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中共中央上海局地下党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工作，并以姚澄波的化名在《中国建设》杂志任编辑，同时主编《消息》三日刊，后又负责联系《文萃》周刊（后改名为《文萃丛刊》），并以丁静、秦佐的笔名撰写军事评论文章。

1947年初至1948年中期，先后用秦上校、萨利根，马可宁等笔名在《时代日报》、《时代》周刊上连续发表“半周军事述评”、巧妙地介绍人民解放战争各战场真实情况，分析战局的变化发展，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绩，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8年10月，被国民党统特务逮捕，备受酷刑，坚贞不屈，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科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此外，还担任《红旗》杂志国际问题评论文章的特约撰稿人。

“文化大革命”浩劫开始不久，遭到诬陷和迫害，于1966年7月23日含冤在北京去世。1978年4月平反。

1938年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吸收第一批党员，姚溱建党的头号对象，但此时却发现他还不够规定的18岁入党年龄。为此向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作了汇报，经过沙文汉的批准，姚溱才算正式入党。

姚溱虽然只有17岁，但在当地，却已颇有文名了，他在南通中学读书期间，南通报刊已经发表了他的不少文章。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他就积极组织当地学生的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前夕，还邀集进步同学搞了个“友声社”，共同阅读和讨论进步书刊和积极宣传抗日。南通城本来不大，姚溱名声友不小，他的所作所为，学校当局当然是知道的。只是碍于他父亲的声望，不敢找他麻烦。

姚溱的父亲姚味香，是地方上著名士绅，老国民党员，曾在南京资源委员会工作过，宦海浮沉多年，表面世故，心里明白，对儿子的进步活动实际上是默许的。

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姚溱自然是有影响的，不满18岁的毛头小伙子，但交谈、举止已十分老练，完全是一副“大人”模样，谁也不把他当孩子看。

1940年姚溱来到上海，在他父亲的督促下，考取了办在租界里的大同大学中文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孤岛”时期结束。梅益同志被省委指定负责筹建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四军江淮大学（由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秘书的韦悫任校长），姚溱被调去协助梅益做筹建工作，之后即留在根据地从事新闻工作，直至1946年初重返上海。

1946年初，姚溱从苏北解放区调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根据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的指示，在梅益帮助下，首先成立了一个“宣传委员会”，它是党内统一领导宣传工作的组织。刘长胜指定姚溱为宣委会书记。姚溱就立即进入角色，迅速地与在各报刊工作的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的联系，还代表地下党的宣传系统与中共驻沪办事处的有关同志取得工作联系。同时，他和梅益一起，通过参加座谈会、聚餐会，或者进行个别拜访，同文化、新闻、出版各方面的上层人士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许广平、郑振铎、唐弢、柯灵、徐铸成、宦乡、金仲华、冯宾符、吴景崧、赵超构这样一些人士（其中宦乡和冯宾符不久即参加了共产党）。姚溱就是通过党内外这两个渠道，及时地把党对时局和重大问题的政策意见，传达到党内外人士那里。

1948年初，为了职业掩护，姚溱到《中国建设》当编辑。当时的上海人，凡是关心解放战争和时局发展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苏商办的《时代日报》经常登载署名“秦上校”的军事评论文章，文章的栏目是“半周军事述评”。每逢刊有军事述评的一天，《时代日报》就必须加印几千份，可仍然被抢购一空，影响所及，甚至远在香港的进步报刊，也纷纷打听作者，指名索稿。一时社会上纷纷猜测：“秦上校”是何许人？多数人确信必是一位军界耆宿，谁知作者竟是一位二十几岁的文化人！

写军事评论，只能是夜深人静时分。首先，他每晚都要收听延安新华社有关战况的广播(这件事多数由妻子韩静代劳)，这是撰写军事评论的基础（但这部分材料只字也不能用），然后再查阅各种中英文报刊，特别是从国民党报纸所公布的战报夹缝中寻找矛盾，据以撰文揭露事实真相，并暗示战事的发展前景。因此，姚溱所写的军事评论，不但材料丰富，说理透彻，而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文章中出现的材料都是英文报纸和国民党报纸中公开披露了的），无可挑剔。国民党的报纸把自已的战果吹得天花乱坠，读者本来就疑信参半，如今读了“秦上校”的评论，才恍然大悟，不得不击节叹服。更妙的是“秦上校”不仅在《时代日报》笔走龙蛇，继而《展望》周刊也出现了署名“波光”的一周军事评论，与《时代日报》前后呼应。上海舆论界一下子冒出这么两个目光敏锐、笔锋犀利的军事评论家来，使国民党左右受敌，苦不堪言。殊不知这个“波光”不是别人，和“秦上校’一样，都是姚溱扮演的。

1948年10月，姚溱被捕了。中统特务对他进行审讯，并用了刑。姚溱坚持自己只是《中国建设》的编辑，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特务马上到《中国建设》杂志社进行搜查，发现他父母在延庆路的住处后，又赶到延庆路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经多方营救，1949年2月，姚溱由他父亲保释出狱。

上海解放时，姚溱起先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任处长，在夏衍领导下主管报刊、出版、广播方面的工作，不久又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的工作才能深得陈毅和夏衍的嘉许。

1954年，姚溱调到中央宣传部，由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而处长，而中宣部副部长。由于他的才思敏捷、博闻强记，深得中央领导器重，曾多次因国际宣传方面的专长而随同刘少奇、周恩来出国访问。当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也因工作需要，提请委任他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主管人大常委会有关国际宣传事宜。

60年代开始，古巴革命取得胜利。这个新生的加勒比海岛国的消息为近在咫尺的美国所封锁。姚溱受命率领两个随行记者去拉丁美洲访问。由于他的机智勇敢，得以突破阻扰，闯进古巴，获得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第一手材料，迅即向国内和全世界作了关于古巴真实情况的报道，打破了美国的新闻封锁，他也因此被选任为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

姚溱经常和乔冠华、王力合作，以“于兆力”的笔名，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有关国际重大问题的论文，一时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作家。后来他应邀介入撰写《二月提纲》。当时康生不仅参与主持，还陪同彭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谁知后来《二月提纲》竟被康生诬为在彭真主使下，背着毛泽东炮制的“反革命文件”。

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莫须有的罪名一大堆，姚溱有口不能辩。结果，1966年7月23日，这位才气横溢的“秦上校”在重重政治诬陷和迫害下含冤逝世了。

姚溱的冤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他被确认为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