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萧红、萧军、叶紫等青年作家在鲁迅先生的关怀帮助下，1935年，以“奴隶社”名义出版现代文学著作，于是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奴隶丛书”——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通过编“奴隶丛书”推介三个“小奴隶”作家，成就了叶紫、萧红和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通过编“奴隶丛书”，扩大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是上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热情地为《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下写了了两篇不朽的序言。

②鲁迅，在上海十年，始终同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斗争，鲁迅揭露说，“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之前”。因此，为了方便编印青年作者的作品，及时推出革命文学的成果，没有选择和退避的余地，只有进行有策略的战斗——成立“奴隶社”，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森严的书报审查网络，以文学为武器向敌人开展斗争，为革命文学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奴隶丛书”的出世使人们在普遍的“政治焦虑”中获得了共鸣性阅读，对民众的政治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是反文化“围剿”的成功典范，张扬了左翼文学的思想导向。

譬如，有段网络资料，就足以说明“奴隶丛书”是通过“盗版”才问世的。资料引用如下：“《丰收》因题材敏感辗转黎明等多家书店，老板们都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愿出版。叶紫也知道，即便有书店愿意出版亦无法通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于是联系与黎明书店有来往的民光印刷所一位姓王的先生，决定自费排印。因为有较为熟识的关系，印刷费和白报纸只需交部分订金，余额可以赊账。要让这种‘非法’出版的‘私书’有个合法出版的样子，就得有出版者、发行者及地址。于是，叶紫虚设了个名叫‘容光书局’的发行者，把地址含糊定为‘上海四马路’；出版者就是萧军提议的‘奴隶社’。当时，由鲁迅作序作为‘奴隶丛书’之一的《丰收》正在印刷中。萧军想到自己的《八月的乡村》因题材关涉抗日，也不可能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更不可能有正式出版的机会，便想仿效叶紫非法排印私书。在鲁迅帮助下多篇文章的发表，让萧军看到了以勤奋写稿换钱的希望，印书的费用不成问题，因此也开始张罗‘出版’《八月的乡村》。”（注解：这段直接引用网络资料，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③另外，体现了师生情谊，体现了鲁迅对文学青年的关心与帮助，演绎了一段文坛佳话——成就了作家叶紫、萧军和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应有的地位。从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了鲁迅、奴隶社、奴隶作家、奴隶丛书。鲁迅和“奴隶社”的青年作家的故事，为后人所称道。出版了《奴隶丛书》，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这三个人的文学创作，鲁迅对萧红评价最高。三个“小奴隶”幸运，真可谓“运交华盖”，他们与他们的先生一样“带着镣铐的舞蹈”。

3.▲奴隶社来历：

①“内山书店会面”：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在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第一次会面。鲁迅先了解了东北的斗争情况和“二萧”的遭遇，并讲了上海的斗争局势以及文艺界的情况，同意推荐他们的作品出版，许广平将萧红的书稿带回。另，鲁迅周济一些钱，给萧红夫妇，以解决生活的困难。“内山书店次会面”，于二萧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加深了之间的相互了解，奠定了深厚的友谊，博得鲁迅的悉心指点，学得如何做人做学问，为之立足上海文坛，铺平了道路。从此，“二萧”，开始崛起于中国文坛。

②“梁园豫菜馆请客”：1934年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

③“打牙祭的小小要求”-广帮菜饭馆聚会：

1935年初，萧红向鲁迅提出请客，一个“打牙祭的小小要求”，先生始终放在心上。

1935年3月1日，复信二萧，鲁迅说，已安排叶紫约择日而聚。

1935年3月5日，师生相见，格外高兴，彼此畅谈。鲁迅日记，载有这样的话“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注解：阿芷，即叶紫；河清，即黄源；聚仁，即曹聚仁。）这次饭局上，萧军代叶紫、萧红向鲁迅提议创建奴隶社，准备自费出版“奴隶丛书”。三人的想法，鲁迅十分支持，并认同“奴隶社”名称。于是，1935年，叶紫、萧军、萧红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著名的“奴隶社”。“奴隶社”虽只有三个“剑侠”，叶紫、萧军和萧红，走到一起，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后来，又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在中国出版史上，就有了一套著名的「奴隶丛书」，一九三五年由「奴隶社」出版的。

4.▲鲁迅对三个“小奴隶”和“奴隶丛书”的推评

1935年，由鲁迅作序的《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奴隶社出版。这三部书，在白色恐怖中，无法通过官方审核，无法出版，便以“奴隶社”的名义，鲁迅协助资助这三个无名的“奴隶作家”，自费出版。

1935年3月，在鲁迅支持下，叶紫，以叶紫为笔名，自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丰收》，最先列入、收入“奴隶丛书”，引发文坛极度的热烈欢迎。1936年3月、5月、9月又分别再版，半年内重印3次。《丰收》共收6个短篇：《丰收》、《火》、《电网外》、《夜哨线》、《杨七公公过年》、《乡导》，小说内容即是叶紫20余年生活经历的反映，真正“深刻地写出了破产中的农村面貌来尽了文学的战斗任务”。

在鲁迅亲自作的《叶紫作〈丰收〉序》里，鲁迅说:“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的经历，在辗转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强。不但为一大群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作者简介：叶紫，男，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汤宠。中国小说家。湖南益阳人。其父、姐都是共产党员。1926 年就读于武汉军事学校第三分校。四—.二政变后，父亲姐姐被害，只身逃离家乡。先后流落南京、上海等地，做过苦工，拉过洋车，当过兵，讨过饭。后又任过小学教员和报馆编辑。1932年与陈企霞共同创办《无名文艺》，同年加入“左联”，走上文学道路。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第一次以叶紫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丰收》，引起文坛注目。随后又写了一些散文、小说。1935年在鲁迅支持下，自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丰收》，收入《奴隶丛书》。叶紫，生于1910年11月15日，卒于1939年10月5日。1935年，患严重肺病，病中写作和出版了中篇小说《星》及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因贫病交困离沪返湘。1939年，不幸英年早逝。

1935年8月，萧军的首部长篇《八月的乡村》，出版。鲁迅所作的《八月的乡村》序，说:“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致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生死场》，出版。《生死场》是萧红前期文学创作的巅峰。鲁迅在所作的《生死场》序言中，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既肯定《生死场》的长处，也在“序”中含蓄地道出其不足，但在给萧红的信中，鲁迅却直言不讳地说：“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作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这样的人物，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安特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鬼气。”之前，萧红收到鲁迅写《<生死场>序》后，激动兴奋倍至，忍不住复信于鲁迅，且称“王婆”之“鬼气”（即不真实的意思）。

“奴隶丛书”中，最有成就的是萧红的《生死场》，该书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且是以萧红这个笔名首次使用。有这样一段资料，说“女作家张廼莹准备出版小说《生死场》时，萧军替她起了一个笔名，叫‘萧红’。1964年6月28日萧军在致研究者铁峰的信中解释说「这是有意识要把‘红军’二字连在一起，那时蒋介石正在对红军做五次‘围剿’。」在一般刊物上发表文章，张廼莹常以‘悄吟’为笔名，而为左翼刊物撰文则署‘萧红萧红的女作家。

萧红的《生死场》，虽是中篇小说，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轰动巨大，反响强烈。至今，仍就堪称那个时代丰碑式的民族精神经典文本，被誉为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由此，萧红也因《生死场》成为30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在那时的上海文坛，她虽不是最红的，但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再与同时期鲁迅力捧的白薇等人相比，而白薇等人的创作，后来黯然下去了，但萧红却深深扎根几代人的心中，蜚声世界。鲁迅对萧红寄予厚望，说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历史最终证实了这句当年的话。

《生死场》，鲁迅认为萧红抓住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这个核心内容，鲁迅是从当时的社会形势来评价的。其实不然，《生死场》中包含的价值还有女性文学、平民文学的成分，《生死场》的主题应当是针对人类的愚昧而立的。这个意义，要高于鲁迅的拯救国民愚昧的一贯主题。可惜，身为一代评论大将的鲁迅与胡风，没能深刻洞察到，历史变魔术似的就遮蔽了萧红个性化的创作思想，造成一贯以来把《生死场》单一地理解为抗日题材的片面认识。但。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的道路，是予以充了分肯定的。

《生死场》，由鲁迅校阅、编订并作序，归入“奴隶丛书”，直至出人意料地高评之，并不是出于鲁迅对萧红的偏爱，而是发现了萧红创作的才能与巨大的潜力。萧红是文学天才，是中国的文学洛神，可以说，鲁迅是萧红独特创作才华与价值的最早发现者与赏识者。鲁迅，对叶紫，也仅在其所作的序中，说“文学是战斗的”，喊出的是句口号——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最强音而已，从现实感方面，鲁迅充其量只充分引导了叶紫的写作意义，对萧红的批语却用了“细致的观察、力透纸背的文笔”的字样，怎么能不是偏爱有余呢？

可以说，没有鲁迅的扶持和影响，萧红很难创作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等传世之作，更不可能成为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女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奴隶社与鲁迅，对萧红中后期的创作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萧红后期的创作艺术走向成熟，至关重要。笔者拿出这样的语词，评价奴隶社对萧红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觉得并非过誉。萧红，在临终前，也表述过，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