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采取了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沙文主义立场。鲍威尔应征入伍，被任命为少尉，但1914年11月即在俄国前线被俘，囚禁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中。他在这时写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一文（1924年发表），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宣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完成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俄国二月革命以后，鲍威尔被释放，到了莫斯科住在孟什维克分子唐恩家中，同所谓孟什维克“国际派”交往。1917年9月，他回到维也纳。

1918年10月，奥匈帝国崩溃，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鲍威尔就出任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联合内阁的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又重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3月当选立宪国民议会议员。从1920年10月起，他在历届国民议会都当选议员，直到1934年逃亡国外为止。

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面临着革命形势。同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一样，奥地利也出现了政权归资产阶级还是归无产阶级的问题。奥地利的邻国匈牙利（1918年3月）和德国的巴伐利亚邦（4月）都已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和新成立的奥地利共产党也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问题，要求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已在准备武装起义。匈牙利共产党和苏维埃的领袖贝拉·库恩也要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给予支援。鲍威尔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却坚决反对奥地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此，鲍威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他写了《布尔什维主义和我们》（1918年）、《到社会主义之路》（1919年）、《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年）等著作，阐述自己的观点。

鲍威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使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无产阶级就可以通过民主手段即凭借选举权而取得政权，不必举行暴力革命。反之，如果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多数，它即使通过暴力取得政权也不能维持下来。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鲍威尔的这一理论同第二国际其他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考茨基的理论是一致的，但是他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述了这一观点，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力量因素”论。

鲍威尔认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有五个：阶级成员的人数、组织性、在生产和分配中所占的地位、阶级的积极性、阶级所受的教育。在民主制国家里，政治权力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是由这些社会力量因素的大小来决定的；在不民主的、专制的国家里，权力的分配不是按照社会力量因素，而是依靠物质暴力手段、主要是靠武装部队决定的。因此，在不民主的国家里，统治阶级享有的权力比它按照社会力量因素应当享有的权力要大得多，其他阶级享有的权力则比应当享有的权力要小得多。鲍威尔根据这一观点，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向十月革命过渡是错误的，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是俄国落后的经济和政治的产物。鲍威尔认为，在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无产阶级不需要像俄国那样举行暴力革命，而应该等到自己的社会力量因素增长到超过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时，才采用民主手段夺取政权。显然，这一整套理论是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针锋相对的，因此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曾把《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斥为“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

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按照这一理论做到了孟什维克在俄国未能做到的事。当时，由于党内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薄弱，在策略上也有错误，鲍威尔等人就能够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苏维埃领导机构中的优势，协助资产阶级扑灭了奥地利工人革命斗争的火焰，重新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军队即“国民军”，制定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宪法，并且把工人苏维埃降低为贯彻社会民主党领导意图的附属机构。在对外政策方面，鲍威尔强调当时奥地利在经济上对协约国的依赖性，把奥地利的前途寄托在与德国合并上。在社会民主党的竭力支持下，奥地利立宪议会于1918年11月通过了奥地利加入德意志共和国的决议，但后来未被协约国批准。鲍威尔为此于1919年7月忿然辞去外交部长职务。1919年6月，在他还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他曾同伦纳一道同意协约国把在奥地利的武器储备通过意大利政府交给正在对匈牙利革命进行干涉的捷克军队，从而参与了扼杀匈牙利共和国的罪恶活动。

鲍威尔在担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期间，写了《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来阐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他主张通过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所得税“有步骤地剥夺剥夺者”，并鼓吹由国家、企业职工、消费者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机构来管理企业。他还曾代表这个委员会争取议会通过了一些贯彻“社会化”的法律草案，但这些法律并未能真正生效。他自己也于1919年10月辞去委员会主席职务。1920年10月，共和国宪法通过，资产阶级统治稳固地确定下来，奥地利革命高潮被打下去了。这时，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鲍威尔等人竭力鼓吹的“社会化”也化为泡影。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鲍威尔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国会议员，是奥地利的一个重要政治活动家。随着法西斯势力1922年在意大利掌握政权以及在德国猖狂活动，奥地利也纷纷出现法西斯组织，它们不断向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挑衅和进攻。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感到资产阶级民主制遭受威胁，也感到有必要控制和引导工人群众对法西斯势力的义愤，避免暴力冲突。适应这一需要，鲍威尔提出了“防御性暴力”的论点。鲍威尔认为，无产阶级固然应当通过民主手段和平地夺取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采取暴力破坏民主制，无产阶级就只好使用暴力来捍卫民主制；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果资产阶级用暴力进行反抗，无产阶级也就只好用暴力镇压，以保卫自己的政权。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使用暴力都是迫不得已的，因此是防御性的。在鲍威尔和麦克斯·阿德勒等人的影响和坚持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26年在林茨举行的代表大会同意在党的纲领（即所谓“林茨纲领”）中使用“国内战争”、“专政手段”等字眼，体现了“防御性暴力”的思想。鲍威尔夸耀这一纲领，说它是“明智的现实政策和革命热情的结合”，认为它表述和总结了党在战后时期的重大理论观点，它代表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还在工人中成立了称为“共和国保卫同盟”的武装组织。表面上看来，工人群众通过这一组织用大战结束时落入人民手中的武器装备了自己，但是它处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不能名副其实地发挥作用。

鲍威尔等人的这些言论和行动给自己披上了“左”的外衣，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和保持了工人群众对他们的信任。实际上，鲍威尔是非常害怕国内战争的。他只是在理论上承认工人阶级在一定情况下有使用暴力的必要，但在行动时总是劝告工人群众忍让和等待。例如，1927年7月，维也纳陪审法庭公然判决一起法西斯凶杀案的凶手无罪释放，因而引起人民群众的公愤。维也纳各大工厂工人自发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以示抗议，政府悍然出动武装警察镇压，枪杀了几十名工人。在这场斗争中，鲍威尔等人唯恐工人的斗争一发不可收拾，匆匆调动“共和国保卫同盟”的部分成员协助政府控制群众，事后又徒劳地请求政府给死难者家属抚恤，对被捕者实行大赦等等。由于鲍威尔等人的妥协退让政策，这次斗争终于失败。甚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斗争的失败就是鲍威尔的“防御性暴力”幻想的失败。在这以后，鲍威尔对待法西斯反动派的态度基本不变。1934年2月，法西斯政府加紧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继续妥协退让的情况下，维也纳的保卫同盟成员自发举行起义。由于力量薄弱以及缺乏正确的领导和组织，起义很快失败。起义工人遭到残酷镇压，白色恐怖席卷全国，社会民主党也被查禁。鲍威尔本人被迫流亡到捷克，在布尔诺继续出版《斗争》杂志，并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保持联系，给予支援。1938年5月，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并威胁捷克，鲍威尔匆匆移居巴黎，不久就在那里病故。

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鲍威尔一贯鼓吹中间道路。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后，各国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重建第二国际。这时鲍威尔表示，“要尝试把像我们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际工人运动中派的那些党集合起来，这些党在右面同所谓第二国际所体现的改良主义，在左面同所谓第三国际所体现的布尔什维主义都保持同样的距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一同发起成立“社会党国际协作委员会”即所谓第二半国际。但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偏向第二国际的，并终于在1923年和第二国际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鲍威尔一直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的成员，曾多次在它的代表大会上担任国际工人运动政策的主要报告人。鲍威尔认为，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实行了分裂工人运动的政策，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这是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他坚持自己关于民主和专政的理论，设想苏联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会逐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民主。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决议，并宣布愿意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就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谈判。当时已流亡国外的鲍威尔对此是表示欢迎的。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右派各党反对，谈判未能取得积极成果。

鲍威尔在晚年提出了所谓“整体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流亡捷克期间写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一书中论述了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制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是“整体社会主义”。他说，整体社会主义是“既把社会民主主义又把共产主义结合在自身中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它可以克服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僵化观点”，进而统一世界工人运动。他认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维也纳市政府执政时所取得的社会改良成就，以及奥地利工人在1934年2月举行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说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体现了整体社会主义思想的。由此可见，整体社会主义就是鲍威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一贯倡导的中派路线的理论概括，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形式。鲍威尔夸大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成就，却回避了党和他本人所犯的错误，这说明他并没有从他的党和他自己的实践中充分吸取教训，找出新的道路。所谓“整体社会主义”虽然给自己提出很高的目标，实际上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也没有发生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