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13 21:00
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年3月5日——1894年7月5日），一译赖尔德。英国考古学家、近东考古学的创建者、楔形文字专家、艺术史专家、绘图家、收藏家、旅行家、作家及外交家。他以发掘尼尼微（Nineveh，今伊拉克北部）以南的亚述文化遗址尼姆鲁德（Nimrud，又译作宁录）而闻名于世。对揭示巴比伦和亚述的古代文明有重要贡献，被称为“英国西亚考古学之父”。
1817年3月5日，莱亚德出生于法国巴黎，具有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的血统。他的父亲亨利·彼得·约翰·莱亚德（Henry Peter JohnLayard）是一名锡兰公务员（Ceylon Civil Service）。祖父查尔斯·彼得·莱亚德（Charles Peter Layard）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学院（Bristol）的院长。曾祖父丹尼尔·彼得·莱亚德（Daniel Peter Layard）是一名内科医师。他的外祖父是英国东南部拉姆斯盖特（Ramsgate）的银行家纳撒尼尔·奥斯汀（Nathaniel Austen）。莱亚德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部分法国血统。他的舅舅本杰明·奥斯汀（Benjamin Austen）是伦敦的一名事务律师，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英国后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好友。兰亚德的兄弟埃德加·利奥波德·莱亚德（Edgar Leopold Layard）是一位研究鸟类的学者。
1833年，16岁的莱亚德来到英国攻读法律。后来在他舅舅的办公室工作了近6年。他从小爱读《一千零一夜》，对游历东方早就梦寐以求。自从读了英国的里奇“发掘”巴比伦和尼尼微的报告后，对东方更加憧憬。他是个天生好动和不甘寂寞的人。
1839年，他离开对他来说寂寞得不能容忍的伦敦，准备到锡兰去当律师。取道陆地，沿路访古。
1840年5月，到达伊拉克的摩苏尔（Mosul，尼尼微省首府），然后南下考察巴比伦遗址和泰西封遗址（Ctesiphon）。
1840年6月，他来到波斯考察贝希斯敦（Behistun），然后又考察南部的苏萨（Susa）等地。这期间，莱亚德已放弃去锡兰做律师的打算，准备投身于西亚考古发掘。他到处争取资金，但收获不大。
1842年，他被巴格达的英国长驻代表派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伊斯坦布尔）完成一项外交使命时，在途中结识法国驻摩苏尔副领事博塔，方知博塔正在做他梦寐以求刚又尚未做到的事。从此，他开始密切注视博塔的发掘活动。博塔在豪尔萨巴德的成功发掘，使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参与激情。
此时他认识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坎宁（Sir Stratford Canning）。于是屡次劝说，请求坎宁为他争取发掘执照。坎宁开始时有些犹豫，后来还是从土耳其政府那里为他弄到发掘执照，并为莱亚德提供了一笔启动经费——60英镑。这笔钱在当时来说也少得可怜，所以，莱亚德不得不继续在朋友中筹款，以补不足。由于是以坎宁的名义申请的发掘执照，所以，名义上是坎宁在进行发掘，而莱亚德是受雇于坎气，为他执行考古任务。
莱亚德选择了尼姆鲁德作为发掘地点，其原因大概是由于他熟悉里奇对尼姆鲁德遗址的描述，认为有发掘价值；另外，他于1840年和1842年曾两次亲自考察过尼姆鲁德遗址，亲眼目睹了其所具备发掘潜力；再有，他错把尼姆鲁德（亚述首都之一的卡拉赫）当作《圣经》所载的大城尼尼微，显然有心想做尼尼微的发现者。
莱亚德发现的文物都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尤其是他发现的亚述石板浮雕，迄今仍是大英博物馆亚述文物收藏的主体和亮点。
19世纪50年代起，莱亚德转入政界，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性格直率，主张关注事件起因，虽然十分真诚，但有时显得过于鲁莽。
1852年，他被选为英国英格兰白金汉（Buckinghamshire）郡府艾尔斯伯里（Aylesbury）的自由党成员，担任外交副官一职。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3—1856年）期间，他在克里米亚（Crimea）工作。
1855年，莱亚德成为阿伯丁大学（AberdeenUniversity）的名誉校长。6月15日，他在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提出了一个决议（被大多数人否决），提到了在公职人员的委任中，由于私人影响和坚守成规，个人的优势都已湮灭。
1857年，在艾尔斯伯里选举失败，他访问印度调查关于印度叛乱（Indian Mutiny）的起因。虽然1859年在约克郡（York）的竞选公职失利，来年他却被萨瑟克（Southwark）选用。
1861—1866年，莱亚德在帕默斯顿爵士（Lord Palmerston）和约翰·罗素爵士（Lord John Russell）连续两届的首相班底里任外交副官。由于他对政府处理印度叛乱以及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方面不断提出批评，在政治上逐渐被疏远。
1866年，莱亚德被任命为大英博物馆的懂事，1868年，在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政府工作中担任最高专员，1869年，成为枢密院一员，并以特派公使身份出访西班牙马德里（Madrid）。同年，兰亚德和早在40年代就已相识的玛丽·伊妮德·伊芙琳·盖思特（Mary EnidEvelyn Guest）结婚。
1877年，兰亚德被洛德·比肯斯菲尔德（Lord Beaconsfield）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使，一直待到1880年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再度执政，这一年他最终退隐。1878年，时值柏林会议（Berlin Congress），他获得了巴斯大十字勋章（the Grand Cross of the Bath）。
1884年，莱亚德退休。
兰亚德退休后到了意大利威尼斯，投入大量时间收集威尼斯画派的作品，并就意大利艺术执笔写作。在这个领域，兰亚德是朋友乔万尼·莫雷利（Giovanni Morelli）的弟子，在《弗朗茨·库格勒的<意大利流派绘画指南>》（Franz Kugler's Handbook of Painting, Italian Schools ,1887）中就体现出莫雷尼的观点。他还为康斯坦斯·乔瑟琳·福克斯（Constance Jocelyn Foulkes）翻译莫雷利的《意大利画家》（1892-1893）的译作撰写简介，并完成了默里（Murray）《罗马手册》（1894）中的图片编辑工作。
1887年，他将第一次东方旅行时所记的见闻整理出版《波斯、苏泽阿拿和巴比伦的早期探险》（Early Adventures in Persia, Susiana and Babylonia）一书。此外，他还为一些学术团体撰写文章，其中包括胡格诺派学会，他曾经就是该会的第一任会长。
1894年7月5日，兰亚德在英国伦敦去世。不久，此书关于旅行的精简版发行，比之前内容更加令人兴奋，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are）为之代写前言。
1845年10月，在坎宁的鼓励和协助下，莱亚德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骑马南下。当他到达摩苏尔时，发现法国的普拉斯已开始发掘库雍基克（Kuyunjik，尼尼微遗址）。于是，莱亚德停留在此，并也立即开始在这里进行发掘。
由于普拉斯已经得到发掘权，所以，他对莱亚德的行为极为不满，提出强烈抗议。统治摩苏尔地区的帕夏也对莱亚德进行了种种威胁和阻挠，但莱亚德不甘示弱，一边抗争，一边继续发掘。从此，英法两国在库雍基克（尼尼微）的发掘权和所有权问题上陷入长期纠纷之中。
莱亚德在遗址的一侧发掘，普拉斯在另一侧发掘，不过，不久他们就都放弃了这里的发掘。普拉斯放弃发掘是由于他认为这个遗址没有发掘前途，莱亚德放弃这里的发掘则是由于他急于发掘尼姆鲁德。尼姆鲁德地处库雍基克以南约20英里，莱亚德确信那里就是尼尼微。
1845年11月，他乘船沿底格里斯河抵达尼姆鲁德，开始在那里发掘。他用非常低的价格雇佣6个当地劳力。11月9日清晨，在他带领下，这些人开始了工作，没过几天就发掘出大量浮雕石板、巨大的人面飞牛石雕和其他文物。起初，他的发掘受到当地穆夫提和迪卡的阻挠，他不得不再次向坎宁求援，让坎宁为他从土耳其政府那里办理“特殊许可证”，以排除这些阻挠。坎宁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从这一事实中我们看到，政治势力的参与是西亚早期考古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1846年1月，莱亚德回到摩苏尔。这时，曾阻挠他发掘库雍基克的独眼独耳、以凶残狡诈著称的帕夏已经受到土耳其政府的惩治。他抓住这个良机，又开始对库雍基克进行发掘。与此同时，为了验证他的“许可证”的效力，他还在附近的许多遗址进行了发掘，但因没有发现重要东西而又都放弃了。
1846年开始，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发掘库雍基克，把主持尼姆鲁德发掘的任务交给了罗斯（J．Ross）。
1847年，莱亚德返回伦敦时，主持尼姆鲁德发掘的任务由拉萨姆（H．Rassam，1826年—1910年）承担，而库雍基克的发掘工作由其兄长拉萨姆（Ch.Rassam，英国驻摩苏尔副领事）主持。
1848年，他回国发表、展出了自己的丰硕成果，所获亚述的巨型石兽和精美浮雕轰动了欧洲，引起了公众对西亚考古的注意。
1849年，莱亚德返回摩苏尔，集中发掘库雍基克，至1851年。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莱亚德和拉萨姆在库雍基克清理了71个房间遗址、27座饰以巨大人面飞牛石雕或狮身人面石雕的宫门，出土的浅浮雕石板加起来有9880英尺之长。这次发掘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发现了大批艺术珍品，而在于得到了“阿苏尔巴尼帕图书馆”中的大量楔文泥板。这些泥板的破译，为了解巴比伦—亚述的文化与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1849—1851年间，他曾骑马遍访两河流域南部遗址，目的是为了查明哪个遗址还可能出土浮雕石板或类似人面飞牛石雕一样的大型艺术品。
1850年，他来到巴比伦遗址，发掘了遗址北部的一部分，发现一些帕提亚（安息）时期的棺葬和其他遗存，但因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放弃。随后，他又试掘了其他一些遗址，都没有发现他想要发现的东西。他甚至得出南部的土丘不值得发掘的结论，由于这样的错误结论，他也像里奇一样，站在古代基什（Kish）的遗址丘上，却不知脚下就是古代名城，埋藏着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错误结论，他于1851年告别考古生涯，永远离开了亚述，返回伦敦，开始从政。在就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期间（1877—1880年），作为大使的考古学家的他对英国的西亚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1848—1849. Nineveh and its remains: With an account of avisit to the Chaldaean Christians of Kurdistan, and the Yezidis, orDevil-warshippers; And an enquiry into the manners and arts of the ancientAssyrians. London:John Murray. ISBN 1402174500 ISBN 9781402174506
1849. Illustrations of the Monuments of Nineveh. London: John Murray.
1849—1853. The Monuments of Nineveh. London: John Murray.
1851. Inscriptions in the cuneiformcharacter from Assyrian monuments. London:Harrison and sons.
[1852] 2005. A Popular Account of Discoveries at Nineveh.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ISBN 1425543049
1853. A Second Series of the Monuments of Nineveh. London: John Murray.
1853. Discoveries in the Ruins of Nineveh and Babylon.London: JohnMurray.
1854. The Nineveh Court in the Crystal Palace.London: JohnMurray.
1887. Early Adventures in Persia, Susiana, and Babylonia.London: JohnMurray.
1903. Autobiographyand Letters from his childhood until his appointment as H.M. Ambassador at Madrid. (vol. 1-2) London: John Mur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