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5 14:54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是明代军政机构,女真语为nurugən,ᠨᡳᡵᡠᡤᠠᠨ(nirugan),位于黑龙江下游恒衮河口汇合口东岸的特林地区,原为元代征东元帅府。明永乐九年(1411),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
奴儿干,亦称“耦儿干”、“努而哥”,或作“纳尔干”。奴儿干都司,是明朝在黑龙江下游设置的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区的最高地方军政合一建制。
明朝建立后,1375年(明洪武八年),在东北地区南部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1395年(明洪武二十八年),明总兵官周兴、庄德等进军到脑温江(今嫩江)、忽刺温河(今呼兰河)和斡朵怜(今依兰县城西马大屯)一带,海运漕粮派官招抚,始建卫所制,设指挥使和千户。
1409年(明永乐七年),明廷决定,升奴儿干卫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驻奴儿干城(今黑龙江下游黑龙江与亨滚河汇合处右岸的特林地方,即元朝征东元帅府的故地)。奴儿干都司为地方最高一级的军政合一建制,直隶于明朝中央政府。同时还开通了东西两条驿道,保证文书传递、贡赋粮饷的运送。
明廷经常派遣钦差大臣到奴儿干地区巡视。太监亦失哈从1411—1433年(明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的22年中,曾10次前往视察,对都司、卫、所官员授予官职、印信,赏赐衣物钱钞。并在奴儿干都司的山顶上,修建了永宁寺,先后留有“敕建永宁寺记”和“宣德八年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现藏于俄罗斯海参崴博物馆)。
奴儿干都司是辽东都司奉命设立的专门承担对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进行招抚的机构,辽东以北数百个卫所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直接与明廷官方建立联系,而无需要经过奴儿干都司这个中间环节。同时,明初在东北的种种经略活动如吉林船厂建造舟师,建立数千里的驿站系统等则是由辽东都司方面全权办理。
奴儿干都司管辖范围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和图们江上游,包括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大致包括了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东北部分及以西俄罗斯局部、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及以北,上扬斯克山以南。库页岛上设立襄哈儿卫、兀烈河卫,辖区内广置卫、所,作为都司所属的地方军政建制。
在奴儿干都司建立前后,1403—1409年(明永乐元年至七年),陆续在松花江、嫩江、鄂嫩河、精奇里江、亨滚河和乌苏里江流域设立130余卫,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奴儿干都司辖区内增加到卫384、所24、地面7、站7、寨1,通称384卫。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逐渐取代了明朝对黑龙江地区的统治。
奴儿干是元朝辽阳行省“征东元帅府”的旧址,明朝在这里设“奴儿干都司”是承旧制——与之类似的是匈奴在西域设置的“僮仆都尉”城后来被汉朝西域都护继承(轮台)。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辽阳行中书省)又称辽东宣慰司,是直属元朝中央政府的一级行政区,在当时民间多简称为辽阳省、辽阳行省。统有七路、一府。属州十二,属县十。元朝末期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实际统治者为纳哈出。
征东元帅府,又称征东招讨司或东征元帅府,是元朝镇守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等地的军事机构。隶属于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先后为其下开元路、水达达路管辖。治所位于黑龙江下游东岸靠近入海口的奴儿干城(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
而元朝之所以在这里设置“征东元帅府”,企图通过鞑靼海峡(今称鄂霍茨克海峡),抄袭日本的北海道及东北地区。
元朝征日大将张成(他曾经参加征日本的行动,遇台风后搜罗残部顺利回到元朝)率所部在奴尔干地方屯田镇守达一年之久。——更加溯其源流,奴尔干所在的黑龙江口地区,在古代就是堪察加半岛、千岛群岛、库页岛、北海道和大陆黑龙江流域的物品交易点,在长时期内,都是贸易区,这个职能在清代还是存在,当时北海道的虾夷人就从这个途径从中国输入丝织品,再传至日本,被日本人叫做“虾夷锦”。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军事征服和招抚相结合的手段,先派重兵北上大漠消灭北元势力,而对东北地区采取招抚为主的政策。
随着明军在统一全国战争中的逐胜利,东北的元军残余势力发生了动摇和分化。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故北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奉表降明,明朝遂即设置辽东卫。同年七月,改置定辽都卫,十月,改定辽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作为明朝当时管辖整个东北地区的最高卫政机构。
辽东都司建立后,东北南部的各支元军相继归附明朝, 但在其北部及黑龙江南部地区仍盘踞着兵多将广的北元东北王纳哈出势力。纳哈出是成吉思汗时期四杰之一木华黎的裔孙。凭借军事力量成为北元的丞相和太尉,拥众二十余万,坐镇金山(今吉林省怀德),图谋恢复元朝统治,成为明朝统一东北北部地区的严重障碍。
明太祖数遣使招抚,其置而不答。洪武八年(1375),纳哈出入犯辽东,兵锋直达金州,被辽东都卫马云、叶旺等击败。其后屡入塞犯,皆为明军所打败。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朱元璋派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20万出征东北。经通州迂回至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打败元朝守军。然后,从庆州出发,分兵驻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宽河(今河北宽城县)、会州(今河北平泉县)、富峪(今河北平泉县北),四城与辽阳金州沿海一带,形成对纳哈出半月形的包围圈。纳哈出闻明军北征,因北元汗廷没有援军,遂弃金山老营(在今吉林省双辽市),进驻新泰州(今吉林省前郭县塔虎城),又分兵为三营。五月,冯胜留兵五万于大宁(今宁城),遣大军十五万直奔金山,获纳哈出部将乃剌吾,并遣之劝纳哈出降。同年六月,据守伊通河边的高八思帖木儿、洪伯颜帖木儿等以部来降。冯胜军进至辽河东部,获纳哈出哨率300人,遂进驻金山之西,逼近纳哈出的老巢,史称金山之役。纳哈出自知实力不敌,最终率余部向明朝投降。此役随同纳哈出投降的故元官吏、将校多达3000余人,共获降卒4万余人。降后,朱元璋亲封纳哈出为海西侯。纳哈出的归降,在东北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仅为明朝统一东北地区清除了重大障碍,也是从整体上对故元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为明朝统一东北地区奠定基础。此后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的元朝故臣多率部纳贡归降。
1402年7月朱棣登基,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派行人邢枢等往谕奴儿干,招抚诸部。二年,置奴儿干等卫,其后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余个。永乐七年(1409年),在当地官员忽剌修奴的建议下,朱棣决定设置奴儿干都司,统辖各卫所。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九年,太监亦失哈等领官军千余、巨船二十五艘,护送康旺等官员至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地方,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是为明政府管辖黑龙江口、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朱棣一再强调黑龙江流域是“锁钥之地”。亦失哈曾奉命九上北海。在此期间,明朝在松花江上建成了造船厂,留有著名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崖石刻,位于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阿什村的松花江北岸。
两块摩崖石刻分别为“摩崖阁”和“阿什亭”,两处摩崖石刻详细记载了明代骠骑将军、辽东都指挥使刘清3次率领数千大明军队官兵、工匠来吉林造船的具体时间,证明吉林市是明朝造船运粮基地。
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开始行政管辖权。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派驻数年而轮调的朝廷流官,后改为当地部落领袖所世袭,管辖范围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
其境内的蒙古、女真、吉里迷、苦夷(苦兀)、达斡尔等族人民,多以渔猎为生。
按照明朝政府规定,奴儿干都司所辖部民必须定期进京朝贡。黑龙江等地女真族每年进京朝贡1次,每次朝贡名额1000人;兀良哈三卫的蒙古族每年进京朝贡2次,每次朝贡名额300人。
奴儿干都司和卫所的各级属官都是明朝政府的地方官员,负有管束人民、保障边疆的责任。都司和所辖卫所的各级官吏都是明朝政府任命,并分别持有朝廷颁发的诰印、冠带、袭衣等。
所谓诰,即诰敕,按明朝规定,武官一品至五品,为诰命,六品以下为敕命。
当时有严格规定,各卫、所官员至京,必带本卫印信文书,方许进京。奴儿干都司所辖部民还必须听从政府征调,闻令即从,不得违期,当地部民直接承担了保卫边疆的义务。《明史》列传二百八记载土木堡之变时:“十三年冬,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时英宗北狩,郕王即位。
明政府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恢复了奴儿干通往内地的驿传,密切了奴儿干同明廷的政治联系、经济往来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干线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北起都司治所特林之西的满泾站,中经四十五个驿站,南抵底失卜站(黑龙江双城县境内),经辽东都司直达北京,全长达两千五百公里。1434年(宣德九年)之后,卫所一直存在,仍奉明廷为主。
奴儿干都司与内地统治方式不同,主要是采取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边疆时较为常见的羁縻方式(即土司制度)。“羁縻”,就是一方面要“羁”,用军事打击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地区;并可以调遣当地部族参与作战;另一方面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可调整控制当地的经济贸易。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期,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
奴儿干都司是地方最高一级的军政合一统治机构,直隶于明朝中央政府。
明朝十分重视恢复和建立东北水陆交通驿站,在元朝的基础上又扩大了东北驿站的交通范围,其中经过长白山地区的交通驿站有两条。一条是“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另一条是“纳丹府东北陆路”。前者是明初通往建州卫,和建州卫通往明朝的朝贡道。后者是明初通往毛怜卫的路线,是明初毛怜卫等卫的朝贡道。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便在黑龙江下游设奴儿干卫,招抚海西、建州、野人女真首领归附,初步完成了明朝对东北的统一。从这年起,他先后六次派遣内官郑和率舟师出使西洋诸国,经营中国南海诸岛。同时,为了巩固东北领地,又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黑龙江、精奇哩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及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等地土著居民。为此,他派遣明代女真官亦失哈九次前往巡视。
据《明实录》载:“永乐二年二月,忽剌温等处女真野人头目把剌答塔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塔、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永乐七年,朱棣决定设奴儿干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给兵二百护印,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管辖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岁贡海东青鹰、貂皮等物。
亦失哈,又叫亦信,海西女真人,明朝著名内官。(与郑和齐名的明代著名开扩者)为了完成这次远征,他在吉林市南郊松花江畔一个叫阿什哈达的地方,费时一年,制造了25艘巨船。
永乐九年(1411年)春,他统率千余大明官兵军队,乘坐着满载布帛丝绸、粮食器具等物资的巨船,乘着春天的季风,扬帆起航,浮江而下。从松花江驶入黑龙江,不舍昼夜,直下奴儿干。这次远征,抵达奴儿干后,亦失哈召见了当地居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宣布“敕谕”,“授以官爵印信,赐以衣服,赏以布钞,大赍而还。依上兴立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并与康旺、王肇舟、佟答剌哈等官员在一个叫特林的地方(今俄罗斯蒂尔)开衙设府,设立了明朝最北部的官府——奴儿干都司。
当时的盛况,后来被他们自己刻在了永宁寺碑上:“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以前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开设奴儿干都司。”
1412年(永乐十年),永宁寺碑记载:“冬,天子复命内官亦失哈等载至其国。”刚从奴儿干回京分亦失哈,风尘仆仆重返阿什哈达造船,于次年春第二次巡视奴儿干。
这次,他不仅带去大批衣服器用等物品,而且做了两件永载史册的大事:一件是“亲抵海外苦夷”,首次登上了库页岛,巡察了大明王朝最东端的领土。并以朝廷钦差的身份,接见“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宣示朝廷对苦夷的关怀。并且在库页岛设立襄哈儿卫、兀烈河卫,另一件是带去一批工匠,在满泾站修建了一座永宁寺,勒石建碑,上刻“敕修永宁寺记”。记载了明朝建立奴儿干都司、兴建永宁寺和自己巡视该地区的经过。
明代史料表明,从永乐九年(1411年)到宣德七年(1432年)的二十多年间,亦失哈九次(一说十次)奉命巡抚奴儿干,便征服了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
1432年,明宣宗宣德七年,亦失哈最后一次巡抚奴儿干。这是明王朝最为隆重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派使臣到黑龙江下游地区进行宣抚,也是亦失哈人生历史最辉煌的一页。
此事,《重建永宁寺记》有记载,《明实录》上也有记载:“遣中官亦失哈等往奴儿干处,令都指挥刘清领大明官兵松花江造船。”关于刘清造船,还见于阿什哈达摩崖石刻:“宣德七年二月卅日,刘清造巨船五十”这是亦失哈一下奴儿干船队的两倍,所率官兵也是两倍,即二千人。五十艘巨船浩浩荡荡行驶在江上,逶迤四五十里,每船乘40人,还要装载朝廷赏赐给奴儿干各部族头领的物品:布帛绸缎、器具、酒和粮食。
根据宣德二年亦失哈第六次下奴儿干时的记载,一次运往“奴儿干军队官兵三千人。人给行粮七石,总为二万一千石。”每艘船上的货物重量应不少于60吨,可见明王朝对奴儿干部族的赏赉是相当丰厚的。
在奴儿干,亦失哈见“民皆如故”,独永宁寺破毁。破坏寺庙者被捉,“皆怵惧战栗”,以为要被处死。亦失哈表现了大国使者的风范,好生柔远,进行安抚,“特别宽恕,斯民谒者,仍宴以酒,给以布物,愈抚恤。”(《重修永宁寺记》)维护了奴儿干地区的稳定。
亦失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劝说女真部族首领派使团向明王朝效忠臣服。他的说服相当成功,当地的酋长们纷纷响应,寻着元朝的海西东水陆城站,在江边的森林和草原上,趟出了一条更加漫长的驿路。南起于双城市石家古城,走阿城,经宾县鸟河,沿松花江迤逦北上,于黑瞎子岛入黑龙江,直抵黑龙江入海口,共10城45站(在境内有8城23个站)。
水路为单行线:江南-北京-登莱-大连-开原老米湾-阿什哈达-松花江-黑龙江-鞑靼海峡-库页岛-日本北海道;
陆路为往返皆可的路线:江南-北京-开原老米湾-底失卜站(海西东水陆城站第一站,黑龙江省双城市石家古城)-阿木河站-尚京城(阿城市金上京古城)-海胡站-扎剌奴城和鲁路吉站-伏答迷城站-海留站-扎不拉站-伯颜迷站-能站-哈三城哈思罕站-兀剌忽站-脱亨站-斡朵里站-一半山站-托温城满赤奚站-阿陵站-柱邦站-弗思木城古佛陵站-奥里迷站-弗踢奚城弗能都鲁站-考郎古城可木站-乞列迷城乞勒伊站-莽吉塔城药乞站(黑瞎子岛、狗站第一站)-奴合温站(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乞里吉站-哈剌丁站-伐兴站-古伐替站-野马儿站-哈儿分站-撒鲁温站-伏答林站-马勒亨古站(俄罗斯共青城梅奇勒屯)-忽林站-虎把希站-五速站-哈剌马吉站-卜勒克站-播儿宾站(俄罗斯沙文斯克)-弗朵河站-别儿真站-黑勒里站(俄罗斯特林南)-满泾站(奴儿干都司,黑龙江下游亨滚河口)-黑龙江口-渡海-囊哈尔卫(库页岛北部东海岸)-拉喀-哈剌马吉站-渡海-拉喀(库页岛北部东海岸)-兀列河卫(库页岛北部西海岸)-波罗河卫(库页岛中部西海岸)-白主(库页岛最南部)-渡海-宗古(日本北海道稚内)。
护印军是明朝奴儿干都司驻地的驻防军队,常备戍军的数量,已见「二千」和「千馀人」, 最多时达「三千人」,最少时也不减于「五百人」,每 2 年轮换 1 次,戎期满归还辽东的官兵都给以厚赏。《明宣宗实录》:“整往奴儿干官军三千人,人给行粮七石,总二万一千石,宜徇例于辽东都司支给。从之。
永宁寺,是1413年(永乐十一年)明朝宦官亦失哈在巡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所辖地区时,在奴儿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原有观音堂的基础上所修建的一座供奉观世音菩萨的佛寺,位于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的奴儿干城(清朝称庙街,亦作庙屯,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北山上。
1409年(永乐七年),明朝在奴儿干地区设立了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地方军政机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明成祖朱棣派女真族宦官亦失哈作为钦差太监多次前往奴儿干都司巡视,宣谕抚慰当地人民,以便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亦失哈于1413年(永乐十一年)第三次巡视奴儿干都司,决定在该都司治所所在地附近原有观音堂的基础上修建一座供奉观世音菩萨的佛教寺庙,并命名为“永宁寺”。永宁寺建好后,亦失哈在其上竖立了一块石碑(永乐碑),上刻《永宁寺记》碑文,上面记载着明朝建立奴儿干都司的史实及亦失哈本人前两次巡视的过程,以纪念永宁寺的修筑。亦失哈于1432年(明宣宗宣德七年)第十次巡视奴儿干都司时,发现原先建立的永宁寺已经毁坏,于是重建了永宁寺,并于次年(1433年)在其上再次竖立了一块石碑(宣德碑),上刻《重建永宁寺记》碑文,记载了重建永宁寺等情况。亦失哈所立的这两块碑被合称为永宁寺碑。这座寺庙的建筑遗迹直到民国1918年还能看见。
永宁寺碑是中国明朝的石碑,全称“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立于明朝奴儿干都司官署附近黑龙江岸的石岩上(今俄罗斯特林,距黑龙江入海口约150公里)。碑有两块:一为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永宁寺记》,一为宣德八年(1433年)的《重建永宁寺记》,均系明朝宦官亦失哈奉旨巡视奴儿干都司时竖立的。永宁寺碑是明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实行管辖的物证,也是研究明代东北的重要史料。清末曹廷杰重新发现永宁寺碑并将碑文拓下,使其得以流传于世;而这两块石碑则被俄国拆除并运往海参崴。
1885年,中国学者曹廷杰奉吉林将军希元之命,到黑龙江东岸调查,也看到这两块碑,并拓下了碑文。他对永宁寺碑的考察在他的著作《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曹廷杰还根据碑文,首次确认这是中国明朝的永宁寺碑,并明确指出了这是明朝设置奴儿干都司时所立的石碑。这是历史上对永宁寺碑的第一次详细考察,并揭开了永宁寺碑和明代管辖东北疆域,碑文亦从此流传于世,并得到了重视。
永宁寺碑共有两个,一个是立于永乐七年(1413年)九月的《永宁寺记》(简称永乐碑),一个是立于宣德八年(1433年)春季的《重建永宁寺记》(简称宣德碑),均为花岗岩雕刻而成。永乐碑高102厘米,宽49厘米,厚36厘米,碑正面刻汉字30行,每行64字,额书“永宁寺记”;碑阴为蒙古文与女真文,是对汉文内容的简要翻译,各15行。碑两侧均为汉文、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刻写的佛教“唵、嘛、呢、叭、咪、哞”六字真言。碑文中的汉文由明朝官员邢枢撰写,蒙古文由阿鲁不花书写,女真文由康安书写。
在碑记后面还有一百多人的题名,其中既有汉族人,也有少数民族,包括中央钦差内官、东北各地主要卫所官员和奴儿干都司衙门官员的官职、姓名,特别列署了安乐、自在二州各族官员的名字及各族工匠、医生的名字。永宁寺碑是明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实行管辖的物证,也是研究明代东北的重要史料。见证了明朝时期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统一和巩固。
从文化上来说,永宁寺碑(永乐碑)碑阴的女真文经过罗福成、长田下树、金启孮等中外学者的考释,已得到充分还原,其语法接近清初满语,对研究女真语历史的演变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它作为奴儿干都司存在的实物证明,亦可补《明史》等清代官修史书之缺。
1904年,沙皇俄国将两块永宁寺碑拆除搬走,转移到海参崴的博物馆中,他们还将永宁寺附近遗迹(如石经幢、八角塔)等全部毁坏。两块碑仍在海参崴阿尔谢涅夫博物馆(Примор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музей им. Арсеньева)一楼,地址为斯维尔特兰大街20号(Ул. светланская,20)。
这一时期,外国人也有不少关于永宁寺碑的记录。1808年,日本人间宫林藏奉德川幕府之命在进入黑龙江流域“探险”时,曾见到这两块碑,并写入他著的《东鞑纪行》一书中。他这样描述道:“众夷至此处时,将携带之米粟、草籽等撒于河中,对石碑遥拜” ,可见明朝的永宁寺碑对当地女真居民的影响非常深远。但由于他是在船上遥看的,所以没有对这两块碑有仔细观察。
185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律师、驻俄国商务代办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横越西伯利亚,由黑龙江河源顺流而下,直至黑龙江口进行考察,1860年发表了《阿穆尔河纪行: 伴随着穿越西伯利亚的陆地之旅,以及满洲、Kamschatka与日本的游记》一书,其中对永宁寺碑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这样写道:“这些土著居民对这个地方(永宁寺碑)及其在古代的用途,怀有一种神圣、持久和强烈的信仰,这种木片制成的花朵无疑是一年一度的献礼,还可能加上一头牲畜作为向这个地方的神抵赎罪的牺牲。”
1861年,英国人拉文斯坦发表了《俄国人在黑龙江上》一书,对永宁寺碑的历史遗迹做过简明介绍:“在阿姆贡河(即恒滚河)口附近的黑龙江左岸屹立着一处高达百英尺的断崖,在其顶上发现有古刹的碑、塔二三处和其他遗物。碑石之一立于距绝壁大约二步远的地方,碑高五英尺。另一碑的碑座是花岗岩,碑身是纹理鲜明的灰色大理石。此二碑刻有汉字铭文,记载着在此处建造寺庙之缘由。”
长白山寺是指明朝在洪武年间建造吉林船厂后,又于永乐十四年(1416)至十五年(1417)间,明廷派张信(张童儿)率官兵1000人从辽东向长白山地区进发。一路上,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并动用运粮士兵1.8万名,行走70天,终于抵达长白山区的罗延(今安图松江),置木栅,造仓库,输入粮草,从事屯垦开发,并到分春江(今珲春河)山场采捕,委派官兵到南罗耳伐木,督造长白山寺,(南罗耳是今长白山北的平原上的古城遗址即宝马城)并置管理僧人的行政机构——僧纲司,行政官员在当地僧人中任命。随后,明廷于长白山区设立若干卫所。 长白山是鸭绿江、松花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也是女真的发祥地和文化圣山。意义重大, 明初,已经着手在长白山下驻军和开发,以便巩固其统治。
继建造永宁寺之后,明朝政府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五年(1417)正月,发布诏谕,在贴近长白山主脉北麓营造长白山寺。明廷派遣太监张信(张童儿)、指挥陈景等人到长白山的罗延(今安图县松江镇)“置木栅,造仓库,输入粮料”,从事屯田、开发分春江(今珲春河)的采捕。随之,张信又率官兵兵马一千,到南罗耳(今考为长白山北宝马城)“斫材木,修寺造社”。因在南罗耳等处伐木,则必雷震,必以钜无声而取,进度迟缓,工期长达五个月。寺竣之后“以达达僧人及近处有善心僧人看寺”。是年五月,明廷为加强对女真族佛教的管理,设辽东建州卫僧纲司,命本土僧搭儿马班为都纲。从而,把佛教的传播进一步推进到长白山腹地。明廷为鼓励佛教在长白地域少数民族中大规模的传播,明文规定对少数民族僧人给以与其部首领同等待遇,赐予敕书。史载“计有诰敕夷人番僧:朵颜卫、福余卫、泰宁卫、海西女直、建州女直、乌思藏、长河而等处”(见万历《大会典》)。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在兀良哈三卫及海西女真地区已有很大发展。
中国古称为庙街、庙尔、庙屯。在满语中,miyoo是庙的意思,gašan为村庄的意思,因此地曾有明朝所设立的永宁寺因而得著名。划归俄国后,其俄语名音译为“尼古拉耶夫斯克”,用来纪念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地图将其标记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但是全球各地华人华侨仍然普遍使用“庙街”作为名称。日本则称此地为尼港。该地曾先后被唐、辽、金、元、明、清等中国王朝统治,元明两朝称为奴儿干城,是元征东元帅府、明奴儿干都司治所所在地。
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官员亦失哈在奴儿干城(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治所所在地,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特林北山原有观音堂的基础上兴建了一座供奉观音的寺庙,祈愿奴儿干地区与人民永世昌宁,故名“永宁寺”。勒石为碑,作“永宁寺记”。记述自己奉明成祖之命,巡视奴儿干,抚慰各部民众以及修建永宁寺的情况。历经两朝21帝近400个春秋,生活在黑龙江口的百姓们对此碑仍敬若神明。永宁寺碑对当地居民的巨大影响。因为奴儿干城有永宁寺和永宁寺碑,所以这个黑龙江入海口的村镇自清代起被中国人称之为庙街,亦作庙屯、庙儿﹑庙尔。随着清朝的衰落,清政府在康乾时代定下的巡视东北边境的制度,也逐渐荒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1858年所签订的《瑷珲条约》及1860年所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庙街及其他外东北领土割让予俄罗斯帝国。
吉林船厂是明朝洪武年置,辖建造及维护吉林舟师的职能,是安东卫和远三万户府之间的中转站,以转达政令和转运物资。建制上归安东卫韩王朱松(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子)、朱冲爩(朱元璋嫡孙)、开原镇守亦失哈管理;吉林舟师统领为庄德、崔源又作胡源、琐胜哥、刘清。明代洪武年间庄德东征,悉赖水师,借松花江以济,而鸡林(吉林)乃航行之始。以足补明史兵志之阙。
肇州出发,经龙头山、哈剌场、洮儿河,最后至兀良河。肇州通说为扶余逊扎堡站东北珠赫城,今人亦考证为肇东八里城。总之,肇州地近扶余或地在扶余,无论水陆交通运输交通线。明代这条重要交通线有上百里水路经过扶余水域,至今仍是吉林至哈尔滨的航线。除了发现的吉林船厂、吉林水师营遗址、吉林五龙宫、长白山寺、两处吉林摩崖石刻遗迹外,沿这条航线扶余一侧的许多地方发现了明代居住、建筑、寺庙、墓葬遗址,出土过大量明代文物。如四马架乡洪武通宝瓷盘、夹津沟子古城出土的明黄绿釉瓷碗、风华乡何廷窝堡明代墓群出土的明代青花瓷器和刀、剑、镞等武器,这些反映明代东北交通驿站活动的遗址和文物,说明了扶余在海西东水陆路和海西西水陆路交通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朝两摩崖文字碑,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东南9公里郊区江南乡阿什村的松花江北岸山上,记述了明朝辽东都司都指挥使刘清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洪熙元年(1425年)、宣德七年(1432年)三次率大明军队至此造船运粮和两修龙王庙之事。这就是古称“船厂”的由来。吉林省吉林市因鸡林而得名,是吉林省原省会,因明清沿江建有吉林船厂城,故吉林市又被称为“船厂”、“江城”
阿什哈达摩崖为明代两摩崖文字碑,第一碑刻于断崖绝壁中部较为突出的长方形青灰色花岗岩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的纽带, 由于当地气候寒冷,不产粮食,居民主要以捕鱼打猎为生。而明朝东北驻军所需粮食,全靠辽东和中原地区供给,所以,永乐皇帝朱棣多次派辽东都指挥使刘清来松花江设立船厂领军造船。
摩崖文字周围有一上圆下方碑形刻线,碑文记述了明辽东指挥使刘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洪熙元年(1425年)、宣德七年(1432 年)三次率军至此。第一次时修建龙王庙,第三次兼任造船总兵官又重修龙王庙。
《明实录》卷90载:“比进中官亦失哈等,往使奴儿干等处,令都指挥刘清领军队松花江造船运粮。今各官还朝,而军士未还者五百人。”摩崖碑文证明吉林市是明朝造船运粮基地,对经营黑龙江流域和开发东北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驻军在此地屯驻,进一步在控制该区域的管辖。
《永吉县志》:“阿什哈达为满语,石山忽分为二之意。山距城二十五里,在松花江南岸,山脉山西东向,高六丈许,峰峦弯曲。唯麓有七里甚平坦,在此七里之中间,忽然中断有如门户,口宽约四十余丈。两旁之山,石壁峭立,口南不过百步,有大山巍然耸立,势若照壁。”
刘清第一次来松花江督造粮船的第二年,在绝壁上刻下几行字:“甲辰丁卯丑。骠骑将军、辽东都司都指挥使刘。大明永乐拾玖年,岁次辛丑正月吉。”此为第一碑。明辽东指挥使刘清于十二年间先后三次率领大明军队官兵来到此处屯驻扎,为此,将过程再次详细记录,便有了石刻第二碑
,碑文内容为:“钦委造船总兵官、骠骑将军、辽东都司都指挥使刘清,永乐十八年领军至此,洪熙元年领军至此,宣德七年领军至此。本处设立龙王庙宇,永乐十八年创立,宣德七年重建。宣德七年二月三十日。”
吉林五龙宫,坐落于吉林省吉林市,阿什哈达摩崖石刻碑,古吉林船厂遗址公园。在吉林市东南十五公里处的阿什屯松江北岸朱雀山上。
吉林五龙宫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6年),明代机构吉林省五龙宫。明代洪武年间庄德东征,悉赖水师,借松花江以济,而鸡林(吉林)乃航行之始。后明朝总兵刘清为巩固边防,督师在朱雀山风景区阿什村与孟家村交界处又为扩大船队规模兴工造船。这有力的证明了在明朝期间,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统治和建设发展,吉林人常说:先有船厂后有吉林,就是指此。为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明朝总兵刘清有在此处建设龙王庙。此后在洪熙元年(1425年)、宣德七年(1432年)又两次率军至此修复龙王庙。此龙王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建造的龙王庙号称关东第一庙。此后,清朝多位皇帝如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及大臣和随从曾数次到此参观,并赋诗及字。民国大总统顾问刘鼐霖游历松花江及古船厂遗址时曾题联:“图画本天成,试观四壁云山万家灯;楼台从地起,且喜大江东去爽气西来。”
随着历史沿革龙王庙被毁,现仅存摩崖碑刻记载刘清督师造船和建设龙王庙的情况。天运开泰,惠泽四方。乘吉林改革开放之东风,天促良缘,四众弟子发心重建龙王庙,在其基础上扩大其建设,并改名为“五龙宫”,取五龙捧圣之意。
清代《黑龙江通志纲要》载:“黑龙江省金石文字之可考者,有《得胜陀纪功碑》,出肇州沙土中,为金代金石。又奴儿干《永宁寺碑》及《重建永宁寺碑》,为明代所立,今皆沦失。案《魏书》乌洛侯,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墟石室,太武帝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刻祝文石室之北而还,实为黑龙江石刻见于史传之始,惜今已无可考。又康熙初,墨尔根地方掘井得石,文曰莫来耕,系唐年号。此外惟辽金官印及唐宋古钱数物犹存,其馀残灭者何限。乃至康熙二十八年分界碑,亦复为人迁移,可叹甚矣!近闻大赉新出土有辽匡义军印,当考查保存,并为补入志中。黑省东封,古多争战,实为汉唐来兵力所及。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以朵颜元帅府、灰亦儿等处怯怜口千户所、台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置兀良哈三卫。王系牧场遍及察哈尔、喀尔喀、喀喇沁、科尔沁、嫩科尔沁、郭尔罗斯前旗、郭尔罗斯后旗等处。
奴儿干是元代流放地区,元代刑制,凡流放远地的称为流远,除了女真族、高丽族流放湖广以外,大都流放到奴儿干,也有流放云南和海南的,但较少。后因流放奴儿干的人太多,站赤运输负担过重,于是按照罪行,“重者发付奴儿干,轻者于肇州从宜安置,屯种自瞻”,因而“奴儿干出军”和“肇州屯种”,成了罪行轻重的区别。
流放奴儿干的人,有普通刑事犯,政治犯。流放奴儿干的普通刑事犯多数是汉人,汉人的习俗也广泛留在奴儿干。东北各少数族原是萨满教传布区域,在元末明初奴儿干出现了佛教的观音堂 为汉俗遗留的证明。
建州女真,女真族三大部之一,分布于今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名称来源于其初迁到渤海率宾府建州故地, 明初,女真族被分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三部分,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东海女真分布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等地。
到嘉靖年间(1522—1566),分散聚居于辽东的东北边: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关以东,海西女真散居于开原以北。明朝在他们新的聚居地设置了三个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包括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建于正统七年),委任各部首领。
元朝末年到明朝初年,居住在今黑龙江依兰县一带的胡里改(火儿阿)、斡朵怜(怜一作里,又作吾都里)两个万户府的女真人,由于受到黑龙江中下游“野人”南下侵袭和元朝残余势力的骚扰,分别在首领阿哈出,(明赐姓名李思诚),等率领下,沿今牡丹江向南迁移。胡里改万户府的女真人,先移至黑龙江省宁安县,再东行,越过今老爷岭和穆棱河,进入绥芬河流域,遂定居这一地区。绥芬河下游之双城子(今乌苏里斯克)一带为渤海率宾府建州故地,1403年(永乐元年)胡里改部酋长阿哈出朝明,明廷以其所部置卫,袭建州故名,故命为建州卫,建州女真之名始于此。
斡朵里部南徙,初与胡里改部走着同一路线,在1372年(洪武五年)以前,已进入图们江流域,几经变徙,约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大多集结到以阿木河(又作斡木河、吾音会,今朝鲜会宁)为中心的图们江东西一带。1406年初(永乐四年),因阿哈出推荐,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儿(爱新觉罗·孟特穆)为建州卫指挥使。这样,胡里改和斡朵里两部同居在明朝建州卫管辖下。此后,猛哥帖木儿成为明廷驻守边关的官吏,猛哥帖木儿位高权重,且家族强盛、人口众多,女真各部纷纷前来归附。
1411年(永乐九年)正月,猛哥帖木儿率族西迁,迁徙至开元路属地凤州(今吉林梅河口山城镇北山城)余下地方居住。
1412年(永乐十年)明朝在凤州增设建州左卫,任命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此后猛哥帖木儿部在凤州居住了约十三年,使建州女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原文化接触,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建州女真部不断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使生产力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经济逐渐发展,女真社会逐步稳定下来,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1422年(永乐二十年)四月,为了反击鞑靼部阿鲁台的扰掠,永乐皇帝朱棣第三次御驾亲征蒙古漠北。 建州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部也同明帝朱棣随驾从征,给蒙古鞑靼部以沉重打击。九月,讨伐蒙古鞑靼胜利班师,猛哥帖木儿部重返余下。此次讨伐,使蒙古鞑靼部对猛哥帖木儿部结下仇恨。次年,鞑靼部再次南下扰掠,向明朝驻军进犯,同时也对猛哥帖木儿部进行袭击。为了躲避鞑靼部的进攻,猛哥帖木儿率族东撤,于同年六月迁回故地阿木河一带居住。
1422年朝廷对杨木答兀叛逃讨伐事件中,朝廷派钦差大臣金声赍敕抵阿木河,令猛哥帖木儿与其弟爱新觉罗·凡察招谕杨木答兀。1433年在招谕过程中猛哥帖木儿与长子阿谷为保护明军官兵壮烈牺牲,猛哥帖木儿立功无数,为明朝为建州女真贡献余生。1437年(明正统二年),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儿的次子爱新觉罗·董山接任建州左卫指挥一职,爱新觉罗·董山向朝廷提出请求重返辽东定居。
朝廷应允后,董山率领部众于1439年春迁移至婆猪江(今吉林省海龙县)。《明英宗实录》所载:董山率众来到婆猪江后,明朝政府将其安插在三土河(今吉林海龙)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之间,同李满柱处。建州女真便以苏克素浒河(辽宁苏子河)为中心,渐次发达起来。后来定居在赫图阿拉(史称兴京,今辽宁新宾)这里终于成为清王朝的发祥地。
海西女真,又称扈伦四部,为女真三大部之一。明代时期对居住在松花江大屈折处及今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女真人的统称。因松花江大屈折处在元代称海西,故名。明中叶后,各部南迁,形成乌拉、哈达、辉发、叶赫四部。社会经济有较快发展。从事农业辅以畜牧、狩猎业。有专业铁匠,能将输入铁器加工制成兵器或生产工具。
洪武十六年海西右丞阿鲁灰遣人至辽东愿内附明朝。洪武十八年海西来降。洪武二十年纳哈出归附,被封为海西侯,明朝开始略地海西地区。洪武二十年诏取辽东官军曾往海西、野人地面及纳哈出之境历涉劳苦者二百六人赴京各赐文绮罗衣钞锭有差。洪武二十一年命俺得迷失等往辽东海西等处招抚夷民各赐衣物。
洪武二十一年海西宣慰司同知剌八蒸等一千馀人自辽东都司来降。遣徐玉率游骑往旧信州罗戍,建州卫帝三后入燕王府,明朝加快经略速度,置兀里卫、吉林船厂、开原海西驿站、远三万户府。二十七年,敌入辽东,命宋晟率兵讨之,遇战诺尼江,获其众千馀,马倍之。二十八年周兴庄德率吉林船厂舟师东征。
明设羁縻海西卫、所,各部首领均受明封号,分别授予都督、都督佥事、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并给予印信、敕书、冠带。
野人女真是女真三大部之一,又称东海女真。主要指分布在“极东”、“远甚”地方,即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女真人。
《大明会典》载,在建州、海西女真“极东为野人女真,到16世纪初,建州三卫已确立,扈伦四部也已形成,并各已形成了稳固的联盟集团,有了各自的地域范围,于是在他们区域之外的女真人,统被称之为东海(野人)女真。在建州、海西女真南迁后,东海女真也趁机南移,进入他们过去的居地,故1621年(天启元年)成书的《东夷考略》载,女真“略有三种,自汤站东,抵开原,居海西者为海西女真,居建州、毛怜者为建州女真,极东为野人女真”。说明明末的东海(野人)女真,包括了原属建州、海西女真的一部分。
“野人”一同明初用来代称女真人。在明代中叶后,即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形成时,用来代指这两支女真人以外的女真人。野人女真明人也叫乞列迷,居住地距奴儿干有3千里,明朝野人女真有3种.。一种叫女真野人,专属山区狩猎为生,似鄂伦春族。一种叫北山野人,北山指的是奴儿干以北之山即外兴安岭北支及鄂霍次克海北岸山区,此部人乘鹿出入,以捕捞各种海产进贡明朝廷。
明朝仁、宣二宗,相对于太祖、成祖二帝,可谓守成之君。而且鉴于永乐末期,明朝对蒙古阿鲁台的连年征伐政策,仁、宣二宗开始着手明朝的内治,放弃了对蒙古军事上的征伐政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维系着与蒙古的朝贡关系。而蒙古方面,虽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而且也因忙于统一蒙古的步伐,无暇南顾。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极力地维系着和平通好关系。
此外,二宗在放弃了军事征伐政策后,开始着手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内迁奴儿干、解散下西洋人员。仁、宣二宗对蒙古军事上的不作为政策,为蒙古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而长期威胁明朝的河套之患中的北虏套寇也是土木堡之变后所出现的。
三卫的南下始于明宣德五年间,正统初年已住牧于明蓟辽边外的潇河、老哈河一带,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据《蒙古源流》载:也先俘明英宗后“置于乌齐叶特之暖地养之”。即乌齐业特是蒙古史籍中对三卫的称呼。
而据和田清先生考证,明英宗被俘后一直在瓦刺知院伯颜帖木儿营,随其营往来活动于大同边外的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九十九泉、官山(今卓资县北)、昂兀脑儿(今安固淖儿)、即宁海子(今集宁南黄旗海)一带。
可见在蒙古人的记忆中,这一地区在正统年间就是兀良哈三卫的住牧地,至天顺、成化年间三卫的游牧地就完全固定下来了。自明宣德年间开始蒙古各部开始南迁,至嘉靖末年最终形成了漠南蒙古各部。其中经历了兀良哈三卫南徙、北虏入套、左翼蒙古南迁这三个阶段。
然而宣宗在文治上虽然无愧贤君。其武功则未能相称。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而宣宗对此常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
大明共二直隶,十四承宣布政使司,宣宗即位后,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
东北方向在成祖时期开拓极远,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辖区远至南西伯利亚,其地极北苦寒,道路不便,至宣德末年,宣宗逐放弃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今辽宁开原)。于是帝国在东北方向的扩张停滞,大致为直接管理辽宁,而对以东和以北的女真部落以羁縻卫所制度进行统治。
1434年(宣德九年)之后,奴儿干都司虽撤省级军政机构,但其所辖卫所仍奉明朝为主。各个卫所听令于大明辽东都司,凡卫所官员的任命、升降和承袭皆由明廷批准,女真卫所为明朝戍守边疆,按时朝贡赋税,至万历年间东北卫所增加到384所。
明史列传·卷二百零八记载“十三年冬,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时英宗北狩,郕王即位”
并史料有记载明英宗时期正统(1436—1449) 在今库页岛(苦夷)地区增设波罗河卫所管辖的情况,而明朝中央政府仍然在东北地区有极强的统治权,可以审判或发配当地各民族罪犯,以对当地实行羁縻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