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八年（943年）十一月，单州刺史杨承祚夜开城门逃往其父杨光远治所青州。晋廷接到信报后，立刻派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领兵到郓州布防，以备契丹入侵和青州叛乱。十二月，杨光远谋叛之象更加明显，朝廷再派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增兵郓州，并遣官员巡检黄河南岸至黄河入海口一带。郓州作为位于晋都东北的水陆要冲，是防御青州之敌的军事重镇，晋军增援此地，也是为保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无虞；而加强黄河下游巡检，则是为切断杨光远与契丹的联系。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杨光远勾连契丹反叛，派兵攻打淄州，抓获刺史翟进宗后固守青州。契丹大军以骑兵为主，采取“东西两路并进，协同作战”的灵活进攻方案。西路为偏师，作为牵制作用；东路为主攻方向，以渡过黄河，攻取晋都大梁为战略目标。

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初二日，契丹东路军前锋赵延寿、赵延昭率领骑兵五万入晋境，兵锋已达甘陵，在晋军贝州叛将邵珂的帮助下，一举拿下后晋的粮草重地、水路要冲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继占领黄河北岸之南乐（今属河南）并驻扎于此。耶律德光亲自率10余万大军殿后，出契丹南京（即幽州，今北京）趋后晋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建牙帐于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北）。西路契丹军由耶律德光的皇叔明王耶律安端率领，自雁门关（今山西代县西北）南下，围攻忻、代二州，以牵制后晋河东力量。晋帝石重贵闻知，遣使致书契丹，求修旧好，遭拒，遂以黄河为障，部署防御。命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率军进驻戚城（今河南濮阳北）；遣张彦泽领骑兵三千戍黎阳（今浚县东北）；石重贵自率禁军抵澶州（今濮阳），景延广随行，后任命其为御营使，总领北面行营军一切军机（然该职位的设置与之前北面行营的最高指挥权相互牵制，险些导致其后高行周等人的兵败）；以北京（今太原）留守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抵御契丹西路的耶律安端军。

正月二十八日，刘知远与白承福合兵二万与契丹西路军在秀谷爆发激战，晋军杀敌三千，活捉五百，俘虏契丹将十七人，契丹西路军溃散，余众逃至鸦鸣谷（今山西寿阳东南），后出潞州（今山西长治）向东与契丹主力会合。

由于晋军主力均布置在澶州一线，依靠城池坚固，成功阻滞了耶律德光率领契丹主力（东路军）。耶律德光遂遣从弟麻答率数万兵向东攻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欲抢渡马家口（今山东聊城东），会晋叛将杨光远由翼侧包抄，攻取郓州，钳击正面晋军。此举是效仿后唐李存勖奇袭汴州（即晋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的战术（详见后唐灭后梁之战），一旦契丹与杨光远合兵攻下郓州，则晋都直接暴露于契丹骑兵铁蹄之下。

本月底，麻答率军进至博州城下，后晋博州刺史周儒与杨光远勾结，突然献城投降契丹，并引导契丹军于马家口渡河。郓城守军有限，守将郭谨一面派人向石重贵告急，一面遣左武卫将军蔡行遇率数百骑北上截击。蔡行遇伏被俘，部下旋即被击溃。

二月初，收到急报的晋廷急命何重进、白再荣、安彦威等分守麻家口（今山东鄄城东北）、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杨刘镇）、马家口、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加强诸津要守备。同时，晋廷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等率兵万余，水陆并进，疾趋马家口阻截。李守贞等人赶到马家口时，契丹步骑万余已于河东筑垒，正掩护后续渡河。李守贞等乘其半渡而击，拔东岸契丹军营垒，东岸契丹军遂溃散，被溺死、俘斩各数千人。西岸的契丹军军心亦大受打击，不敢渡河南下，仓皇北撤。

在晋军主力分兵支援东线马家口的同时，耶律德光抓住机会进攻戚城。晋军北面行营军先锋指挥使石公霸首先遭遇契丹骑兵，就迅速被包围。高行周、符彦卿率领的北面行营军前军前去救援，随后亦陷入契丹军队的重围。御营使景延广收到求援后，坐视三位大将被困于戚城，晋帝石重贵闻知后，即亲率侍卫亲军前去解围，与坚守戚城的高行周部，里应外合，大破契丹军，遂解戚城之围。

耶律德光见戚城和马家口的进攻皆受阻，而澶州—戚城一线是当时契丹军攻取晋都的最近渡河路线，遂集中兵力，准备与晋军决战于此。耶律德光先假意从元城撤退，实则埋伏于古顿丘城（今河南清丰县北二十里），企图以示弱诱敌之策，等杜重威率领的恒、定两州兵马与澶州的守军合兵时，以骑兵优势在旷野之地一举歼灭后晋所有主力。然而因为连日大雨，晋军守城不出。契丹军队空等十多天，反而因长期驻扎于旷野，导致人困马乏，军粮短缺。耶律德光采纳赵延寿的建议决定主动出击，准备夺取澶州德胜渡的浮桥后抢渡黄河。

三月初一，耶律德光率军十万横陈于澶州城北，晋军主力在澶州城，先头部队高行周在戚城的南面。晋军以步兵军阵对抗契丹骑兵的包抄战术，两军鏖战至傍晚，皆死伤甚众。随后，耶律德光采用骑兵的“突阵”战术冲击后晋军阵，石重贵立刻率亲兵列为后阵稳定军心，晋军因有皇帝亲自督军，军纪严明，岿然不动，以数万弩箭迎击契丹骑兵，契丹军久攻不下，逐渐退却。此时耶律德光从间谍处获悉“后晋军东面人少，沿黄河的护城栅栏也不坚固”，于是再次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快速转变正面攻坚作战方式为侧翼突袭。耶律德光亲率领精锐骑兵从后晋军阵东面防御薄弱处进行突阵。后晋军阵当即被击溃，士兵向南败逃，契丹骑兵在后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澶州水寨。契丹军误把当时修治水寨的晋军旗帜当成伏兵，遂暂缓追击，晋军抓住机会，重整部队，双方再次交战，后晋军队再次向后败退，后晋大将李守超遂率几百骑兵持短兵器径直杀将过去，稳住后晋军阵，契丹军逐渐退却。

当夜，契丹军首先鸣金收兵，又趁夜北退三十里扎营。晋军虽收到消息，但主帅景延广担心这是契丹的计策，因此只是坚守城池，而没有派兵追击。初三日，耶律德光令赵延照留守贝州，下令契丹大军分两路北撤，一路自沧州、德州北撤，另一路则向东后沿深州、冀州北上回国。契丹骑兵在撤退途中，对沿途的后晋城镇大肆破坏，掠夺财物和人口，致使后晋的黄河以北的地区赤地千里。

契丹撤军后，晋廷趁机遣军收复失地，调整部署，扩展军备。四月，石重贵命高行周、王周等戍澶州；遣神武统军潘环、张彦泽屯兵澶州；遣李守贞领步骑两万，攻讨青州(今属山东)的杨光远叛军；景延广因不救戚城之罪，外放为西京留守。八月，以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杜重威为都招讨使，辖制十三节度使，统领河北、山东、河南诸地防务；闰十二月，李守贞破青州，杀杨光远。

主词条：榆林店之战、白团卫村之战

后晋开运元年（辽会同七年，944年）初，契丹主耶律德光首次南伐后晋，却因后晋君臣上下一心而在黄河沿线频频受挫遂撤军，返回南京幽州暂驻，重新整军，准备第二次入侵。 同年十月，契丹天授节（耶律德光的生日）上，除后晋外契丹各藩属国均遣使进贺。耶律德光遂以此为由，再次南征。

本年末，契丹仍以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为前锋围困恒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连下其周边九县，后又分兵攻掠河北邢（治龙冈、今河北邢台）、洺（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磁（治滏阳，今河北磁县）等州后，前锋进入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境内。

顺国节度使、恒州守将杜重威向晋廷告急，晋帝石重贵因病未能亲征，遂命张从恩出任北面行营马步都监，率马全节、安审琦等北面行营诸将会诸道兵屯邢州，阻止契丹大军前进。由于刘知远拥兵自重，只在晋阳观望，北面行营军最高指挥官为招讨使杜重威，然其被围困于恒州，此时处于邢州的北面行营军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随后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大军在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扎营，晋廷害怕戍守邢州一带的的晋军被全歼，在未与契丹交战就急令其后撤，企图固守澶州、黎阳，依托黄河作为抵御契丹军南下的屏障。然而接到撤退命令的晋军一溃千里，溃兵所过之地方，放火焚烧，杀人掠货，等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时，晋军已混乱到无法整顿的地步。

开运二年（945年）正月，晋帝石重贵又不甘心邢州失陷，重新于邺都、相州以南部署防御：以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澶州，邺都留守马全节守邺都，右神武统军张彦泽戍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自滑州引兵扼胡梁渡（今滑县东北古黄河上），另以天平军节度张从恩、护国军节度使安审琦会诸道行营兵数万，列阵于相州安阳水南阻截契丹军南进。十五日，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会同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出侦察，至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猝遇数万契丹先锋军，交战百余合，晋军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至榆林店（今河南安阳北），契丹增援大军到来，皇甫遇遂决意原地死战，晋军摆出严密的步兵方阵御敌，苦战半日，双方杀伤甚众。黄昏时，晋将安审琦独率骑兵，过安阳水前往救援。契丹军久攻不下，人马疲敝，见到晋军援军将至，遂撤师北走。皇甫遇等众人遂得以生还。而契丹军以为后晋大军到来，部众惊扰，不断后撤。当时，耶律德光驻扎在邯郸，得到所谓的“晋军主力悉至”的消息后，立刻向北逃走，当晚（十五日）不敢扎营休息，第二天就逃到两国边境附近的鼓城（河北省晋州市）。

十五日晚，在相州驻扎的北面行营军都监张从恩决意退守黎阳，由于军内未达成一致，本次撤军又如同邢州溃退一般，多亏相州刺史的符彦伦防守得当，相州才没有陷落。然而契丹先锋赵延寿部绕过相州，兵锋直达汤阴（河南省汤阴县）。

正月末，河北诸镇相继告急，晋帝石重贵察觉北面行营一盘散沙的情况后，将张从恩调离北面行营，并决意亲征。在出征之际即严令一直固守恒州不动的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领本道兵与马全节等于定州（今属河北）会和，并严厉整合行营内各将领。

二月，晋帝石重贵自都城大梁经滑州到澶州督战，并令杜重威率北面行营军向北进军。三月，北伐的晋军收复祁州后，下泰州（今河北青苑）、克满城（今河北满城北），攻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俘虏契丹酋长没剌以及士卒两千人。十九日晚，杜重威从契丹降卒口中得知契丹主耶律德光率8万骑于虎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古北口）反扑将至，杜重威惧，次日就急退保泰州。随后杜重威率晋军持续南撤，契丹骑兵衔尾追击，期间双方有数次交锋，各有伤亡。二十六日，晋军撤退到阳城（今河北清苑西南）附近，此时契丹主力赶上，晋军只能结阵向南撤退，而契丹骑兵从四面包抄骚扰晋军步卒，晋军各路兵马竭力拒战。当天，晋军只撤退十余里，人困马饥。

三月二十七日，晋军退到白团卫村（今河北顺平县），速扎鹿角为寨。耶律德光立刻派重兵将晋军包围在村内，并派骑兵绕到晋军身后断其粮道。当天夜晚，忽然刮起很强的东北风，双方视野都很差。晋军在营内挖井取水，刚挖到地下水面，井就立刻崩塌，士卒只能取出井中湿泥挤水解渴，此事导致晋军士卒和军马都严重缺水。

等到天亮，东北风更加强烈，耶律德光遂命契丹军中的铁鹞军下马，拔除晋军军营四面的木栅鹿角，扫平地面，然后引导步战骑兵主力杀入大营，以刀剑等短兵器格杀后晋士卒。同时契丹军还占据上风口，顺风纵火烧营，助长声势。晋军被契丹兵围困在中心，由于身处逆风位，晋军对付契丹骑兵的弓弩都无法发挥作用。晋军面对火势和契丹大军的进逼束手无策，主帅杜重威却要晋军一味的固守营寨，晋军群情激愤，各将领也要求出战，主帅杜重威却希望等风势稍小一点，监军李守贞持反对观点，他认为：战场形势是敌众我寡，依靠风沙的遮蔽，契丹都无法了解晋军具体参战人数。晋军此时借风暴掩护拼死战斗，才有获胜可能。而等风沙停了，虽然晋军没有了逆风的劣势，但契丹军乘势进攻，各部沟通没有阻碍，晋军必然全军覆没。李守贞请命自己出战，而杜重威继续坚守大营。

随后，晋将符彦卿会同张彦泽、药元福以及左厢都排阵使皇甫遇，率麾下精锐骑兵，从营寨西门出发进攻契丹下马步战的骑兵，各将领随后也出动击贼。当时正刮东北风，出营寨西门绕到契丹后方，也是为了争取顺风之势，也就是说此刻契丹军队从顺风变成了逆风。而辽军铁甲骑兵既已下马，仓皇间来不及跳上马背，契丹亦无兵种优势，战场局势在瞬间转换。这次出奇不意的进攻使得契丹军稍退数百步。李守贞见势，下令步卒尽拔鹿角出击，契丹军溃散，弃马夺路而逃。契丹主耶律德光乘坐奚车逃奔十余里，晋军在后紧追不舍，耶律德光狼狈间弃车改骑骆驼向北逃去。

晋军众将要求继续追击，然而主帅杜重威拒绝，随后，晋军北伐的各路人马自定州班师返回各自军镇。四月中旬，石重贵从澶州出发返回开封。二十四日，将天雄军恢复设置在邺都，加强河北兵力。在阳城大捷后，后晋和契丹两国主和势力抬头，石重贵乘胜再次遣使出使契丹，提出恢复称臣，并谦卑谢过。然而契丹主耶律德光不满足晋廷条件，要求提升出使规格，并要求割让镇、定两道。晋廷亦无法接受这一条件，两国议和失败。

由于晋军在两次大战中接连取胜，石重贵兴建宫室，厚赐优伶，宠信冯玉，排挤猜忌重臣桑维翰，不纳忠言，朝政日益崩坏。在军事上重用外戚杜重威，杜重威懦弱贪婪，放任契丹残兵劫掠河北之地。随后杜重威因畏惧契丹游兵无诏回京，石重贵不仅没有治罪，还授予其天雄军节度使，令其手握重兵，出镇重镇。

主词条：中渡桥之战

开运三年（946年）夏，河北爆发饥荒，兖、郓、沧、贝各州盗贼四起，乡民结寨自保。民帅孙方简等人在定州西北狼山结寨，对抗契丹，很有斩获，晋廷遂招纳其为东北招收指挥使，对抗契丹。孙方简多次劫掠契丹，以此向晋廷邀功。晋廷赏赐稍不如意，孙方简就举寨投降契丹，更是引敌入寇，甚至抓了晋将刘延翰献给契丹。六月，刘延翰逃回晋都，向朝廷报告孙方简反叛、契丹入寇的情况，同时定州也传来契丹压境的军情。

石重贵遂命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帅领义成、彰德、义武节度使向泰州进军，又遣禁军步兵十营急赴邢州，加强河北守备。八月，李守贞领军与契丹千余骑在长城北（战国时燕所筑，在今固安县南），辗转战斗四十余里，斩获契丹主帅解里，契丹军溺亡者众多。初九日，契丹没有再南下，石重贵命李守贞回师驻守澶州。

九月，契丹发兵三万进攻后晋河东地区，刘知远于阳武谷将其击败，斩首七千。定州张彦泽亦于定州北、泰州连续击败来犯的契丹军，斩首两千。后晋恃阳城之捷，轻视契丹，欲伺机北伐。契丹攻晋接连受挫，不甘罢休。

契丹主分别于七月命平卢节度使赵延寿诈降并请求晋军北上接应，九月再指使瀛州刺史刘延祚向后晋乐寿监军王峦送去书信，请求举城内附。后晋深知瀛、莫二州的重要地位，因为获此二州后晋就能阻敌长驱魏州，保证黄河南岸的安全。同时边地守将王峦与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重威多次向晋廷上奏，声称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乘此可取。后晋的深州刺史慕容迁也在此时向朝廷献上《瀛莫图》。因此石重贵“欲发大兵迎赵延寿及延祚”并趁势北征。后晋出帝在北征的敕榜中豪言：“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意图乘机一举消灭契丹。九月，石重贵命杜重威、李守贞等会兵广晋（今河北大名东北），因杜重威是晋帝的姐夫，石重贵对其信任有加，悉调京师宿卫禁军归杜重威麾下。

十一月，杜重威率兵二十万抵瀛州，契丹将高模翰早已引兵潜出。晋偏将梁汉璋率两千骑追击，战败身亡。杜重威不救，反倒退兵武强（今河北武强西南）。契丹军长驱南下，沿易、定向恒州推进。杜重威还欲南撤，遇张彦泽返恒州，乃转兵西行，至中渡桥（今河北正定东南滹沱河上），契丹军已先于占领。张彦泽率骑争夺，契丹军焚桥，两军遂夹滹沱河而峙。起初，耶律德光还畏惧杜重威率军渡河与恒州守军夹击自己，但看杜重威在南岸扎营，遂于北岸观望。十一月底，耶律德光遣别将萧翰迂回晋军侧后，抢占栾城(今河北栾城西)，扼晋军粮道、退路。

杜重威在南岸扎营期间，将主战的转运使李谷外派去督粮，众将不敢再言战事。杜重威在营内只是置酒作乐，很少过问军事，并命大军继续驻扎在原地，毫无进取之意。

十二月初一日，李谷向晋廷密奏，指出北面行营军情势危急，建议石重贵御驾前去滑州。初三日，石重贵才知道北伐的大军已退到中渡桥，后又接到李谷的奏报，了解到前线危急。初四日，晋廷收到杜重威请求増兵的书信，此时京师兵力已经枯竭，石重贵将皇宫守卫的数百人悉数派往前线。至此，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内宿卫禁军几乎全部派往前线，这使得京城中人心惶惶。石重贵又紧急征调黄河以北各州以及滑（今河南滑县）、孟（今河南孟州）、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等州五十万粮草运往北面行营军大营，运粮诏令催促甚急。初五日，杜重威再次派人回京告急。使者在返回大营的途中，被契丹军擒获，自此杜重威与朝廷的联系中断。此时石重贵打算亲征，但为契丹军队已经深入赵州境内，晋军腹背受敌，处境艰难。但杜重威所掌握的后晋大军还未受到严重损失，恒、易、定等州仍为晋军控制，仍有与契丹一战之力。

初六日，晋将王清要求率兵两千前出开道，率全军进驻恒州城。但杜重威心怀异志，不许大军增援，致使王清所部皆战死，晋军主力亦陷入重围。杜重威以途穷路末，暗中勾通契丹，欲举军投降。耶律德光佯许立其为帝，初十日，杜重威伏兵于内，迫众将签署降表。随后杜重威下令全军出营列阵，官兵们欢呼跳跃，认为将要发动攻击。杜重威亲自向大家解释说：“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完，走投无路，只有和你们另找出路！”命全军卸甲投降，官兵们悲伤哀恸，哭声震动四野。

晋军在前两次大战中，虽然前期互有胜负，然而戚城之战和阳城之战的胜利都阻挡了契丹军南下的步伐，将契丹军阻挡于黄河之北，且由于契丹军以骑兵为主，劳师远征，不可久战，契丹军在大败后均主动北撤。然而第三次大战后，除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的军队留守原地外，北面行营实际是汇合了北部诸道藩镇兵和全部禁军，几乎是后晋全部军力，而在杜重威率全军投降契丹后，后晋数日后即灭亡，可见此阶段的北面行营军是可以关乎后晋政权走向的决定性力量。而杜重威在北上和驻守期间又不停上奏请求增派更多军队，晋廷不得已将全部宫卫禁军再调至杜重威麾下，致使京师大梁防务空虚。杜重威率后晋几乎全部兵力却一直在滹沱河南岸按兵不动，最终在内外断绝、粮食殆尽的情况下向契丹投降。而在其投降后，引导契丹军迫使河北恒、代、易等各州一一归降，耶律德光亦抓住时机，乘势南下入汴。此时杜重威所率领的北面行营军竟成为契丹灭亡后晋王朝的先锋军。

晋军先后遭受了瀛州大败，中渡桥大败，而后北面行营全军投敌，河北各雄藩望风而降，大大激起契丹灭晋之心，耶律德光裹胁后晋降卒数日之后便攻破大梁，石重贵无奈开城出降，后晋灭亡。耶律德光于大同元年（947年）二月，建国号大辽。

后晋皇帝石重贵：“朕以契丹显违信义，辄肆侵陵，亲御戎车，往平桀虏，灵旗一举，狂寇四奔。”（战后）

后晋大将景延广：“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当成后悔矣。”（战前） 意契丹强盛，国家不济，身将危矣，但纵长夜饮， 无复以夹辅为意。 （战后）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者：利用优势骑兵之机动力，与晋方青州节度使杨光远相呼应，深入大河南北，予晋方以重大之打击。如作战进行顺利，即渡河进攻大梁，否则即行撤退……第一次南犯，主力经安国深（州）冀（州）指向魏州，拟以有力一部由博州方面渡河配合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之行动，以威胁晋方之右翼。及其渡河部队为晋方所阻，正面复遭坚强抵抗后即行撤退。

洪纬博士：契丹军以骑兵为主，其行军路线选择比较固定，难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后晋军队通过派遣大将率大军屯驻在定州等地，来加强易州—定州沿线的布防，以阻碍契丹南下。其次，没有足够的草场或草料就限制了契丹主力骑兵的作战时间多为一个月左右，中原王朝往往利用契丹军队依赖草场，不可久战的弱点，坚守避战，契丹围困不久便撤军而回。

后晋将领皇甫遇：“彼众我寡，走无生路，不如血战。”（榆林店被围）

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中国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强胡，胜之犹有后患，况不胜乎！”（晋军首次北伐前）

后晋大将李守贞：“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惟力斗者胜，此风乃助我也。”（白团卫村被围后）

后晋大将药元福：“今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回，吾属已为虏矣。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急击之，此兵之诡道也。”（白团卫村被围后）

契丹耶律德光：“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白团卫村被围后）

《百战奇法》：凡与敌战，若遇风顺，致势而击之；若遇风逆，出不意而捣之，则无有不胜。法曰：“风顺，致势而从之；风逆，坚阵以待之。”

胡三省：“夫胜之不可恃也尚矣。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夫差数战数胜，终以亡国。桑田之捷，灭虢之兆也；方城之胜，破庸之基也。项梁死于定陶而嬴秦墟，宇文化及摧于黎阳而李密败，皆恃胜之祸也。阳城之战，危而后克。契丹折翅北归，蓄愤愈甚，为谋愈深，晋主乃偃然以为无虞，石氏宗庙，宜其不祀也。”

学者曾国富：后晋军屡战屡胜, 契丹军屡战屡败, 契丹军中弥漫着“恐晋”气氛。契丹在退军途中, 常常“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 包括契丹主在内的契丹军便“即时北遁”, 落荒而逃。

洪纬博士：契丹在白团卫村的战败并非契丹骑兵战力或战术问题，完全是因为契丹骑兵短兵奋击之时，忽略了侧翼安全，致后晋有机可乘，此战后再未见契丹骑兵下马攻阵的记载。

洪迈：契丹伐晋连年，晋拒之，每战必胜。其后，杜重威阴谋欲降，命将士出陈于外，士皆踊跃，以为出战，既令解甲，士皆恸哭，声振原野……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

胡三省：①高行周、符彦卿，一时名将也。滑、澶及河阳，河津之要也。使晋主能用李谷之言，安得有张彦泽轻骑入汴之祸乎！②强寇深入，诸军孤危，而驿报七日始达，晋之为兵可知矣。③（桑维翰）言晋必亡，宗庙不祀。盖晋氏之亡，不独桑维翰知之，通国之皆知之。④李縠为杜威昼画计而不行，犹可曰言之易而行之难。至于王清力战而救，则其欲卖国以图已利，心迹呈露，人皆知之矣。⑤契丹主非特戏杜威、赵延寿也，亦以愚晋军。彼其心知军之不诚服也，驾言将以华人为中国主，是二人者必居一于此。晋人谓丧君有君，皆华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计巧矣。

王夫之：①而延广罢去，留守西京，悲愤无聊，唯自纵酒；桑维翰固争于重贵，复奉表称臣以示弱，然后孙方简一叛，大举入寇，而重贵为俘。繇此观之，契丹何遽不可拒？延广何咎？而维翰之贻害于中国，促亡于石氏，其可以一时苟且之人情，颂其须臾之安，而贳其滔天之罪哉？②今且责知远之拥兵晋阳，不以一矢救重贵之危，而知远无辞。虽然，岂尽然哉？李守贞、杜重威、张彦泽，兵力之彊，与不相上下，而交怀忮害之心；桑维翰居中持柄，怙契丹以制藩帅；石重贵轻躁以畜厚疑，前却无恒，力趋于败；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者：①契丹以骑兵优势，实施机动作战。采取有利则进，不利则退，诱敌深入的方略，创造野战歼敌战机致胜；晋廷虚骄轻敌，悉将京师宿卫禁军投入北伐，主帅杜重威叛降后，致后方空虚，都城陷落而亡。②其所属诸将，大多才能短绌，既无兵学修养及统御指挥能力，又无冲锋陷阵爱国牺牲精神；贪生怕死，利令智昏；甚至卖国求荣，厚颜事敌：如杜重威、李守贞等辈，即其代表。③晋第二次北伐时，晋军在中度桥如能稍采积极行动，契丹必即行撤退，盖契丹乃采机动战术，有机可乘则进，无机可乘则退也。但杜重威、李守贞等竟在距正定五里之处，筑垒防御，且拒绝部下进攻之建议，一面不断请求增援，一面终日饮酒作乐，对敌之一切活动均视若无睹。待食尽途穷，即解甲投降。而晋主对重威等之行动，亦不加闻问，对其请援则悉发禁卫之兵赴之。天地间竟有如此大军统帅，亦竟有如此糊涂之皇帝，真咄咄怪事也。

王夫之：伟王败而太原之兵遁；石重贵自将以救戚城，而溺杀过半，恸哭而逃；高行周拒之于澶州，而一战不胜，收军北去；安审琦救皇甫遇、慕容彦超于榆林店而自惊以溃；阳城之战，符彦卿一呼以起，倾国之众，溃如山崩，弃其奚车，乘驼亟走。当是时也，中国之势亦张矣；述律有蹉跌何及之惧，气亦熸矣。（后晋与契丹前两次大战）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此战，历时数年，几经反复。契丹初战受挫后，因形应变，采取有利则进、不利则退、诱敌深入的方略，乘后晋军精锐全部出动之机，以骑兵突起反攻，直取东京灭后晋。后晋廷小胜轻敌，倾军出战，致后方空虚；交战中，主帅惧战叛降，导致败亡。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者：晋主石重贵立于危难之中，不但不能继承石敬瑭与桑维翰所定之遗策，且当时内政失修，强敌犯境，藩镇专横，天灾流行……且晋主处此艰危存亡之秋，不但不能警惕奋发，反安于享乐，奢淫自纵。其臣僚中仅桑维翰较有才气，且勇于负责；其余均颟顸无能，争权夺利，私心自用。晋主则远贤拒谏，善恶不分，故终不免于亡国被俘。

此战对后晋和契丹均意义重大。两国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三年之久，无论是对中原民族，还是对契丹民族，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沉重的战争负担不仅极大地消耗了两国宝贵的资源，破坏了社会的稳定，而且制约了两国经济的发展。

于后晋来说，中渡桥之战的失败，致使晋廷丧失绝大部分军事力量，直接导致后晋政权的灭亡。此战后，契丹骑兵于黄河南北两岸大肆“打草谷”，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丁壮被杀，妇女被掠， 财畜殆尽。虽然契丹仅占据开封两月后就北还，但其在离去时，大肆破坏河北诸镇，掠夺大量人口和马匹，对中原之地的经济和文化破坏严重。

对于契丹来说，契丹统治燕云十六州之地已近十年，内有傀儡赵延寿等之协助，外有晋臣杨光远之勾结，其对晋方军政腐败，臣僚离心之情形应有所认识。然其在战场上先后经历马家口之战、戚城之战、白团卫村之战的惨败，契丹在本次战役之前对晋军始终怀有畏惧之心。此外，晋军下级军官及士兵战斗力尚强，加之后晋相对契丹有着更为先进的文化，使得契丹君臣不敢轻启亡晋之念。然而此战中晋北面行营全军出降，使得契丹对晋之观念大变，而陡起灭晋之决心。契丹主耶律德光乘中渡桥之胜，灭后晋而建大辽，实现了辽太祖的夙愿，并完成了辽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最终奠定了大辽帝国的辽阔疆域。其次在南下和北归过程中，耶律德光除掳掠人口财宝外，还吸纳裹挟了大量汉地的知识分子、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推动契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