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当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

1952—1955年任中央计划统计学院院长。

1955年任国务委员会委员

1957年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还担任过议会党团主席、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议会计划、预算和财政委员会主席等。

1957—1962年任顾问机关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1955年后还担任了华沙大学教授。

早年时光

兰格1904年7月27日生于波兰托马舒夫的一个纺织资本家的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因病曾到奥地利疗养。战争开始后返回波兰家乡读中学。中学时期的兰格兴趣广泛。他爱读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著作,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也读过考茨基的作品。1918年,马克思诞辰百周年纪念时,兰格才14岁,已能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1918年秋季,他同家乡新成立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接触,加入了从学生和青年工人当中吸收盟员的波兰社会主义青年同盟。 兰格还经常阅读著名科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和恩斯特·海因里希·菲利普·奥古斯特·海克尔 等人的著作。他对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史也很感兴趣，特别佩服克西威斯基。克西威斯基是波兰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文化学家,又是波兰第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兰格还对研究东方学很感兴趣,学习过中文,学过比较语言学。

1922年,兰格进大学之前,早就注意人类如何从动物进化而来,以及自觉地指导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社会机构的存在有无科学根据的问题。他也对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有兴趣。所以他既想学生物学,又想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直到站在波兹南大学走廊里还在犹豫不决,最后,决定学经济。

学习生涯

那时波兹南是一座保守的城市,兰格感到孤独,所以第二年转学到克拉科夫的雅基伦尼大学。1924年,兰格在克西善诺斯基教授的讨论班上宣读一篇论文《生产极限理论》。这是应用数学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问题的尝试,兰格毕业后一年成为克西善诺斯基教授的助教。不过他的兴趣远远超过经济学的范围。1925年发表《中世纪在日耳曼法之下的大波兰的城市分布》一文。1926年,兰格在克拉科夫大学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1928年写成博士论文《1925—1927年波兰商业循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同年还发表《爱德华·阿伯兰诺斯基的社会学和社会思想》。1931年发表《研究经济波动的统计方法》。由于这篇统计学论文,他得到统计学临时讲师的职务。原先兰格希望教政治经济学,大学当局因他思想和活动左倾而生顾虑,劝他讲授距离政治较远的统计学。就这样也障碍重重。教育部有一个时期不肯批准。

两次大战之间,兰格与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有密切接触。1927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在三十年代他曾被两次停止党籍,认为他的意见过左,并且支持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合作,兰格在大学学习期间及以后的主要政治活动园地是独立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这个组织虽与波兰社会党有关,但思想要激进得多。兰格曾担任同盟克拉科夫支部的书记和主席。1928年,同盟全国会议通过一个意识形态宣言,它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基础,作者就是兰格。

主要由于兰格等人的活动,克拉科夫成为波兰左翼青年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强的中心。1934年左翼青年运动出版了一本纲领性小册子:《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战术,组织》,其中“通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部分是兰格和布来特合写的。其中“革命工农政府的初步措施”一节的许多思想,以后在1944年被吸收在卢布林成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纲领中,并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初期活动中得到实现。

兰格的左倾思想和社会政治活动,使他无法再在克拉科夫大学停留下去。1934年,恰好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他一笔奖学金。这位三十岁的经济学讲师能以研究生身份到美国深造。1934年至1936年,他在哈佛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学习。1936年,但任密执安大学经济学讲师,兰格因故在波兰渡过一个短时间之后,于1937年秋再次访问美国。并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

兰格论战

米塞斯教授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他否认社会主义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成为当时的石破天惊之作，引起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无论是他的同道还是他的对手都对他评价甚高。哈耶克指出，“首先使一种问题永远不可能再从讨论中消失的形式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心问题的荣誉，属于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5] 兰格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的功劳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米塞斯教授的像应当在社会化部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的大厅里占一个光荣的位置”。 [6]

米塞斯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出，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的经济计算的可能性在于用货币表现的价格提供了使这种计算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制度，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社会主义还不一定能够不要货币，允许利用货币来交换消费品是可以设想的。但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表现，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是从来没有的。所有经济变化都牵涉到各种活动，其价值既不能事先预知，也不能事后确定。一切都将在黑暗中摸索。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经济的抛弃。针对一些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强调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是不可能人为仿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由国家或从事国家事务的人支配资本。这就表明要消灭市场，因为用市场指导经济活动意味着：根据社会各个成员所支配的购买力来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而这种购买力只能在市场上才会被发现。消灭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经济计算的实质并不在于应该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来生产这些产品的问题即资源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生产资料市场上形成的货币价格工具，才能进行经济计算，这意味着必须有土地、原料、半成品的货币价格，必须有货币工资和利息率。文章最后指出，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米塞斯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7] 。

米塞斯的文章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奥斯卡·兰格。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文，对米塞斯的观点提出挑战，并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 [8]

兰格指责米塞斯混淆了狭义价格即市场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广义价格即提供其它选择的条件，而只有广义价格才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不可缺少的。兰格认为米塞斯的混淆导致了社会主义不能解决其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结论。兰格在阐述了竞争市场上如何通过试错法建立均衡之后，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试错法获得均衡的价格，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兰格并不是指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第一人，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社会主义制度》一书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并实现“最优福利状态”的条件，达到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帕累托的学生巴罗内在《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一文中提出，假如其他情况相同，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独立于生产要素的所有制，但关键是要找到一系列适当的价值。巴罗内设想在没有货币、价格的条件下，通过试错法，求解均衡方程式的解，以实现最小生产成本达到最大经济福利的经济上最有利的技术系数，使价格与最低生产成本相等，从而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9] 他们的思想无疑给兰格以启迪，使他能够更加深入系统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兰格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职业的制度，也不决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兰格假设在这个经济中存在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因此有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市场，但在劳动之外不存在资本货物和生产资源的市场。兰格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观均衡条件如下：（1）消费者有选择自由。已知消费品的收入和价格，消费品的需求被确定；（2）生产经理的决策不再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而是受中央计划局的规定指导。中央计划局对他们规定如下规则，目的在于用最好的方式满足消费者偏好。一条规则是必须选择使平均生产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第二条规则是产量必须这样确定，使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以决定生产规模。企业经理与产业经理更为关注部门的长期成本，关注部门中生产能力扩大与缩小的决策。为了使他们遵守这些规则，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必须是已知的。在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情况下，它们由市场决定，在其它情况下，则由中央计划局决定。（3）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劳动者贡献他们的服务给支付最高工资的产业或职业。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均衡条件是价格为已知。只有价格为已知，使平均成本为最小的要素组合，使边际成本与产品价格相等的产量以及最终生产资源的最佳分配才能被决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决定过程与竞争市场中的过程相似。中央计划局起市场的作用，它规定生产要素组合和选择工厂生产规模的规则、确定一个产业的产量的规则、分配资源的规则以及在会计中将价格当参数使用的规则。最后以试错法确定价格，如果供不应求，价格就提高，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降低，经过反复试验直到市场上生产资料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确定。兰格认为这与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调整过程很相似，并断言“用计划代替市场的功能是很可能的和可行的”。 [10] 兰格自信地认为，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拥有的知识更多，而且可以以比竞争市场更短的系列的相继试验获得正确的均衡价格。他把试错法推而广之，认为这也适用于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都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兰格指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资源配置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是争论中兰格得出的不同于米塞斯的结论。总之，兰格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央计划局采用试错法，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从而使供求得到平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如果说米塞斯与兰格的论战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的话，那么哈耶克对于兰格竞争解决方案的质疑则明显地被忽视了。因此我们还是看一看哈耶克1935年之后再版了米塞斯的文章之后对兰格模式的批评。 [11] 哈耶克断言，没有理由预料在计划经济下生产将停止，中央当局在利用资源上会面临困难，产出量将会比计划开始前的水平低，应该预期的是在可利用资源的使用由中央权威加以决定地方的产出量将会低于市场价格机制自动运行而其它环境相似的地方。哈耶克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央计划经济存在信息收集处理的困难。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的指导要替代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作用就必须进行细致的指导，而只有将一切知识都应用于中央权威的计算之中才可以做出恰当的决策。只是这一资料收集的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即使搜集到了资料，还需做出具体的决策。每一个决策都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终身都完成不了的。中央计划权威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又对自己管辖的生产资料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责任并做出决策。兰格的方案并没有说明如何向这些个人提供适当的激励的问题。第三，兰格等人的方案对于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不理解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依靠竞争机制来决定相对价格，但又直接反对直接由市场决定价格，而主张用一个中央权威定价来代替市场。中央确定价格的方法非常不灵活，哈耶克将管制价格体系和市场价格体系形象地比作两支不同的进攻部队的差别，前者如同一支部队的每个分队和每个士兵只有接到特别的命令才能行动，并且在总部命令的距离内行动，后者犹如一支部队的每个分队和每个士兵都可以利用每一个机会，见机行事。在他看来，设想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全能的、能够及时调整每一种价格的经济指挥机构在逻辑上并非不可能，但在现实中则非常困难。市场的复杂多变也使得兰格等人的以试错法确定价格的方式无法应用。中央经济权威机构确定价格不仅行动迟缓，而且只限于为各类商品定价，无法体现建立在具体时间、地点和质量基础上的价格差别，这意味着生产管理者没有动力，甚至没有真正的可能性来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机会、成交条件和当地的特殊情况所赋予的各种优势。由于价格由权威机关决定，就排除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力量即价格竞争。在哈耶克看来，在真正对决策负责的不是企业家而是审批其决策的政府官员时，这充其量只是一个半竞争的体制。

哈耶克对于中央计划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于1945年9月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价格制度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机制》的文章，事实上对其思想进行了总结 [12] 。哈耶克指出，如果要理解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当价格更具刚性时，便不能发挥出这种功能。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有效配置资源的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哈耶克论证了由市场力量决定价格的分散决策远比中央计划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哈耶克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市场经济优于中央计划经济。

留美10年

他于1937年回到波兰。当时代表进步势力的私立自由波兰大学的罗兹分校想请他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师,但是因政治阻力未成。由于在波兰各大学无立足之地,兰格接受美国大学的邀请,1938年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讲课,1938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统计学助理教授。第二年升任副教授。1943年,被该大学聘为教授。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过课。旅美期间最重要的著作是《价格灵活性和就业》(1944)。

二次大战期间,兰格对经济政策常发表意见。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而美国垄断资本是法西斯的潜在的或半公开的盟友。因此他主张,必须限制垄断资本,对经济建立民主控制。 1944年兰格出版《苏联经济的作用原理》。冷战期间美国许多图书馆在这本书上加盖印戳:“请注意:兰格现在是波兰国会的一个领袖,高度同情共产主义”。

兰格在美国的大部分活动同波兰的前途有关。他同波兰——美国劳工领袖组织美国波兰劳工委员会。他主张波兰同苏联谅解和合作,并且支持当时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弗拉斯迪劳·西科尔斯基 将军,但他反对这个流亡政府中的反苏右翼波兰政治家。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破裂后,1943年9月,兰格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了关于波兰前途的五项原则性意见,其中心是战后波兰必须建立“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政府,并且必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消除这个国家的封建因素,实行农村改革”,在外交方面,兰格主张波兰要同苏联达成谅解,因为波兰需要苏联的军事支援。他谴责波兰流亡政府的反苏政策是不理智的和反动的。兰格提出的这些原则大部分同波兰爱国者联盟以及领导波兰左翼地下力量的祖国委员会的思想相一致。他的政治思想使他在美国参与创建科希秋什科联盟,支持在苏联成立的波兰军队的科希秋什科师。他于1944年应在苏联的波兰军队邀请到苏联访问波军各单位,并与在苏联的波兰移民的代表人物以及秘密越过前线到莫斯科来的祖国委员会代表谈话。他还和斯大林商议了波兰前途问题。

1945年夏,兰格回到波兰。波兰政府立即任命他为驻美大使以及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在联合国的活动使他成为著名的国际政治人物。他发起关于西班牙的辩论,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同佛朗哥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他在联合国内支持和平共处,普遍裁军,禁止核武器以及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一切国家大规模进行经济协作的政策。他声明反对利用经济压力作为干涉受援国内部事务的手段。

晚年生涯

1947年末兰格返回波兰,作为波兰社会党党员参加政治生活。他支持工人政党合并。在1947年波兰社会党全国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两党合并大会上,他当选为新成立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兰格的政治活动主要在国会和国务委员会。1955年,他被选入国务委员会,从1957年起他一直担任副主席。在国会中,他先后任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团主席,外交委员会主席,计划、预算和财政委员会主席。他是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在1957—1959年,担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主席。1961—1962,他是联合国研究裁军经济和社会后果专家委员会委员,还写了一个小册子:《裁军,经济增长和国防协作》(1962)。

1949—1955年,兰格主要研究统计学,偶然对经济问题发表意见。1950年,他担任中央合作联盟主席,阐述过合作运动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他在中央计划统计学校讲课的内容,编成了《统计学理论》,于1952年出版。1955年发表论文《马尔柯夫过程中参数的统计估计》。1950—1957年,他还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院讲授经济思想史。

1956年,兰格在印度担任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顾问半年之后,回来担任华沙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几乎每年他都要开一门新课,由此产生一系列著作:《经济计量学导论》(1958年);《再生产和积累理论》(1961年);《最优决策》(1964年);《整体和局部—系统行为的一般理论》(1964年);《经济控制论导论》(英文版1970年)。兰格除波兰文外,还掌握英文、俄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并能用拉丁文同教会人士通信联系。

兰格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第一卷于1959年出版,第二卷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其前四章于1968年出版。兰格于1957年开始撰写,计划写此书则远在数十年前。原书拟分三卷,第一卷讲政治经济学的题材,它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经济规律问题,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和合理行为学之间的关系,经济科学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意义。第二卷将讨论再生产和积累,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中的经济剩余的形成、分配和处理。第三卷将详细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机制,包括它们在现历史阶段的相互作用问题。

兰格的这部著作是一部系统性专著。1945年在《经济研究评论》发表的《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打算作为系统性专著的第一章。其中谈到“经济作用”,以及“社会组织和制度对稀少资源管理的方式方法的影响”。由于战后兰格忙于社会政治活动,没有往下写。1957年才重新开始。 《政治经济学》全书虽未完成,但已澄清了不少问题:

1.将经济规律分类,有适用于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有适用于两个或更多经济形态的规律。有人的行为规律,有人的行动相互作用的规律,还有生产的技术和平衡规律。

2.经济理性原则的出现和内容决定于社会和制度条件;经济活动的合理行为学方面,也属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1956年6月,兰格在波兰经济学家第二次全国会议上讲了“目前波兰经济科学的问题”,并作了总结发言,谈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给予波兰社会科学的不利影响。不久,他在《经济生活》周刊上发表当前经济改革的详细纲领。以后华沙政党和社会组织委员会出版了他的小册子《经济政策领域中的主要任务》。1956—1958年间他写了许多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化》,《我怎样设想波兰经济模型?》①《设计一个新经济模型必须根据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动态活动》,《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问题》,《合作化运动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1957—1962年期间,兰格任经济委员会主席。参加撰写了“经济委员会对于一些超出的经济模型变化方向的论点”(1957年)。 兰格关心第三世界,曾受聘为印度,斯里兰卡,埃及和伊拉克政府的经济顾问。他曾写过《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不发达国家的问题》(1957年),《经济发展,计划和国际协作》(1961年)。 兰格于1965年逝世,波兰为他举行了国葬。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6～1937）

《经济计量学导论》（1958）

《经济控制论导论》（1965）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经济学》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问题》

《经济规律的特性和活动》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1958）

《研究经济波动中的统计方法》（1931）

《价格弹性与就业》（1944）

《统计学原理》（50年代初）

《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解决不发达国家的问题》（1957）

《经济发展、计划与国际协作》（1961）

《最优决策》（1964）等。

兰格30年代中期在和L.von米塞斯（1881～1973）、F.von哈耶克等人的论战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散模型，即著名的“兰格模型”。他通过对模型的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不是随意确立的，而是和自由竞争体制中的市场价格一样具有客观性质。兰格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开创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机制运行的分析的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兰格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和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从L.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出发，通过对货币效应的分析，指出价格弹性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导致自动维持或恢复生产要素的供求平衡，但他认为，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这种特殊条件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兰格在把经济计量学应用于计划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把控制论方法应用于经济研究方面，也作了不少开创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