的历史与现状。通过“讲故事”方式，知道了住在鲁比镇的九户黑人，从其先辈1755年被贩运到美国南方为奴以来，他们历经沧桑，始终保持着“八层石头”（即煤矿最底层的又黑又亮的煤块）的纯黑人血统，而且“随着一次次厄运而更倔强，更自豪”。

从“老爷爷“撒加利亚开始到双胞胎兄弟已经是第三代。斯图亚特们虽然精明强干，但因为新老两代人的观念不同，思想狭隘、视野的短浅，小镇内部潜伏着危机，矛盾重重，一触即发，他们将这种现状归罪于不远处的女修道院，于是读者看到了小说开篇的那一幕。袭击修道院的事件既是故事的引子，又几乎成为故事的结束，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回忆与追述故事发生的由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各种人物之间的矛盾、恩怨与爱恨情仇。这种“口述历史”的形式，有非洲文化的古老渊源。

莫里森承袭了非洲歌舞艺人的“格里奥”（griots）传统。她说：“黑人有故事，而这故事必须让人听。先有口头文学，再有书面文学。以前有格里奥。他们熟记故事，人们听讲故事。我的书有声音，这点非常重要——这声音你能听到，我能听到。所以我倾向于少用副词，不是我要写剧本，而是试图给听众一种确定的有声音的对话”。事实上，这种“格里奥”（讲故事）形式在深层次上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在与白人主流话语的形式对比中，非洲裔美国黑人找到了适合他们自己的道德、社会和美学宗旨的修辞模式。“

格里奥”的另一种功能表明，它虽然是很早形成的民间艺术模式，但它承载着、积淀了深厚的黑人民族文化精神，体现着民族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如果“不能从主流文化方面予以表达或充分证明的一定的经历、意义和价值观，仍在一些先前社会和文化的习俗或形成方式的——文化的及社会的——流基础上流传着，实践着，”那么，这种“遗留的非洲裔美国黑人的口述神话，就成了道德和思辨的故事。换言之，这些故事在模式上有古老的原型，“在文化内容上是种族的，”它成了一个民族共有的严酷生活处境的表征。

二、“碎片记忆”式叙述模式：消解中心的“百纳被”隐喻结构

美国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苏珊·S·兰瑟指出，“美国黑人主体性，抑或任何主体性，都是不可能用任何线性次序的文字形式来表现的。”《天堂》仿照“重现回忆”的模式叙述故事，但叙事过程呈非连续性特征，而以“碎片记忆”结构呈现。

故事没有按事件发生顺序讲述，叙事的节奏或延长、或迂回、或停滞。故事开端连着结尾，时间都指向1976年，但主干事件淹没在大量的回忆当中，历史纵深有一个多世纪。小说主要情节的铺叙被不断涌入的众多人物事件打断，叙述时间不断发生错位、变异揉扯，明显带有福克纳意识流小说多层次、多结构的特点。另一方面作者承继了以往《爱娃》的叙事风格，摒弃了传统的单一叙述视角，代之以多重叙述视角，小说松散的片段（记忆碎片）组合替代了紧凑的情节安排。全书共九章，每一章都以一个女性的名字为题，如玛维斯、格雷斯、西尼卡、第外因、帕特丽莎、康瑟蕾塔、娄恩等，而整个作品情节都与这些女性密切相关。

小说剔除了一般文学特有的时间观念，为了突出历史、人物和事件，小说空间的展示性得到了强化，表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镶嵌、拼贴组合的写作特点，也与黑人女性文学“缝制百纳被”的美学意象暗中契合。

“缝制百纳被”源于非洲民间女性多人缝制被子的活动。黑人妇女的三种有特色的活动——缝被子、做衬裤和唱歌。更为重要的是，在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中，“缝合”成了妇女文本消解了“中心”的结构的隐喻。

《天堂》以多个女性姓名为不同章名而将全部内容连缀成篇，在巧妙的叙事构思中不仅“缝合”了黑人生活的记忆的碎片，也嵌入了黑人女性主义者对现实的深刻思考。按照女性主义批评家雷切尔·迪普莱西的观点，纯粹的“女性写作”是没有等级差异的⋯⋯“它要打破等级制度，把所有材料组织成多个中心，使各种因素均匀地展示出来而无突出的位置或时刻”。她还说，在女性主义文本“词语的百衲被”中，没有“从属”，也没有“等级”。如此，《天堂》的多元共生结构便具有了解构中心与权威的象征隐喻性。

三、具有“指涉性”功能的人物形象：在双重表意中颠覆白入主流文化

黑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般都具有指涉性符码的作用。“指涉性符码的功能是为特定的文本提供一个文化参考构架。”《天堂》的指涉性符码不是片段的、零碎的、无逻辑的断裂；而是全方位的，聚焦模糊多重的，能向读者释放出丰富文化信息的系统。即是说《天堂》的人物具有黑人文学特有的“双重表意”的功能，小说从书名到人物、地名、事物，场景等大多都有寓意，从而形成较庞大的指涉体系。尤其在人物的指涉性方面，信息丰富，寓意深邃。有西方学者指出：“该部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等试用了从《圣经》到古希腊、卡通，以至混合型的各种神话”。谙熟西方文学的莫里森以《圣经》或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原型，但不动声色地揉进了“黑色”成分。

（一）《圣经》人物的黑人版本。非洲裔美国人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着自己的黑人文化，回到非洲原生地寻找当然必要，但其双重文化背景使这种“寻找”复杂化了。生活在白人世界中的黑人知识分子，倡导“可以通过纠正传统的一些谬说，在自人认为只属于他们的地方，找到黑人的形象。”黑人女作家沃克在《紫色》里写聂蒂发现，一直被认为是白人的耶稣基督就是黑人。“白人将本来是黑人的耶稣据为己有，就如同他们当年大肆掠夺非洲的财富和无偿占有黑人的劳动成果一样，是一种无耻的行径。莫里森在《天堂》里也在寻找黑人的基督，并且是女性的基督。书中女修道院里的灵魂人物康瑟蕾塔（Consolata）名字的含义是“安慰者”。该人物的外貌描写带有不确定性，很难判断她是黑人还是白人，作者只提到了她的“绿眼睛”和“茶色”的头发，且用了问号的形式，也许这正是女作家的叙述策略。神话学家约瑟·坎贝尔就认为康瑟蕾塔很可能被暗示为黑人的女性耶稣。他说：“大多数文化中的上帝都很温柔，充满慈爱之心，如果需要，他们会牺牲自己。耶稣本是男人，基督教却赋予他女性的特征，然后又将“她”变成男性。

《天堂》里当黑人们被排斥拒绝后开始迁徙流浪，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而“老爷爷”撒迦利亚正是带领他们度过苦海难关的伟大先祖。通过人物的符码转换和对应性描写，莫里森将《圣经》中主要的比喻和象征演化成了有相对普适性的跨文化的原型模式和符号。

（二）希腊女神与黑人女性。《天堂》不仅在《圣经》里寻找黑人的形象，更在希腊神话中发现了彼此的渊源关系。作品第五章描写的帕拉斯就是以希腊女神雅典娜为原型的，但仍然强调了黑人性。众所周知，雅典娜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也是雅典城的保护神。但马丁·贝尔纳在《黑人雅典娜：古代文明的非洲探源》（1987）一书中则指出：“希腊的黑人女神雅典娜早在公元前2100至1100年就从古埃及和地中海诸岛屿借来而融合在古希腊文化中了。”

《天堂》里描写的帕拉斯（Pallas）就是希腊女神雅典娜（Athena）（英文字典里的解释：Pallas=Athena）。莫里森以这个形象试图隐喻西方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关系，同时赋予该形象更丰厚的文化内涵。作品中的帕拉斯人生道路坎坷，目睹男友与自己母亲做爱的乱伦行为，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在姐妹们的帮助下坚强地活了下来，并在修道院生下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称怀孕的女孩为帕拉斯。原因之一是在非洲文化中“母亲”在家族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莫里森也从深受解构主义影响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偷”得了武器。如克里斯特瓦就认为，对母亲欲望的表达是对男性主义的一种挑战，并相信“怀孕和养育能打破自我与他人、主题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对立”。而且，她以“享乐母亲”（Good—enough mother）这一形象，倡导将母亲与性合二为一，并把艺术描述为“母亲享用”的语言。这样，女性不仅是艺术和写作的空间，也是真理的空间：“无以再现的真理遥不可及，颠覆了男性逻辑、控制、伪真实的秩序”。

莫里森非常重视母亲对于女性的重要意义。《天堂》中的其他女性也大都与做母亲有关：索恩在年轻时曾因丈夫与康瑟蕾塔的恋情而在奔波中流产；阿尔奈特和嫂子丝薇蒂遭受的则是生育带来的创痛。前者十四岁怀孕，但男方并不打算结婚，双方家庭结下仇怨。胎动时，使劲捶打腹部，并用小刷把手捅自己的下身，导致小孩早产未活。丝薇蒂连生了四个孩子都是残疾，她身心因此很受伤害。在基督教思想意识中母亲被视为女性躯体愉悦的明显标记，但这种快乐受到了严格抑制，生殖功能必须从属于父亲名下的法则。父权制所压迫的并非女性本身，而是作为母亲的身份。可见，帕拉斯这个以黑人为原型的形象，其指涉性对白人主流文化有多重颠覆作用。

四、超现实主义的叙述风格：黑人宇宙观对经验世界的解构

莫里森承认她的作品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但认为自己是在表现与传统西方文学的界定不同的“现实”。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曾表示她会坦率地对待神秘——泛灵论，因为她相信这既是非洲裔美国黑人牢记他们非洲遗产的最适合的东西，又是“比任何政治、种族或地理位置更深奥的”的东西。莫里森也持有“黑人宇宙观”，即类似于原始思维的“互渗律”，诸如生者和死者可以对话；人类与动植物之间可以互相感应。莫里森的小说先是拒绝对事物做出理性的解释，然后又肯定超验的、魔幻的事物。

《宠儿》（1988）整部小说融入幽灵世界，相信人能“起死回生”是其创作的逻辑起点。《天堂》延续了作者以往的手法，也更显示了非洲裔美国黑人特有的风格。《天堂》中有多处超现实主义的描写，如撒迦利亚父子俩在抵达黑文前看到的神秘的人；只唱不说的神秘女人派达德等都具有超现实的色彩。其中康瑟蕾塔的“内视”天赋和她救人的“迈步进入魔法”是全书最神奇的部分：康瑟蕾塔看着那尸体，毫不犹豫地摘下眼镜，盯这染了他的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提起感觉像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着注意力，仿佛所需要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莫里森力图让读者信服或更易接受这种神奇的救人法，作品中娄恩管它叫“迈步进入”，康瑟蕾塔则称之为“进去看”，说这是一种“内视”的天赋，是上帝赋予想开拓这种本领的人的自由。“这种‘内视’的功力发挥之时，在别人身上实验。

看得见的世界越昏暗，她的‘内视’功力就变得越炫目。”这种以黑人特有的宇宙观看待现实的叙述法，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经验世界，挑战了传统现实主义，又暗合了人们企图超越龌龊现实，把握自己命运的期待心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克里斯琴在评论莫里森的作品时说，“她的人物有种原始性，他们带着喷泉的力和美来到你面前，看来奇幻但却像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坚实。”事实上，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赖缘于非洲古老文化的影响，其实它是“黑人看待事物的另一种方式”。对神秘、巫术、神话和遗留的非洲宗教的这种信念，补充了西方意识中又矛盾又合理的犹太基督教的形式，并与之竞争。

莫里森以边缘叙述来对抗主流话语对弱势民族的文化殖民，以唤起黑人民族被淹没的种族记忆。它显示了爱德华·赛义德所说的弱势民族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努力：“进入欧洲和西方话语，与之混合，将之转换，使之承认被边缘化、被压制和被遗忘的历史。”女作家娴熟地运用着西方现代文学的手法而又不失黑人性，她所选择的叙事策略，“证实了她在若干次访谈中坚持的说法。那就是：她自己的声音由于采用并借用非洲裔美国黑人社群而获得了权威。”

叙事风格

《天堂》整部小说共分九个篇章，每篇均以女性人物冠名，以突出女性在小说中的核心地位。作品没有采用传统的线性叙述和单一叙述视角。正如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苏珊·S·兰瑟所说，美国黑人主体性，抑或任何主体性，都是不可能用任何线性叙述和单一叙述视角。莫里森采用的叙事策略是不按照事件发生顺序来讲述故事，叙述时间发生错位，呈非连续性特征。

从叙事框架上看，小说先描写鲁比镇上的男性居民袭击修道院这一主干事件，接着故事情节没有多少进展，全书主要描述了鲁比镇和修道院的历史和现状，穿插着修道院里每个女性不同的故事。穿插的故事与主干故事之间有关联，相互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直到最后一章小说才出人意料地介绍了寄居在修道院的姑娘们重回社会后的点滴生活。在重要情节和细节描述上，莫里森从不一次到位，而是通过不同的人物、环境和时间复现这些情节和细节，“仿佛将一幅画画在玻璃板上，将玻璃打碎，再将玻璃按照令人眩目的现代形式重新拼接。”这些复现是对基本线索的补充和延伸，复现与复现之间互相补充，互相印证，零散却有机地揭示着叙事的内涵。

小说语言

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说道，“我是想让黑人的语言恢复她原有的力量。那是一种丰富但不华丽的语言。”在问及她的小说好在哪里时，她说：“语言，仅仅是语言。语言必须仔细推敲，看上去又信手拈来。它不能流汗。它必须含而不露，同时又撩人心扉，它是一种爱，一种激情。”她正是用“丰富但不华丽的语言”，赋予作品痛苦而又不无希望的音色，通过句子长短、音调高低、语气缓急控制情节的发展和情绪的起伏。比如她用优美抒情的笔调描写九名黑人男子行凶时修道院外的景色：“室外，晨雾升起来，到齐腰处。然后，太阳照耀，把晨雾驱散，展露出大片芒草地，或许还有巫婆的踪迹。”这段富有诗意的文字一方面用修道院伊甸园般的宁静和美好来反衬这些黑人男子的野蛮粗暴，同时也暗示了小镇即将发生的变化。又如她精妙的比喻展现鲁比镇男性居民的墨守成规：他们“不去想如何通过伸出友情或爱情之手来治理，而是勾勒出防范措施，根据需要打磨例证，直到每一个例子都与那已经抛过光的沟槽契合”。莫里森对英语文学的一大贡献就是对黑人文学语言进行全面的“清扫”，“将原意归还给词语，而不是重复那些因用俗了而被破坏的意思。”正是借助这种充满爱和激情的语言，莫里森艰难地、不屈不挠地寻找着黑人女性写作的“天堂” 。

黑人女性长期处于奴役地位，一直处于沉默无语的状态。而莫里森从其独特的视角出发，努力寻找着一个可以尽情书写黑人妇女命运的天堂。她通过各种文学技巧的娴熟运用，指明压抑黑人女性声音的罪人和罪行，突破黑人女性无以言说的境地，呼唤黑人女性将支离破碎的声音变为齐声呐喊。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美国著名作家。曾在兰登书屋担任高级编辑，后赴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终身成就奖。主要作品：《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爵士乐》、《天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