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道生（1883—1962），字子阳，中年改字至阳，号阅庐，河北霸州市扬芬港村（原属河北静海县）人。自幼随父读书习字，颇喜书画，后就读湖北武备学堂，肄业后寄居天津，在天津提学使司从事绘画教育，潜心研究绘画、书法、诗词，是驰名津沽的绘画大家。1912年，阎道生参加了“天津中华武士会”，辅佐李存义、继掌门李星阶做文字工作多年，乃文乃武，德艺双馨，是民国时期天津武林的重要人物。天津提学使司学务公所在河北公园内，1912年中华武士会成立，阎道生就成为本部第一班的学员。

阎道生就读湖北武备学堂时的术科很优秀，精于军事，是武备生里的佼佼者。但因厌恶仕途，弃学归津，投身武林。随从李存义十余年，“习形意，十余年来尤笃爱剑，所好头合剑、二合剑、八卦剑、龙形剑、三十六剑、连环剑、十剑以及十三剑法皆精妙，有心得。”（民国23年《静海县志》）。李存义推荐阎道生跟李瑞东先生学习太极剑法，阎道生对剑情有独钟，执着地研究剑法，被号“北冥剑人”。

八极 门第四代宗师张景星（1843—1924），字拱辰，罗疃人，职业武师。自幼随父张克明，习八极功艺，深得八极精奥，其枪法出神入化。八极拳、六合大枪之法也得师兄黄四海的奖掖。后继承父业掌罗疃张家八式房，他与师兄黄四海共同培养了王中泉、李书文、张毓衡、韩化臣、马凤图、马英图等名徒。

1910年，李瑞东、李存义、李书文、马凤图创办天津中华武士会，张景星、王中泉、李书文为教习，“神棍”王中泉、“神枪”李书文携徒张德忠、霍殿阁等莅津，可以说技惊津门。他们在海河北岸这方热土上留下过足迹，传播过技艺。张景星掌功尤纯，能隔豆腐打砖。与弟子张毓衡、韩会卿晚间在八式房对枪，不用掌灯，可见枪技进入神化之境界。练八极拳时，帽头一起一落，顶拔劲的功夫尤深。张景星是八极拳门早期闯天下的早期代表人物，“罗疃八极”的拳、枪的升华，他和黄四海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张景星的事迹载入民国22年《沧县志》。

李 存义先生在中华武士会期间口述了大量的武学知识、技艺，大多都是由阎道生记录、编纂。李存义先生的代表作《拳术教范》等，就是阎道生整理的。韩慕侠痛打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李存义带阎道生一同赴京助擂。

阎道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中华武士会。他寓津二十余年，大部分时间活跃在武术界，身居武林，傲视画坛。他利用自己在绘画界的名望，不断为武士会捐赠画款，筹集资金，民国出版的《近今北方健者传》和《静海县志》描述他：“襄办中华武士会，有终焉之志”，“中华武士会矗立十余年之久，经劫不稍颓者，至阳与有力焉。”

青山拳（李青山创），心会掌（赵道新创），螺旋拳（裘稚和创），犹龙太极（张振之传），龙形太极（张金辉传），金陵太极（王明俊传），陈式小架（李荣臻传），如意掌（郑凤来传），青龙太乙十三式（郑佩燕传）， 统一拳（郭汉芝传），飞龙掌（孙禄堂传），文太极（李瑞东传），武太极（李瑞东传），四郎宽（李忠槐传），四郎提（吴秀峰传），八极小架（田晋中传）；

杂式捶（鲁奇训传），十二横捶（刘云普传），燕形掌（鲁奇训传），蛇形拳鸭形拳（李恩贵创），乌鸡掌（刘贵生传），寸把翻子（陈良传），戳脚翻子（许双来传），合一（荷叶）通臂（任秀峰传），五行通臂（苏德林传），脱铐拳（任俊峰传），阿斗拳，五子拳（宁士俊传），掌师门拳术（霍正金传）， 太极梅花螳螂拳（孙世伯传）。

武当丹派剑（马杰传），武当绝命剑（郭树璞传），流星锤（温桂山传），夜行刀（胡文河传），苗刀（谷凤鸣传），左把春秋大刀，判官笔（杨加林传），五虎大枪（王树峰传），刀里加鞭（王树峰传），四门龙形剑（刘云普传），三合剑（鲁其训传），滚手刀（霍正金传），醉棍（徐长江传），行步大枪（徐长江传），锁口枪（鲁其训传），弧形剑（赵力传），子午鸳鸯钺（刘云普传）。

冯国璋（荣誉会长） 李瑞东， 叶云表（会长），刘文华（总教习），李存义（教务长），张占魁（副会长）。

李存义传人：李彬堂（子），张占魁 传人：张远斋（子），李子扬（义子），韩慕侠，李彩亭，李星阶，赵道新，裘稚和，尚云祥，张鸿庆，钱树桥，马其昌，刘云及，门广兴，魏美如，顾小痴，韩子衡，王俊臣，姜容樵，郝恩光，刘朝海，刘锦卿，马玉堂，孙福全，武尽臣，张天普，郭汉芝 ，薛颠，赵祥，傅长荣，唐维禄。

李子 扬：魏凤苓，马华清；张远斋：张培杰（子），李广福；赵道新：赵大星（子）；李星阶：王凤麟，马金镛，于国权； 张鸿庆：张恩贵，金宝环 ；韩慕侠：韩小侠（子），赵云彪（外甥），张国梁，马杰，杜少祥。

从1912 年正式成立到1928年中止活动，天津中华武士会这一北方最大的武术团体存在了十五六个年头。武士会的终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南京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中央国术馆带有明显的官办性质，并得到了军政各方面的支持，他的地位相当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现在的中国武术协会。

从中央国术馆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以张占奎为首的中华武士会的骨干成员，如尚云祥，李星阶，李子扬，黄柏年，姜容樵，付剑秋，赵道新等，都积极参加到中央国术馆的早期活动中。有的人还担任了职务，成为骨干力量。传说在国术馆组织的一次全国性表演和比赛中，奖牌几乎全让北方人拿走了，此事引起了南方武林人的不满。最后张占奎拍板：武术靠的是实力，这次就这样了。可见张在国术馆的地位和权威性。

中华武士会活动终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经济实体力量的支持。可以把它和上海精武体操会做一比较，精武会成立于1909年，比武士会稍早一些，两者都是教授武术的团体。从踏上上海滩到成立精武会六个月后（1909年9月）病逝，霍元甲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里，不可能为武术传承做很多事情。但精武会的事业却越做越大，主要原因就是它得到了上海经济实体的支持。创始和领导人陈公哲家族做五金生意，另一个领导人姚詹伯，父业颜料，稍差一些的卢纬昌，父业建筑。

随着生意的触角，佛山，广州，新加坡，香港，许多地方都设立了分会。在北方，包括东北与华北，他们的买卖不是很多，再加上有中华武士会这样较大的武术团体，所以这边就没有设立精武分会。由于具有经济实力，所以精武会可以在全国特别是北方地区聘请各个拳种的武术教练，来向会员传授武功。最后还到天津请李存义先生南下上海任教。精武会的学员只要坚持学习武术，还可以在就业或生意上得到帮助，依附并服务于一些经济实体，这是精武会能够长期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在天津，中华武士会这些方面就略逊一筹。

1912年10月，在中山公园举办“天下英雄会”的武术表演，李瑞东担任主持人。他和王兰亭创编的“文太极”“武太极”是大会的压轴节目。平日他来武士会大家就称之为会长。李存义逝世后，李瑞东想真正接任会长一职，却遭到大家的冷落。因为这些人毕竟都是练形意八卦的，李瑞东非常生气，武士会不来了，经济上的主要支持也就没有了。在张占奎，薛颠，韩慕侠，李子杨，尚云祥，孙禄堂，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由教务长李星阶主持，中华武士会又活动了几年。直到1927年南京中央国术馆筹建，张占奎率弟子赵道新和李星阶 尚云祥 李子扬应邀南下，参与早期的一些活动。武士会的活动也渐渐走近尾声。

“天津中华武士会”为天津、为华夏，培养了一 大批有名望的武术人才，他们的踪迹遍及大江南北，为强种强国，洗“东亚病夫”之耻辱；以拳掌之力，血肉之躯，惩恶扬善、抗击夷倭，护国安帮，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郝恩光等人还远渡日本，在孙中山活动过的地方，成立了海外的“中华武士会分会”。 该会还先后邀请八极名家李书文、霍殿阁，形意名家郝恩光、李玉琳等任教。该会以团结武林人士、进行武术研究、培养武术人才、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

“天津中华武士会”员，武林豪杰韩慕侠，以龙的子孙不甘忍受凌辱，不畏强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做支撑，藐视侵略势力的傲骨侠风，痛打了自命不凡，不知天高地厚，自谕“震环球”的俄国人、“天下第一大力士”康泰尔，横扫了邪恶的洋夷势力在中华大地的狂妄之气，把它们的霸气踩在中国人民的脚下，一败涂地，让他们的威风扫地；大长了中华民族子孙的志气，让中国人在三座大山面前，在侵略者、在邪恶势力面前挺直了腰板昂起了头。

中华武士会培养出的弟子，成名者数以百计，学员数以千计，使形意八卦两大拳种在天津扎下了深根。并在北方地区推广开来。这是它对中国武术的最大贡献。各省、市均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习武热潮。受“天津中华武士会”的影响，河北天津具有“三多”：习武的人多；武术团体多；身怀高超武技的豪杰多。习武人的代表人物霍元甲、李存义，是悬在侵略者头上的一把钢刀，令侵略者闻风丧胆、望风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