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今天在我们国内，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如果说工人农民有矛盾的话，也应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工人阶级是人民，农民也是人民。而且今天的农民，刚才讲了，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已经在起变化而且基本上起了变化，已经是合作化了的新式农民。所以工农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有人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刚才已经讲过，曾经有一个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极少数的分子以外，他们不反抗社会主义，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主要的。但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今天的上层建筑是什么？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这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你能说是敌我矛盾？今天的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与分配关系。今天的所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决定今天的分配关系。现在分配关系里面表现的矛盾最多了。那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集体所有制内部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先进与落后，这也是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过去的上层建筑是反动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是反动的生产关系。过去是反动阶级代表落后，而革命阶级代表先进。所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曾经表现为敌我矛盾。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国内形势有了根本变化，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现在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不是表现在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所以，这些矛盾现在已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说，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矛盾大量或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表现在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那末，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是敌我矛盾，就发生谁是敌人这个问题，是人民是敌人，还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是敌人？显然，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于人民群众与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可不可以这样讲：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所谓基本上，所谓一般说来，是除开了一种特殊情形，除开了少数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以外，一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这些同志，还是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才好。不然就不好办。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都值得检查一下，到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从。说“我没有官僚主义”的人，你不要相信他，恐怕那种人官僚主义还更多。当然，恶劣的、顽固的、与人民群众完全对立的官僚主义者还是少数。但是某些情况比较严重的、已经引起人民反对的官僚主义，现在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多，在各个方面都有。

另外还有人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是什么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从思想上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两个主义的体系是不能调和的。一个是真理，一个是谬误，一个是是，一个是非。因此我们说要辨明是非，不能混淆是非，要寻找真理，去掉谬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真理与谬误，是与非，这些矛盾从思想上讲是不可调和的，是对抗性的。这些矛盾，以前往往表现在阶级之间，表现在敌我之间。而今天，帝国主义已经赶走了，地主阶级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问题也解决了，那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真理与谬误、是与非这些矛盾表现在什么人中间？不是表现在敌我之间，不是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人民内部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思想，人民内部有真理有谬误，人民内部有是有非。因此，这些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是非对抗性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着这些矛盾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的时候，我们采取对抗的办法，打倒的办法，“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当着今天这些问题表现在人民内部时，就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小民主，小小民主的办法。采取粗暴的态度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那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犯过这个错误。在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在我们党内的斗争中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那末，唯心主义在你们脑子里有没有？主观主义是什么？教条主义是什么？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嘛!你们有教条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一棍子打死”，你们有经验主义的时候也“一棍子打死”，你们赞成吗？当着你自己脑子里有唯心主义的时候，你不愿意人家采取粗暴态度来对待你，那末当着别人脑子里有唯心主义的时候，你也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推己及人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解决思想问题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结果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由此可见，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矛盾的方法也有两种。处理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方法，而处理非对抗性的矛盾又是另外一种方法。如果把对抗性的矛盾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那是错误的。如果把非对抗性的矛盾当作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也是错误的。

因此，首先是认识矛盾，对矛盾的性质要认识清楚，要具体研究，具体审察，具体分析。问题来了，要看这种问题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确定它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处理方法；确定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又是一种处理方法。认识矛盾的性质，而后决定处理的方针和方法。对矛盾的性质认识不清楚，矛盾的性质确定错了，在处理方针上就要犯错误；方针错了，那在一系列的具体办法上都要犯错误。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当然，事情是复杂的，这两类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矛盾转化了，处理的方针也要随之转化。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我们党的矛盾曾经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在党内解决的。我们党内有很多曾经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后来改正了。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死硬不改，并且在党里面进行分裂活动，组织特殊的派别。那就变为对抗性矛盾了。张国焘的错误在党内也曾经是非对抗性的，后来张国焘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就变成对抗性的了。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原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例如，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当着矛盾表现为对抗性的时候，要去解决矛盾，就要强调斗争，当着矛盾表现为非对抗性的时候，我们就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再批评再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非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不斗一下就不过瘾。但我们也不害怕斗争，在需要用强硬的斗争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是不吝惜斗争的。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因此，有人说，现在提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不是有危险，是不是就会斗得一塌糊涂了，那是不会的。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就是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

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虽然有些矛盾问题不在领导方面，但是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因此人民群众跟领导机关之间的矛盾，现在是突出地表现出来，而真正的矛盾产生在领导机关犯了官僚主义。如果领导机关不犯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矛盾就缓和了。即使群众中间有过高的要求，有不合理的要求，有错误思想，领导上如果没有官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当解释清楚，矛盾就不会紧张起来。

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不是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我看是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农民说工人分多了；小学教员说青年工人分多了；你房子住多了，我没有房子；评了你升级，不评我升级，这都是分配问题。我建议同志们要好好研究这个分配问题。例如整个国家的分配，积累占多少，消费占多少，军政费占多少，文教费占多少，这个工业部门那个工业部门各占多少，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各占多少，还有小学教员分多少，青年工人分多少，干部分多少，等等。总而言之是个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很多人都想在全民所有制中多分一点。但是，如果是不应该分的你多分了，谁看了也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全民所有制，东西是大家有份的，群众敢于讲话，有权利讲话，有权利对分配问题提出意见。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所以，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关心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在经济生活、生产上也关心社会主义的民主。这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命运，是不能不管的。

在这里，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干部，是有些不满意的。就是说，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是不是多分了一点，生活待遇太高了，房子住得太好了。也确实有这样的事。在乡村里面，合作社主任劳动日多记了一点，自己的亲戚朋友本来不该记劳动日，也记了几个。工厂里厂长、党委书记、青年团书记奖金分多了，此外还有把亲戚朋友送进厂等等。这样群众就反对，对这个分配关系就不满，而且最后就闹事。有很多闹事的基础是我们领导机关领导者自己打下的。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幢幢的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我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交子。这方面我看应该有所改变。

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但是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闹事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有些地方在加强，但有的加强得不好，群众有很大的反感。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自己不作自我批评。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很有必要改善方法。

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

群众闹事中间提出的要求，我研究了一些，大部分是合理的，是可以实现的，一小部分是不合理的，是不能实现的。这一小部分不合理的不能实现的要求，经过认真的解释，向群众讲清楚道理，群众也并不坚持。所以，群众是有相当高的觉悟的。当然群众觉悟不高的也有，但是经过解释，可以讲清楚。

群众闹事大体上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有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者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都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者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来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告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的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就可以不闹事。因此，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说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

闹事的原因，据工人讲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叫说话不算数，合同不兑现。招工的时候答应了的，许过愿的，结果不能兑现。第二个是调动工作不讲清楚道理，不要的时候一脚踢开。有的劳动调配、人事部门就是采取这种办法。第三个是厚此薄彼，待遇不公平。就是刚才讲的对干部比较厚一些，对工人比较薄一些；对这部分人厚一些，对那部分人薄一些，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厚一些，对其他的人薄一些。还有一些工人的合理要求，领导机关长期不解决，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

官僚主义，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凡是要中央负责的，部里面负责的，局里面负责的，应该把责任担负起来。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部里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对付闹事要有正确的办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有些同志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面，有几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个观点，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我们有的领导人把本单位的群众看作是属自己管的手下人。他的话是这样的：“我是管你们的，而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话，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话；我有权力命令你们，你们没有权力命令我。”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我想这个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态度。他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这个观点，不是无产阶级观点，不是群众观点，而是剥削阶级观点、官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讲过，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错误的。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因为不这样，他就不能把群众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学生与我们党员和干部一样看待。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不信任群众，群众是不会信任我们的。

第二个观点，就是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不是讲人民内部问题是是非问题吗？分清是非，分清谁的是非呢？有的领导人只分清别人的是非，而不分清自己的是非。自己不分，别人去分他的是非，他又不准，他分群众的是非时，只讲群众非，说群众错了，群众还有什么好的地方，他就不讲了，抹煞群众中的是。而讲到自己，讲到领导上，就只讲自己的成绩，不讲自己的缺点，只讲自己的是，不讲自己的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就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这是很片面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首先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检查领导上有哪些错误，然后再去分清群众中的是非。分清群众是非的时候，不只是说群众中的不好，好的地方也要讲。这样才全面，人家才会服。

第三个观点，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群众中间闹起事来，他不是想尽法子使群众闹事解消，使矛盾缓和，不是强调团结，强调统一，而是强调斗争，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起来。这是违背上面所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人民内部的事情应该缓和，应该妥协解决。

第四个观点，就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凡是群众中间闹起事来，有的领导人就去分群众的界线，问人家的动机，查人家的历史，当作反革命事件来处理。如果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这就根本错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当然，对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群众里面也有过分的，也需要教育。除开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以外，对于一般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还是应该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

现在我感觉到，各个地方，各个工厂、学校里面，都积累了很多问题，你们这里也是一样。积累的这些问题要集中解决。以后是不是可以每年集中解决一次或者两次，就是要群众提意见，要工人开小组会，学生、机关职员开小组合，号召他们把意见和要求都提出来。提出来之后，综合起来，集中解决。能够办到的就要办，不能办到的就要向群众解释。如何解释法，市委、区委好好讨论一下。这样集中解决问题，不要好久，就可以使人民中间积累起来的那些问题主动解决了，而不至于闹事。

这是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时第二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