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创制女真字的主要目的是宣示民族国家的形象，故而在女真字制成后主要用于官方文件的书写，直到金朝中后期的12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使用这两套文字将汉文典籍女真化。在1234年金国被蒙古灭亡之后，此文字仍然继续使用于今中国东北女真各部，由1185年所立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到1413年的《永宁寺记碑》之间的228年，金国文字都是东北通古斯诸部的沟通媒介，由此亦可推断女真文字的实际使用时间应该为446年左右。一直要到16世纪中叶女真崛起，努尔哈赤创造无圈点满文才逐渐停止使用。传世的女真文字总量不大且以大字占绝对多数。

女真文分为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女真字结构简单，笔画有横、直、点、撇、捺等。书写方式自上而下，由右向左换行。女真文借用汉字笔画拼写女真语，属于表意文字。

女真文在南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中便有记载，此后中原地区遂无人得识。直到1829（清道光九年）才有清人刘师陆撰《女真字碑考》始作研讨，但却误将陕西西安碑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上的契丹字和河南开封《女真进士题名碑》上的女真字分别视为女真大小字并广布此舛误，影响尚未完全断绝。直到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多方契丹大小字碑刻的出土和发表，金光平等相对确凿地勘定了今存的女真字多为大字。

《金史》对于大小字的区别无明确叙述。根据资料和研究似乎可以表明，流传的文字大多为女真大字——晚近在陕西碑林孝经台内发现距女真文创制日期较近的《女真字文书》金人手写残片，加强了这一证明。可以确证的女真小字作品，今存仅为两道符牌，即1972年河北承德发现的金银走马牌和1976年见于苏联滨海边区“国信”银牌。

关于女真字和契丹字的具体关系，据《金史》的记载：

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该国语，制女真字。（《完颜希尹传》）

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真字。（《勗传》）

合并上述史料，更为可信的解释当是女真字的最初参照应为契丹字中最接近汉字的大字；考虑到后来熙宗又另创文字与之并行国内，因而女真大小字的蓝本或许分别为契丹大小字。这方面的详细研究见于20世纪中叶日人山路广明和国人金光平的有关论著。

与契丹字类似，女真大字为线性排列书写的单体字；女真小字大多则为合体，且其中的字素似乎更多直接采自大字。现存女真文资料反映出女真字系统为一个表意字（ideogram）和表音字（phonogram）的混合体且后者占据明显的多数；表音字最初可能虚化自表意字而用于记录女真语中难以忽略的变格变位后缀，在表音字增多后原来以纯粹表意字记录的语词也改用表意－表音字混合记录，这使得女真字文献更多体现出现代日文书面文献的特点来。时代靠后的文献（含明代编纂的《女真译语》）中大量女真语词皆为多个表音字的连缀拼合，表意字仅仅用来记录一些固有名物名称的词干了。关于现存女真文的总字数，葛鲁贝的统计是698字；金启孮在编纂字典时计为859字；乌拉熙春通过对《女真文字书》残叶的研究又认为：《女真文字书》残叶所反映的可识别字形，不计重复共计1196字，其中未见于其他已知文献的女真字为584个，故现存女真字总数已达1443个。

而就女真字本身的字形而言，在外观上似乎为汉字的减笔或改笔之产物。女真字大多为独体字，笔画多在10划以下，且难以切分出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来。参照汉字学上的“六书”理论，从其造字机制上推测，女真字大多为基于契丹字和汉字而用转注、假借、指事等方式构成，似乎也有少量的象形字和会意字，缺乏明显的形声字是女真字的一大特点。由于表意字相对女真语词而言类似日文中“训读”的表达，即往往为多个语音音节对应一个单字，因而女真文表意字中同音现象极为罕见；相反，女真文中的表音字大多数记录语言中的一个音节且未得以审音精细的规范化，因而其间的同音现象颇为常见。

女真语归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其主要特征是：有较为严整的元音和谐律作用于名词和动词的词法结构中；名词变格和动词变位后缀丰富；连词等虚词不甚发达；以动词为核心的句法结构固定采用SOV型结构。女真语的上述后缀型黏着特点与同语系的契丹语等语言极为相似，而与汉语差异迥然。这似乎决定了女真文字在采用同汉语语言特征适配的方块汉字作为制字参考时的先天性局限，也是后期女真语在向满语过渡时转而采用更为适合其语言结构的粟特－回鹘式蒙文作为制字基础的内在机制。

女真文文献形式有图书、碑铭、铜镜、印鉴、题记等。

《大金得胜陀颂碑》——1185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农历7月28日立碑，发现于今吉林省夫余县拉林河，碑文为女真字－汉字双面刻写，共有金文约33行字。

《蒙古九峰石壁女真大字石刻》——1196年（金章宗明昌七年）立碑，发现于今蒙古国肯特县巴彦霍特克苏木乡，共计9行140女真字，旁有汉字石刻对译，皆有残损。

《奥屯良弼饯饮碑》又名《泰和题名残石》——1206年农历2月2日立碑，碑文刻写内容为汉字记事、女真字题跋，在女真字、汉字两面记载有出入——在汉文记载的一面记录为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农历二月二日。但背面的女真文记载则为金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年）7月20日——表明立碑日和题跋日并非同时。

《奥屯良弼诗碑》又名《山东蓬莱刻石》——发现于今山东蓬莱，镌刻有一首带序的女真语七言律诗，序3行、诗7行，碑面共刻约女真文170字。

《海龙女真大字摩崖》——1216年（金宣宗贞祐四年）农历5月5日立碑，发现于今黑龙江省海龙县杨树林，只有女真文刻写。

《女真进士题名碑》又名《宴台国书女真碑》——1224年（金哀宗正大元年）农历6月15日为庆祝金榜题名的进士而立碑，最先立于金国太庙的宴台关，后移至开封，今存于河南博物馆。碑文原为女真文－汉文对照，后汉文碑面于明代被磨去改刻河神碑，现仅存女真文碑面。

《柳河半截山摩崖碑》又名《大金太祖息马址碑》——发现于今辽宁省，碑文为女真文－汉文双面刻写，女真文刻碑左半面，汉文刻碑右半面，下半部碑面已脱落无法辨认，对此石刻的真伪问题存在不同意见。

《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发现于今吉林省舒兰县完颜希伊家族墓群中之一碑面上，只有一行共21字。

《北青大字石刻》——于黄虎年（推定1218年即金宣宗兴定三年）农历7月立碑，发现于今朝鲜咸镜道北青县俗厚面仓城里的串山，只有女真文刻写，碑文五行。

《庆源女真大字碑》——立碑年代不详，原立于今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东原面的佛寺（万官速寺）内，后于1918年移至大韩博物馆，此碑为四面女真文刻写，内容为叙述庆源寺历史。

《永宁寺记碑》——于1413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农历7月立碑，记载永宁寺的起源，碑阴刻女真大字与回鹘体蒙古文，碑阳刻汉文，碑侧刻六字真言。女真大字居右半部，由右至左纵向书写（左半部为蒙文，由左至右纵向书写），发现于今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黑龙江口的特林，今存海参崴远东博物馆。

《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发现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巨源镇城子村附近的金上京古城遗址，推定为金世宗时期兴办女真字学的设施所立，碑刻11个女真大字、组成7个单词，译文为“文字之道、夙夜匪懈”。

《希里札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石函前壁刻21个女真大字，译文为“希里札剌谋克孛堇毕黑里、移里闵卫将军黑肯之家族”，推定年代在金中晚期。

由于最早利用无圈点满文所写的碑文《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立于1630年，故可知此时金国文字已停止使用。

《女真字字母》——约于12世纪末叶的所编辑的女真语字典，今佚。

《女真字盘古书》及《女真字孔夫书》——金代的官方公文，现收录于《文渊阁书目》第18章里，但内容已佚。

《女真文字书》——西安碑林孝经台内发现金代人的手抄件，共11页；一页手抄女真文——近代于黑水城所获大量西夏文文献内夹杂的一页手抄女真文，现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字迹尚不能辨识。

题壁墨迹来陆续发现，所知共有三处，皆位于内蒙古地区，此即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内的女真大字墨迹、科右中旗杜尔基尔公社附近的女真大字墨迹、科右前旗乌兰茂都公社附近的女真大字墨迹。

（四）已全部亡佚但有题名著录的汉文典籍女真文译本：1165年版——《贞观政要》、《白氏策林》、《史记》、《汉书》；1183年版——《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新唐书》、《伍子胥书》、《孙膑书》、《太公书》、《盘石书》、《黄氏女书》、《家书》、《百家姓》、《孝经》。

传世者共五方，计为“河头胡论河谋克印”（1176年即金大定十六年制，边刻6女真字，藏天津博物馆）、“和拙海栾谋克印”（1128年即金大定十八年制，边刻8女真字，天津博物馆藏）、“夹浑山谋克印”（制印时间同前者，边刻7女真字，藏故宫博物院）、“移改达葛河谋克印”（1179年即金大定十九年制，便可7女真字，为上虞罗氏旧藏品）、“可陈山谋克印”（1128年即金大定十八年制，边刻13女真字）。

“叩卫猛安铜镜”边刻女真字一、“绶带纹铜镜”边刻女真字九；另有好几面带女真花押的铜镜，因与文字研究无涉而略去。

中国——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及方于鲁《方氏墨谱》著录八个女真字叠合体；日本——《吾妻镜》（あずまかがみ；AzumaKagami）上铸有三个女真单字。

明朝于1407年成立的四夷馆及后期的会同馆编撰的两种《华夷译语?女真译语》，包括后来流入日本入藏《东洋文库》（とうようぶんこ，ToyoBunko）和阿波国文库（あばのくにぶんこ，AbanokuniBunko）的《女直译语》。

另有汉文典籍记载的女真语词，见于《金史国语解》、乾隆《钦定金史语解》及宇文懋昭于1234年所编之《大金国志》；此外，金元散曲剧作中尚有不少有待考证的女真语汇。

在女真语文研究领域，对女真文本身的文字学探讨并不多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基于女真字直接参照契丹字和汉字而创制而缺乏自身特色之故；更多的研讨还是侧重于现存文献的释读和女真古语的构拟，即使是对女真文的本体研究其动因亦在于此。19世纪末，德国人葛鲁贝（W.Grube）将明代永乐本《女真译语》之柏林藏本译为德文并与满蒙语作比较研究，撰成《女真语言文字考》（DieSpracheundSchriftderJu?en，1896）一书，为现代女真语文研究的先声。进入20世纪，随着女真文文献更多地被发现，中外研究学者也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20世纪上半叶，女真语文研究方面成果辈出的学者为中国的罗福成，他对当时所见的女真文碑刻大多加以考释并取得初步成果；其时日本方面亦有多位学者在调查碑刻和整理女真译语和来文方面贡献卓著，最后的成果汇集见于安马弥一郎所编撰的《女真文金石志稿》（1943年）。进入20世纪下半叶，在女真文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日本人山路广明，代表作为《女真文制字研究》（1958年油印稿，1980年正式出版）；对女真语文研究提出过建设性意见的是匈牙利人李盖提（L.Ligeti，代表作为Notepréliminairesurledéchiffrementdes?PetitsCaractères?Joutchen，1953）和韩国人李基文（代表作是《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19）；碑文考释方面用功甚多的有日人田村实造对《得胜陀颂碑》的三次释读；集大成的研究论著则是国人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64年。文物出版社，1980年）以及金启孮的《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金启孮和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大辞典》（明善堂，2003年）、《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明善堂，2003年）；戮力研治《女真译语》的成果是美籍日人清濑义三郎则府（G.Kiyose）的《〈华夷译语〉中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the Jurchen Language and Script in the Hua-II-Yu，1973）和澳大利亚人康德良（D.A.Kane）的《四夷馆汉语－女真语词汇》（TheSino-JurchenVocabularyoftheBureauofInterpreters，1975）；在此基础上又有金启孮的学生齐木德道尔吉、和希格对女真语语音的再次构拟以及相应语法的探讨（《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女真译语》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明代の女真人──『女真訳语』から『永宁寺记碑』へ──》（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9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庆源郡女真大字石刻》和《北青女真大字碑》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吉本道雅的《韩半岛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此外，对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大字残页的综合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字书研究》（风雅社，2001年）；对黑水城出土的金代女真大字残页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松香堂，2009年）。

此外，尚有西方学者伟烈亚力（A.Wylie）、德微里亚（G.Devéria），日本学者山本守、渡边薰太郎、石田干之助、长田夏树，韩国人金东昭、中国学者贾敬颜、黄振华、穆鸿利、刘凤翥、金适等都为女真语文研究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