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下，转攻全州，冯云山中炮身亡。后折入湖南道州（道县），在此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并作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决策。8月10日，弃道州东进，占郴州，建立“土营”。9月攻长沙，萧朝贵阵亡。12月占岳州（岳阳），建立水营。

1853年1月攻下武昌，震动清廷。2月9日，洪秀全等率领号称50万众、船1万余艘，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3月19日占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旋派军两支攻占镇江、扬州，与天京形成犄角之势。

太平军攻占江宁后不久，清军即赶来堵截。钦差大臣向荣率万余人在天京城东建立江南大营，阻扼太平军东出苏、常；钦差大臣琦善率万余人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遏止太平军北上中原。同时拟南北配合，伺机夺占天京。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固守天京，同时派兵北伐京师，西征长江中游。

1853年5月13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2万余人由浦口出发，奉命“师行间道，疾取燕都”。太平军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河北）长驱北上，于1853年10月29日进抵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镇，驻守待援。清廷震惊，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

北伐军陷于清军重兵包围之中，时值隆冬，军资缺乏，援军不至，处境日艰，被迫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束城，旋又至阜城。清军紧追不舍，北伐军再度被围。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附近时，才考虑派军增援。

1854年2月4日，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统率北伐援军7500人，从安庆出发，经皖北、苏北，直入山东。4月12日克临清，旋遭胜保部围攻，27日在南退途中溃散覆灭。5月天京再组援军未果，北伐军遂陷于孤军作战。林凤祥、李开芳得知援军北上，于5月5日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连镇。为分敌兵势，迎接援军，李开芳率千余骑于28日突围南下，占据山东高唐，获悉北伐援军已败，乃筑垒固守。北伐军兵分两地，势更孤单。

1855年3月7日，连镇被僧格林沁攻陷，林凤祥被俘。僧格林沁旋南下会胜保军猛攻高唐。李开芳突围南走茌平县冯官屯。5月31日，冯官屯在僧格林沁引水浸灌下失守，李开芳被俘。北伐军将士英勇善战，但由于战略上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终致全军覆没。

在北伐的同时，1853年6月3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步军两三万人，由天京溯江而上，开始西征。意欲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10日西征军占领安庆，旋进围南昌，攻城80日未下，撤围北返。

石达开至安庆主持西征战事，集中兵力进攻皖北，于1854年1月14日攻克庐州（合肥）。继率师西攻，于黄州堵城大败清军，乘胜再占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军两支向鄂北、湖南进军。与曾国藩所率湘军战于岳州、湘潭和靖港，失利退出。湘军乘势陷武汉，并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防线；

1855年1月，兵锋直逼九江。为阻遏湘军攻势，石达开率军驰援，于湖口、九江大败湘军水师，一举扭转不利战局。旋乘胜反攻，再克武汉三镇。清廷为挽救败局，调集兵力围攻武汉，西征军与湘军在武汉周围激烈争夺。

1855年10月上旬，曾国藩自江西遣军援鄂，武汉形势危急。石达开又率部西上，败湘军于咸宁、崇阳，并乘虚挺进江西，连占7府40余县，困曾国藩于南昌，西征军事达到巅峰。

1856年3月，石达开奉命率主力回救天京，西征作战结束，基本实现预定战略目标。自太平军北伐、西征后，天京一直处于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包围之中。

1853年12月，太平军弃守扬州，江北仅占瓜洲。1854年夏，清军自广东调“红单船”50艘驶抵天京江面，天京上下游交通受阻。

1855年8月，芜湖失守，镇江危急，天京外围的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是年底，洪秀全、杨秀清决定从西征战场调兵回救。

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率数万人自天京援镇江，北渡瓜洲，4月攻破江北大营，重占扬州，旋又南渡，连破镇江外围清军营垒后撤回天京。时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太平军兵力更厚，6月攻破江南大营。向荣败走丹阳，不久忧愤而死。至此，天京的威胁基本解除。

1856年8月，杨秀清居功自傲，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回京相救。9月初，杨秀清及其部属数万人被韦昌辉残杀。

不久，韦昌辉又被洪秀全处死。合朝文武迎石达开到京辅政。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疑忌，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率数万将士脱离天朝，独立作战。虽继续反清，但远离根据地，于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畔覆灭。

经此“内讧”，太平天国受到极大损害，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武汉、九江相继失守，湖北、江西根据地大部丢失，只有安徽战场控制地区略有扩大。从此，太平天国开始衰败。

此时，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处于高潮，加之洪秀全起用李秀成、陈玉成等一批年轻将领，才使军事形势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

1858年初，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围攻天京。为解京围，后军主将李秀成请命出京，与前军主将陈玉成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确定作战方略。

会后，陈玉成率部首先攻占庐州，后南下会李秀成部，于1858年9月27日攻破位于浦口的江北大营。此时，湘军自湖北两路东犯，南围安庆，北攻庐州。湘军悍将李续宾率5000之众于11月3日进抵庐州南面的三河镇，陈玉成得报，约李秀成等部先后赴援，在三河外围全歼李续宾部，并乘势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迫使进围安庆的湘军撤回湖北。

1860年初，江南大营再次合围天京。忠王李秀成与干王洪仁玕商定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解救京围。2月10日，李秀成率2万余人经皖南入浙，攻占杭州，诱使江南大营分军往救。俟清军援兵抵杭，即弃城昼夜兼程北返。4月下旬，各路太平军进抵天京外围。5月2日，再破江南大营。旋乘胜东征，连占句容、丹阳、常州，6月2日占领苏州。接着进军上海，因内应被破坏，又遭英法侵略军阻击，未能得手。正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清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督率湘军水陆师5万余人东下进围安庆。9月，洪秀全调集大军，西上救援。陈玉成率军走江北，李秀成率军走江南，约定次年4月“合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以解安庆之围。

1861年3月，陈玉成占领湖北黄州，由于受到英国侵略者恐吓阻挠，停攻武汉，4月下旬返回安徽。李秀成部迟至6月才抵武昌外围，得知陈玉成部先回安徽，也东返浙江。“合取湖北”计划彻底落空。此后，洪秀全增调兵力，三次强攻围困安庆之敌，均为湘军所败。9月5日，安庆被湘军攻陷。陈玉成坐守庐州，束手无策。

1862年初，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赴河南、陕西招兵，皖北兵力更加单薄。李秀成率部再次进军上海，因英法侵略军与清军联合抵抗，未能得手.4月至5月间，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6500人自安庆分抵上海，东线军事形势日渐严峻。5月，荆州将军多隆阿率清军来攻，陈玉成弃城走寿州，为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擒，解送清营遇害。天京西部防线瓦解，东南方面却有所发展，太平军于年底攻占杭州及浙江大部地区。

1862年3月下旬，湘军水陆师2万余人从安庆沿江东下，5月底直抵天京城郊。洪秀全急令在上海前线督战的李秀成火速回援。9月，李秀成等“十三王”统率10余万人自苏州等地回救，急攻40余日，未能取胜。

不久，洪秀全又责令李秀成率部“进北救南”，企图取道江北西入湖北，迫使围城湘军回救。李秀成部在西进途中遭湘军节节阻击，进至安徽六安被迫折返，途中又遭湘军拦截，损失精锐数万。

与此同时，李鸿章淮军在“常胜军”支持下，由上海西进，于1863年12月攻陷苏州、无锡，兵锋直逼常州。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部自江西攻浙江，于1864年3月攻陷杭州，并基本占领浙江全省。曾国荃部湘军则逐一攻占天京城外要点，对天京形成合围。苏州陷落后，李秀成自前线返回天京，建议“让城别走”，遭洪秀全拒绝，乃布置死守。

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1864年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附近城墙10余丈，蜂拥入城，其他方向的湘军也缘梯而入，城内太平军或战死，或自焚，无一降者。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但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仍英勇顽强地抗击清军的进攻。

天京城破后，李秀成带幼天王突围而出，不久失散。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被俘，8月7日被害。

幼天王在江苏东坝与洪仁玕相遇，经浙江进入江西，10月分别被俘，11月在南昌遇害。

活动于江苏、浙江、安徽南部的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带领下，转战于江西、福建、广东，最后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梅州）被清军击灭。

远征陕西的陈得才、赖文光等部太平军，在回救天京途中，于1864年11月在湖北、安徽境内为清军所败，余部由赖文光率领与捻军合编，坚持反清斗争，直至1868年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它既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又带有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统治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封建王朝的斗争，半个世纪后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图册参考资料）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一页。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这场由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战争，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太平天国所鼓吹的“同教一家”，使其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列强的实质，最后遭到内外镇压，陷于失败。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史学界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认为是一场旧式农民革命。如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太平天国期间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而“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群众是旧式农民战争中的群众。”因此，“太平天国是旧式农民革命的顶峰。”

第二种，认为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如郭毅生在《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中提出：太平天国革命无可非议的是农民战争，以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但它爆发于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崛起于经济较为发达、中西交通频繁的两广，“此时社会各阶级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民已不是中世纪的封建农民，他们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农民以外还有新兴的市民等级，这一社会力量投入革命斗争中，成为其核心和骨干。”如“杨秀清、萧朝贵、秦日昌等人便是无产阶级分子杰出代表”（此等人作者认为属于市民等级，编者注）。“因此，就不能不使得太平天国革命具有了迥异于以往单纯农民战争的许多特点，其中如政治纲领中提出的平等观念，否定专制神权和专制政权的思想，便带有较为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

过早建都丧失锐气。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在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

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

杨秀清是农民起义领袖有眼光的，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