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

201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民政部正式将姚名达列入第一批中国人民抗日战线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其一生勤勉刻苦，著述宏富，在中国史学、目录学界，以忠诚正直，学有创见而享誉。

姚显微治学道路可分为三个时期：清华研究院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海时期，主要从事目录学研究；江西泰和国立中正大学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目录学研究中，他初步建立近代目录学知识框架和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全面开展章学诚史学研究，撰写了中国史学家系列年谱丛书，开创了史理学新学科，成就颇著。

姚显微对于史学史的探讨，始于章学诚，并以此为中心，延伸到其师朱筠，以及邵念鲁、刘宗周、程颐等浙东史学诸著名学者的探讨，撰著了多部年谱，不仅揭示出谱主思想的精华，而且写出了其社会交往并反映出时代特点。连续两次撰写的系统的目录学著作，尤其是《中国目录学史》一书，资料详备，源流清晰，使目录学成为一把做学问的钥匙。凡此诸作，均体现出鲜明的近代色彩，值得后人珍视。

《中国目录学史》是作者的代表作，写于1935-1936年。1936年初版，1957年重印时，附有王重民作的后记，对原书进行订正，并对若干问题作了补充与说明。作者认为，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因此，该书不以时代为序，而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等篇，“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详尽阐述了中国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并概括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图书分类编目理论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目录学发生的变化。全书贯穿着作者的目录学观点，即认为目录学是“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专门学术。他在结论篇中指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特点是重分类而轻编目,强调撰写解题而忽视编制索引。他主张统一分类,编制主题目录，使寻书之法易学易做，目录学成为人人共知的常识。该书史料丰富，有独到见解，是一部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20世纪30年代初，承“五四”运动后兴起不久的“妇女解放”、“妇女运动”势头，上海出现了“女子书店”这样一家独树一帜的书店，并发行《女子月刊》，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当时，老牌的《妇女杂志》（商务印书馆）已于1931年停刊，而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尚未创刊，《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的出现，曾经引起妇女界以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关心。热心支持妇女运动的暨南大学教授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就是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创办人。

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要从事的妇女工作，并不只是开办女子书店、编辑《女子月刊》，而是有一整套为妇女服务的计划。除了书店和月刊之外，还有女子图书馆、女子义务函授学校、女子奖学金等要同时兴办，并已分头进行，拟好缘起、章程等，并开展工作。

他们发宏愿要为妇女做种种工作，最初萌芽于1929年。当时姚名达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他感到女性没有自己的历史，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没有为她们所需要的专用图书馆，提供她们需要的知识，因而立志研究妇女史，要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创办一所女子图书馆。为此，他不断积累有关妇女的史料，购置了几千册的妇女图书，并进行《妇女中国史》的写作。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在炸毁商务印书馆的同时，也炸毁了姚名达夫妇的家。为女子图书馆和《妇女中国史》积累的图书、史料以及写就的部分书稿，都被日寇付之一炬了。整个地摧垮了他为妇女拟做工作的计划。经此重创之余，他心忧的不是家业毁失，而是如何帮助妇女解放的事业，从而产生了要办《女子月刊》，推动妇女觉醒的念头。他把这计划与各地友人函商，虽然获得广泛的支持，但也不止一人建议，办刊物先要有书店为发行依托才好，于是又有先办女子书店的决定。所以，办书店的动机源于办月刊，而办月刊之动机则又源于启发妇女民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

女子书店是靠姚名达、黄心勉夫妇掏出他们的稿费和积蓄启动的，所以经济力量很薄弱。但他们有许多朋友支持，甘愿放弃稿酬供给他们书稿。就这样，从最初租用圆明园的一个写字间筹办到1932年“九·一八”这天，迁移至霞飞路铭德里8号成立。一年多后，迁霞飞路523号，再后又迁至萨坡赛路219号。

《女子月刊》一度被当局查扣，遭受意外打击，后来出书就寥寥无几，出现困局。这时姚名达在店务、刊务方面担负了更多的事务，并将批发部委任新中国书局代办，但黄心勉已心力交瘁，就在女子书店成立3周年刚过不久的5月初病逝。姚名达突遭如此巨大打击，一时无法接受，如他自己在《女子月刊》上一则启事中所说“心绪不宁”，将《女子月刊》委请封禾子（即凤子）主编，对《女子文库》和女子书店业务，自然也就疏于料理。《女子文库》一时陷于停顿，而女子书店也就似乎渐趋沉寂了。

姚显微（名达）教授是知识分子支持和参与抗战的楷模。早在“9.18”后，公开怒斥蒋政权的极度对日妥协，呼吁全民抗日救亡。他痛感中国妇女的悲惨处境，与夫人黄心勉一道拿出并不富有的家财，创办了首家女子书店，共创《女子月刊》，积极推动广大妇女的生活改善、思想解放，希望由妇女的觉醒来带动全民（尤其是少年儿童）爱国救亡意识的提高。黄女士积劳成疾而殉职后，姚与巴怡南结婚，他们两人继续为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而共同努力。

“8.13”淞沪会战爆发后，姚名达、巴怡南夫妇毅然捐出其结婚戒指以支援抗战，呼吁全社会抗战到底。

1942年夏，日军为打通浙赣路，大举进攻江西腹地。当众人纷纷向后方转移、躲避战乱时，姚显微不忍山河沦陷，却迎难而上，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大声疾呼：“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务必克尽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江西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姚的呼吁下，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姚显微任团长。

6月下旬，姚率领战地服务团到达江西抗战最激烈的新淦（今新干）、清江一带。他们下到营、连，给士兵送药，为伤兵服务，既做护理，又做宣传工作，使前方将士深受鼓舞。

姚显微（名达）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的教授。其一生勤勉刻苦，著述宏富，在中国史学、目录学界，以忠诚正直，学有创见而享誉。

《目录学》(1934)，分原理、历史、方法3编共20章，内容比较系统全面；

《中国目录学史》(1936)，为其代表作，全书分叙论、溯源、分类、休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诸编，详细论述自古至抗战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也介绍了西方图书馆编目理论与方法输入中国后的成就(1957年重印时，附王重民后记)；

《中国目录学年表》(1940)，该书上起秦代，下迄民国，考订排比目录学史事，以补《中国目录学史》按专题分写之不足。

《刘宗周年谱》

《程伊川年谱》

《邵念鲁年谱》

《朱筠年谱》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壮烈事件，即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弟子姚名达教授在江西新干石口村被日军包围，在与敌抗争中壮烈牺牲，成为抗战中唯一牺牲在沙场的教授。

关于这位传奇教授殉难的经历，张海斌等人做了详细的收集整理，先综合如下：

7月初，日本军竹围师团和大贺师团的混合部队5万余人已占据着三江口、临川、崇仁、宜黄等重要据点，在中国抗日驻军的东西形成一道半园形的包围圈。5日下午，形势非常危急。军长命令：“战地服务团即时向樟树撤退，连夜行军。”姚名达团长立刻代表大家向军部表示：“我们不怕死！”“我们不后退！”“我们要上前线！”军长见他们意志坚强，就派他们去第三野战医院，做救护伤病员的工作，随部队共同进退。

按照当时媒体的报道，七月七日当日，姚名达教授率领中正大学（现今之江西师范大学）十余名学生，从前线撤退路，傍晚时分抵达石口村。因长途跋涉，疲惫交加，加上村中小河石桥被毁，道路阻隔，不能通行，便暂住某村民家中。当晚十时许，被日军第六师团第六步兵团长竹原三郎少将所部数百人包围，日本兵打破前后门，先冲进的4个日本兵，用枪逼住姚名达。姚名达抓住1个日本兵，与之徒手搏斗。团员吴昌达、郑唯龙也奋力相助，卡紧日本兵的咽喉，日本兵发出了几声惨叫，便死去了。姚名达夺得死去日本兵的枪跳起来喊道：“会开枪的同我来！”吴昌达紧跟在背后。“砰！砰!”其余3名日本兵开枪了，吴昌达倒在血泊中。姚名达直往楼上跑，郑唯龙紧跟了去，正准备举枪对射，日本兵对准姚名达开了一枪，姚名达中弹倒地。同时，郑唯龙也被日本兵反绑了起来。

姚名达还在血泊中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凶狠残暴的日本兵急跑过去，用刺刀对准姚名达和吴昌达的胸口猛刺下去，两位抗日英雄——37岁的教授姚名达和年仅24岁的大学生吴昌达，就这样为祖国、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姚名达成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位壮烈殉国的大学教授。

日军杀害姚吴两烈士后，俘获了其余五名学生（其中二名女性），二名男学生杀害，二名女学生则受尽凌辱，解往南昌，另一人不知下落。日军离开后，村民将姚吴二烈士遗体掩埋于石口堤边（即现今赣江大堤）。

七月十九日，中正大学派员携同灵柩前来石口运回遗体，并在堤边立一大石碑为记。

二十八日灵柩由水路运抵泰和，沿途路祭，中正大学胡先骕校长抚姚名达之棺痛哭失声。

三十日江西省政府会同中正大学举行公祭。据当时官方报导，姚氏乃是在抗战之中唯一一位牺牲在沙场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