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时任清朝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组织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鸡笼港口，英国一艘双桅炮舰向鸡笼（基隆）轰击。我台湾军民奋起反击，被参军邱镇功开炮击伤，触礁沉没，毙英军32人。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生俘130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击退英军的进犯。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10月19日，英军三桅兵舰进攻台湾三沙湾炮台，我台湾守军团结一致，把英军击退。1842年3月11日，英军三艘三桅军舰驶入台湾大安港，被大安港守军予以击退，英军49人被守军俘虏。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此后，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抗战将领。清政府竟然完全应敌所请，将姚莹、达洪阿革职逮问。

陈友冰先生在《文武兼备、“皆堪大用”的一代奇才——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三十一》一文中对姚莹抗英战略方针以及“保台治台”方面之措施有详细的考证。

其文云：“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取得五战皆捷的著名军事家。

在鸦片战争中，他与林则徐、邓廷桢等皆属坚决抗英的主战派。作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从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他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的五次台湾保卫战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鲜有的殊勋。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基隆港，英国一艘双桅炮舰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毫不示弱，狠狠还击。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毙英军32人。英舰退出口外，于逃窜中触礁沉没。英军纷纷落水。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又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其中新式大炮十门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3月11日，英“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三艘舰艇，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60人，汉奸5人，俘虏200余名，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

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

究其五战五胜之因，并非所谓天意，更非侥幸，而是姚莹积极备战，身先士卒，英勇抗敌出色指挥的结果。

尽管姚莹在台湾率领军民大败英军，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却屡次战败、丢城失地。最后再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对其在台的五战五败、死伤数百人极为恼火，对姚莹、达洪阿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签约特使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姚莹、达洪阿抗战将领。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穆彰阿等投降派亦助纣为虐，交章弹劾。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　但是，清廷已决定对侵略者屈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羁押六天后出狱，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身份，“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

但面对政治打击、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姚莹仍不改初衷，在出西藏后写的《康輶纪行》中，他怀着爱国义愤，抨击投降派主持的“和局”：“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对此，“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

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

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以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莹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瞆”，并会同台镇出告示严申禁烟，命营弁严加查拿，“有买卖鸦片者分别搜拿封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于是各地烟馆，纷纷关闭，一时鸦片几绝。林则徐赴粤查禁海口事件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保持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

姚莹会商总兵达洪阿，对守卫台湾，采取“以守为攻，诱敌入境”策略，保固藩篱，“不御敌于港门之外”而“诱之登岸以取胜”。认真训练水师，严格选择将帅，积极修整炮台船只，添置轮船弹药，加强沿海巡逻、稽查，严防鸦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舰闯入台湾鹿耳门外马鬃洋面挑衅，姚莹即令水师出击，英舰狼狈向西南大详逃窜。七月，他向闽浙总督邓廷桢提出募壮勇、练水勇、雇快船等七条防英急务。并且，亲自巡视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浅，查明船只炮位配备，进而制定台湾十七口设防图。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舰第二次进犯台湾，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舰“纳尔布达”号驶入鸡笼（基隆），攻打二沙湾炮台，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英舰退出口外，冲礁击碎，英军纷纷落水，死者无数，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官兵与壮勇结合，分头追击，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新式大炮十门。

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姚莹积极组织民力，即发谕示数百道，由各地耆壮，申约连庄，添练壮勇，“家自为守，人自为兵”，乡勇从原一万三千余人增至四万七千余人；并且，揭露英军野蛮逞凶罪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又颁发告示，实行信赏必罚，“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于是，“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

九月，英军攻陷定海后，借口索还上次战俘，于十三日凌晨，再到鸡笼窥伺，进攻二沙湾、三沙湾，受到当地军民还击，英舰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午时逃驶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舰三只，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六十人，汉奸五人，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后来，英军勾结草鸟船，侵扰台湾，又遭失败。

同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与英军头目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英双方交换战俘。九月，璞鼎查在厦门发表文告，进行讹诈，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勾结穆彰阿危词恫吓，相继弹劾，充当侵略者帮凶，加罪姚、达，声称“该夷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启衅”，“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胁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

但是，这时清朝政府已决定对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后经友人大力营救，羁押六天后出狱。但清朝政府于当年十月，贬姚莹谪川、藏。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对此早有洞察和预防，并做了认真的应战准备，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添置枪炮弹药等。他们居安思危，“枕戈筹饷，练勇设防”。

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姚莹带领台湾军民共取得了“五战五胜”的辉煌战绩。其中两次大胜：一是1841年9月，当时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毫不示弱，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姚莹率军民大获全胜；二是1842年3月，英舰阿安号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乃与达洪阿“设计以歼之”，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时，乃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兵。这两次大胜，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

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在鸦片战争中，姚莹是坚决拥护林则徐、邓廷桢等抗英的主战派的。他系抗英保台的有功之臣，在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为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因屡次战败而丢城失地，并在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英国政府借口所谓“杀俘事件”要挟清政府，竟使姚莹、达洪阿等被革职查办。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仅以贬至川藏任职了事。

姚莹之所以能够连续多次获得抗击英军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在军事上应敌准备充分，使敌无隙可趁，还在于他得到了当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为官清廉、以身作则、体察民情、关心民疾，深得当地民众的信赖。他在很多方面都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一是调查研究。他在台湾期间，深入民间基层，进行社会民情、风俗、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他所写的《东槎纪略》五卷，就是实地考察之作。书中记载了台北地区，噶玛兰（今台湾东北宜兰平原）以及浦社（今台湾彰化东南）等地的历史、地理情况，特别是详细记载了噶玛兰浊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人文历史和人民生活状况。他在农地考察中，还帮农民“绘造图册”、“厘定界址”，不仅“可杜绝土地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著民众的土地权益”。他所留下的记载，如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姚莹注重调查研究，从台湾被贬川藏后任职依然如此。他所写的《康輶纪行》，即以大量资料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揭露了英国侵略西藏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考察著作。

二是为官清廉。他在台湾三度任职，先后十年。他生活俭朴，一身廉正，两袖清风，知之者无不赞佩。他在台湾第一任，即任“台湾县”解职返回途中，其父不幸逝于鹿耳门，抵福州后，拟“谋其父灵榇及亲属返桐城”，但“以贫困不能成行”，亦因友人“赵慎畛适调任闽浙总督，助其归榇”。其时，姚由“其兄扶榇归里”，而“自己则偕母侨寓福州，谋菽水之养”。

三是爱民爱土。姚莹关心民众疾苦，经常深入基层，亲自辅助解决震灾、风灾、水灾、失业、民间纠纷等。嘉义县发生大地震时，姚“立即开展救灾工作”，“与达洪阿等带头捐出养廉银”，并推动“捐集番银二千九百六十六元”。姚莹被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

四是注重文教。姚莹非常注重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识水平。凡其为官之地，均不忘“立学校、敦士习”。在出任台湾兵备道后，即使军务非常繁忙之时，“犹不忘整顿台南的海东书院”，“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肄业诸生学习”。后又“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在出任台湾县知县及噶玛兰通判时，亦曾筹款、捐款助修台南学府、台湾县书院以及宜兰县之仰山书院，并为延请台邑优秀人士主持。

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发动了鸦片战争。顿时，整个东南沿海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台湾作为中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之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岛内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港口内部的情况。随着战局的发展，台湾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同时，英军军舰进犯台湾，来势汹汹。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紧训练军队。姚莹治军“务在简、严”，即“究其大端，不责苛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英斗争中，台湾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

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

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进行战争威胁。

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煅炼成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

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出狱。但是为了使英国人清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

对于这种遭遇，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康輶纪行》15卷，并附图一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进行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系心于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姚莹曾得姚鼐嫡传，但丰富的经历、学历与爱国思想，使他的文学理论较桐城传统较大的发展。

其一是注重“经济”，也即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曾补充修正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为学问三要素之说，《与吴岳卿书》提出读书作文的“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姚鼐说比照，除了将“考证”易为更切实际的“多闻”外，更补入了“经济”为第二要端。按刘大櫆《论文偶记》已云：“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於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注意到“经济”对于文章的作用。但刘氏文论强调的重点别在“行文”之“能事”，而姚莹则显然把它当作重点，例如《与陈恭甫书》说：“海内名人先生，生平闻见多矣。精考订或拙于文章，工辞翰又弱于气节，至于经济世务，多迂曲鲜通。阁下独驰骋于翰墨之场，研参于贾、郑之席，气节世务，矫然通伟，宜可以膺当世之任而塞人士之望矣。”这里显然是把“经济世务”看作最难能可贵的一端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姚莹自己的作为与著述，他所谓“经济世务”，虽然 基本是仍限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但有了改革弊政、反对侵略的爱国的新内容。

其二，姚莹论文还提倡“发奋著书”的传统与“沉郁顿挫”的风格。方苞论文重“雅洁”，姚鼐并举“阳刚”“阴柔”之美，虽崇尚“阳刚”，而自己所作乃偏于“阴柔”，这是由所谓“康乾盛世”与方苞、姚鼐的生活地位所决定的。姚莹以其危阨困顿的遭遇与愤慨世事的思想感情，进一步突破了桐城派的传统家法。他在《答张亨甫书》中就详细地论述了文章“不穷不奇，不奇不可以大而久”的观点。其中列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屈原、贾谊、司马迁、曹植、李白、杜甫、韩愈等不同文体的优秀之作，以为它们都可称为“奇”，然后议论说：“是奇也大抵有所为而后发。……非困顿沉郁，势极情至而不可已，则发之也浅，其成之也不可以大而久。……非困穷忧患，则圣人之遇不奇；非绝无仅有，则宇宙之奇不泄。诸子也各以其穷为其奇而不朽。盖从古无安常处顺、坐至富贵而能奇者，斯其与草木同腐耳。”

在《康輶纪行》中他更标举“文贵沉郁顿挫”的主张，对于这种风格的艺术特征与其情思、学识和生活基础作了细致的分析：

古人文章妙处，全是“沉”“郁”“顿”“挫”四字。“沉”者，如物落水，必须到底，方著痛痒，此沉之妙也。否则，仍是一“浮”字。“郁”者，如物蟠结胸中，展转萦遏，不能宣畅；又如忧深念切而进退维艰，左右窒凝，塞阨不通，已是无可如何，又不能自己。于是一言数转，一意数回，此郁之妙也。否则，仍是一“率”字。“顿”者，如物流行无滞，极其爽快，忽然停住不行，使人心神驰响，如望如疑，如有丧失，如有怨慕，此“顿”之妙也。否则，仍是一“直”字。“挫”者，如锯解木，虽是一来一往，而齿凿巉巉，数百森列，每一往来，其数百齿必一一历过。是一来，凡数百来；一往，凡数百往也。又如歌者，一字故曼其声，高下低徊，抑扬百转。此挫之妙也。否则，仍是一“平‘字。文章能去其浮、率、平、直之病，而有沉、郁、顿、挫之妙，然后可以不朽。《楚辞》、《史记》、李杜诗、韩文是也。呜呼！此数公者非有其仁孝忠义之怀，浩然充塞两间之气，上下古今穷情尽态之识，博览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学，而又身历困穷险阻惊奇之境，其文章亦乌能若是也者！今不求数公之所以为人，而惟求数公之所以为文，此所以数公之后罕有及数公者也。

这些识见，较之一般桐城文论的以揣摩古人的行文手法为能事者是超过多了。他的这种文学观念，与龚自珍、魏源颇为接近，事实上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在道光初年到北京时即与龚自珍、魏源、汤鹏、张际亮等交好，他们的思想言论文章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曾写《汤海秋传》回忆道：“道光初年，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亨甫诗歌几追作者。默深始治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委靡文饰，正坐气苶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

这里有力地赞扬了龚、魏、汤 、张诸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心与了解，议论的奇伟，志怀才气的慷慨激昂，肯定他们之作的振聋发聩作用，表现出与他们共同的思想艺术倾向，而所批判的萎靡文饰的不良风气，恰也切中一般桐城派的通病。这决定了姚莹在桐城文派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中说：“植之先生同时友才最大，惟姚石甫先生，虽亲灸惜抱，而亦能自由机杼，洞达世务，长於 经济。植之先生称其义理多创获，其议论多豪宕，其辩证多浩博，而铺陈治术，晓畅民俗，洞及人情。先生自谓其文博大昌明，诚有然也。文事虽未精，而有实用。”又说：“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之后，学者都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都务为经济之学。”指出了姚莹对姚鼐的独特创造及方树东、姚莹在桐城文派中的不同影响。然而方宗诚对姚莹的文章是有遗憾的，所谓“文事未精”，即意味着它不甚合于桐城文统的要求。

姚莹也注意诗论，表现出与其文论同样宗旨。如《复杨君论诗文书》说：“夫诗之与文，其旨趣不同矣。顾欲善其事者，要必有囊括古今之识，胞与民物之量，博通乎经史子集以深其理，遍览乎名山大川以尽其状，而一以浩然之气行之，然后可传于天下后世；岂徒求一韵之工，争一篇之能而已哉？”又说：“诗之与文，尤无二道也。”他也特别赞扬沉雄悲壮的诗风，如称汤鹏“感慨抑郁，诗多悲愤沉痛之作”（《汤海秋传》）；称张际亮“以其穷忧慷慨牢落古今之意发为诗歌，益沉雄悲壮”（《张亨甫传》）。姚莹还有《论诗绝句六十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第二首云：“辛苦十年摹汉魏，不知何故远风骚；而今悟得兴观旨，枉向凡禽乞凤毛。”深刻地讽刺了诗坛摹拟汉魏古诗的形貌而遗弃《国风》、《离骚》精神的风气，指出了“兴观君怨”是作诗的要旨，这是对宋严羽诗论以至明清时代摹凝汉魏盛唐复古之风的批判。又如对李商隐的诗，姚莹也强调了他的《有感》《重有感》等感时忧国的诗，而不赞成历来论者的一味崇慕其缠绵情思之作：“牙旗玉帐真忧国，莫向《无题》觅瓣香。”姚莹在论陆游诗时，更突出了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恢复失地的雄心壮志：“铁马楼船风雪里，中原北望气如虹；平生壮志无人识，却向梅华觅放翁。”桐城派论诗有兼采唐宋的倾向，对清季宋诗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姚鼐在古人中最推重杜甫和韩愈的诗。他以杜甫为“古今诗人之冠”（《敦拙堂诗集序》），又评王士祯《诗选》曾云：“若病其缺此大家（指杜甫），只当另选一杜诗，或益以昌黎，以待天下士才力雄健者之自取法可也。”（《惜抱轩尺牍》卷七《与陈硕士书》）可见他以杜、韩为“才力雄健”者之取法对象。姚门弟子也都推重杜、韩，如姚莹《论诗绝句》中评杜甫：“力破沧溟万象开，乾坤奥气少陵才。”论韩愈则云：“文体能兴八代衰，韵言尤自辟藩篱。主持雅正惟公在，底事卢樊别赏奇？”都极力称扬，崇之甚高。方东树《昭昧詹言》也以杜、韩同称，盛赞他们“胸襟高，本领高”，“读书多，笔力强”（卷九），“杜公如造化元气，韩如六经，直书白话，皆道腴元气。”（卷九），他说韩诗“笔势如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总之杜诗的沉郁顿挫与韩诗的浑浩雄健都合乎桐城派论诗重阳刚的主张。

姚莹这些论诗的绝句，在抉发前人愤世匡时的真情实感中，也寄托着自己时代身世的感概与抱负，是值得注意的。

姚莹同样崇尚程朱理学。但他“耽性理，兼怀济世”（《论心罪檄文》），与桐城派的前贤一样，皆提倡“经世之学”，做官不但清廉自守，而且注意时务，有政声，也有一些有关实际政事的著述，陆以湉说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冷庐杂识》卷三）。由于他生活的时代，还使他的“经世之学”还有着前所未有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鸦片战争失败后，他进行认真的反思，认为失败的原因“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而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对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因此，他认为：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须首先了解外情。他是中国最早关注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研究边疆地域政治的学者，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康輶纪行》、《识小录》、《东槎纪略》等。《康輶纪行》是近代史上第一部介绍西藏历史文化民俗的专著。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投降派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本是施加的一种政治迫害，但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康輶纪行》15卷，并附图一卷。书中对西藏的宗教民俗、地理交通、物产气候、民族文化等皆有记录；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亦皆有所阐述。其中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俄两国对西藏的觊觎之心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他在书中还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

姚莹与林则徐、魏源，都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远在嘉庆年间，姚莹就开始“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二；在台湾抗英斗争中，他重视仿求英舰“坚大”、“灵捷”要领，主张督造“巨舰”，仿铸“夷炮”；而鸦片战争后，他更加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热心搜购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书籍，并纵论时事，指陈得失，积极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康輶纪行》实际上是他长期以往、持之以恒的革新思想的产物。

与《康輶纪行》可以媲美的是他的《东槎纪略》。该书是研究台湾历史地理的早期著作之一,作于道光九年（1829）因“龙溪别案”被革职以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玛兰（今台湾宜兰地区）通判。当时的噶玛兰还是蛮荒之地，他兴利除弊、鼓励民垦，改筑仰山书院，大力促进汉族与当地土著和睦相处，对开发噶玛兰作了积极贡献，因而“深得士民心”，在台五年“所至士民好之”（连横《台湾通史》）。道光三年，因当年任龙溪知县时旧案，受害革职。他在乡居之中写的《东槎纪略》“自序”中云﹕“余以羁忧，栖迟海外。目睹往来论议区划之详实，能明切事情、洞中机要；苟无记之，惧后来老习焉不得其所以然。……乃采其耍略于篇，附及平素论著涉台政者，而以陈周全之事终焉”。可见他在困厄之中仍不忘忧国，为清廷、为后人留下治台的施政举措和第一手资料。

《东槎纪略》五卷33篇，其中“陈周全之乱”、“平定许杨二逆”、“改设台北营制”、“改配台北班兵”、“筹给艋舺营兵米”、“筹议商运台榖”、“议建鹿耳门炮台”，卷四“台湾班兵议”（上）（下）等六篇等记述了他经营台湾的施政举措和军事部署；卷二“筹备噶玛兰定制”，卷三“噶玛兰原始”等九篇；卷五“埔里社纪”、“台北道里记略”、“噶玛兰原始”、“噶玛兰入籍”“西势社番”、“东势社番”、“噶玛兰台异记”、“噶玛兰厉坛祭文”等记载了台北地区，噶玛兰（今台湾东北宜兰平原）以及浦社（今台湾彰化东南）等地的历史、地理情况，特别是详细记载了噶玛兰浊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台风气象、人文历史和人民生活状况。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资治价值。

桐城派古文家。他论文继承桐城派的“义法”说，“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复陆次山论文书》）。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于《论诗绝句六十首》和一些诗文集的序言之中。《论诗绝句六十首》的内容十分丰富，对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及唐、宋、元、明、清的历代诗歌皆有评述，对历代主要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论诗绝句六十首》中，姚莹重视《诗经》、《楚辞》、《乐府》对后世的影响，赞许汉乐府民歌“皆人情天籁，无假修饰，最有兴观群怨之旨”（《谣变序》），对建安之后诗风转向追求语言的新巧华丽，文风绮靡则持批评态度。他极力称道朱熹对陈子昂《感遇诗》的赞许，也十分推崇李白和杜甫。宋代诗人中首推梅尧臣，认为他能反映社会现实、揭示民生疾苦。另外姚莹很强调诗歌的情志表达，对宋儒把“情”与“理”相对立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把思想感情比作“风”，把辞藻格律比作“箫”，认为诗歌创作是“风之过箫”。没有因物起兴的“情”便没有诗作。在创作思想上，姚莹强调为文要“于斯世有益”。为此他特别重视作家的思想修养，认为欲求“所以为文”，必须先求“所以为人”。苟能如此，再加上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生活经历，方可写出沉郁顿挫之文。他举《楚辞》、《史记》、李杜、韩愈为例，认为“此数公者，非有其仁孝忠义之怀，浩然充塞两间之气，上下古今穷情尽态之识，博览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学，而又身历困穷险阻惊奇之境，其文章乌能如是哉”（《康輶纪行·文贵沉郁顿挫》）。至于文字，不一定要新奇，普通的熟字熟句，照样可写出好诗来。他还认为盛世之音不一定要“华靡和缓”，也可以讥刺，如“虞廷之歌”、“文王之什”就是如此。

文学创作上，姚莹诗文俱佳，才华横溢，其文收录于《东溟文集》、《东溟外集》和《东溟文后集》之中。另有《后湘诗集》，存诗20卷。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者外，包括论辨、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方东树《石甫文钞题辞》）。

其散文大抵可分为记叙文、论说文和传记三类。其论说文主要是奏章和涉及政务的书信，收在《东溟文集》卷一和《东溟奏稿》之中。“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姚浚昌语），如《通论》、《再复座师赵笛楼先生书》等，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愤深忧，激昂豪宕，文笔骏利而富于感情。这类文章语言通俗简洁，条理畅达，举证要而不烦，反映出作者料事的前瞻目光和判断的迅速准确，主要是表现作者政治家、军事家的见解和胸怀，文学性并不强，如1840年七月初八《复福州史太守书》，信中驳斥在战争中畏敌如虎的福州太守“抗敌致报复”说，指出英军炮舰万里来华，“来则不善，惟有交锋，岂能惧其报复”？言简意赅，既深明大势又毫不畏惧；八月七日，英酋璞鼎查率军到达台湾附近洋面，作者给当时主持军国大计的怡良、刘鸿翱、曾望颜等分别上书，敦促这些大员摒除歧见和观望犹豫，表达不惜一死抗敌报国的决心，在《再复怡制军言夷事书》中写道：“镇江失守、江宁失守，无怪其然。闻当事诸公有暂事羁縻，请圣明速决大计之奏，虽云急迫万分，何遂至此”。书中指斥时政，毫不避讳，乃至指陈上司，也是直言其非。忠于王命、急于国难的侠肝义胆、情急之态，可见一斑。论说文中也有一些篇目呈现另一种风格，即在雅洁、平实的叙事中曲折见情，显得沉郁而委婉，如《与光律原书》，书中详叙了他在台抗击英军却遭诬陷的经过和缘由，抒发了无奈但绝不妥协的坚定信念，其中揭示缘由，仅用数字：“闽帅以台湾功不己出，久有嗛言，又恨前索夷囚不予，及奉查办之令，遂胁迫无知，取状具结，以实夷言”，叙事简洁又明晰，其情势之无奈和态度之坚定，字里行间，尽情流露。这类颇富情志的论说文，在姚文中也并非仅见于此。这类文章也时有琐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与锤炼。

记叙文多见于《康輶纪行》、《东溟文集》卷三，以游记和与友人的书信居多。姚莹驻守过台湾、任过藏差，见过许多当时士大夫没有见过的异域风光，况且他又关注外域和边陲并有过专门研究，所以他的游记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重视原始资料，对此原委渊源详加探考，并分析其得失利害，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深邃的学术价值。如《康輶纪行》中记邛州一带所谓“泥客”和“棒客”的产生缘由就具有上述特征：“棒客作俑，始于邛州某刺史。当时烟禁初严，洋烟不至，建昌一带所产烟泥盛行，奸贩如云，号为泥客。官虑兵役之不胜捕也，则大张晓谕，谓泥客本犯法，民能逐捕者听。于是所在游民蜂起，截劫泥客以为利，自称棒客。泥客不畏官而畏棒客，则亦结党持械以自卫。相遇则死斗，斗必有一败，败则无食，则扰及居民行旅”，遂成“蜀中大患”。在《达赖喇嘛掣金瓶》、《西藏大番僧》和《西藏外部落》等记述中，介绍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神王的产生过程以及政治版块等情况，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并可作为施政参考。在著名的《与汤海秋书》中，作者详尽的介绍了台湾的政情和民俗，自己莅任后平乱经过和施政策略，最后又对确保台湾的长治久安提出设想，既可视作自己治台经过的回顾，又可视为自己的施政纲领。这类记叙文还有《游榄山记》、《葛玛兰台异记》等。

传记文则多在《东溟文后集》卷十一、十二中，以《陈忠愍小传》、《张亨甫传》、《汤海秋传》和《祭兄伯符文》等为代表，皆感情真挚、文笔生动，颇有其祖姚鼐的文风。如《祭兄伯符文》将其兄为人的诚笃、早熟、厚道、慈爱、可敬可亲的形象，描叙得十分真挚感人。而其中的“惟兄是活”、“惟兄是依”、“惟兄是恤”三个排比句，把作者对乃兄的眷恋、感激之心以及祭兄时的痛惜之情，表现得更加浓烈和沉郁。姚莹散文中还有一些序跋，如《郑云麓诗序》、《潘四农诗序》、《忠毅公家书真迹书后》等，从中可见作者的文学主张和为人品格，如在《郑云麓诗序》中，作者又一次强调“欲为文”必先求“所以为人”的文学主张：“士大夫固有所当务者，诗歌似非所先。然以持正人心、讽颂得失，实有切于陈告训诫之辞者”。在《忠毅公家书真迹书后》，作者极力称赞桐城先贤左光斗的“杀身成仁”，其中也流露自己的旨归。姚莹一生最讲“气节”，他在扬州出资修葺史可法墓，又嘱刻《左忠毅集》，并准备筹资刻“上起《离骚》，下至国初历代忠义诸公遗集”，从中亦可看出姚莹为弘扬民族气节、挽救颓风败俗的政治使命感。方东树曾用多方比喻来盛赞姚莹的散文风格：“观其义理之创获，如云霾过而耀星辰也；其议论之豪宕，若快马逸而脱衔羁也；其辩证之浩博，如眺溟海而睹涛澜也。至其铺陈治术，晓畅民俗，洞极人情白黑，如衡之陈鉴之设，幽室昏夜而悬烛照也。而其明秀英伟之气，又实能使其心胸、面目、声音、笑貌、精神、意气、家世、交游，与夫仁孝恺悌之效于施行者，毕见于简端，使人读其文，如立石甫于前，而与之俯仰抵掌也”（《东溟文集序》）。

姚莹的诗作大都是写自身感受，或吟咏性情和山水风物，或抒发宦途摧挫之感，忧时悯民之怀。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　姚莹曾以“风之过箫”（《后湘诗集自叙》）来形容自己清韵悠长的诗风。其内容主要可分为论诗诗、登临怀古、赠友和山水四大类，均见《后湘诗集》。诗论以《论诗绝句六十首》为代表，前面已作叙述。但其它诗篇中亦有谈论文学主张的，如五古《修辞》，仍是在强调作诗必先持正人心：“文章本心声，希世绝近习。质重人则存，浮杂岂容入。镂琢浠情貌，当非贤所急”。赠友诗更能看出作者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华和雄放诗情，这类诗歌往往是鸿篇巨制，多侧面、多手法的加以拓展和表达，如《观梅舞剑行赠梅庄士》长达68句，476字，《张阮林自京师寄诗慷慨慰勉情溢乎辞因伤久别辄赋怀六十韵奉答兼示徐六襄光律原》更长达120句，600字，连诗题也长达36字。其中以寄刘开的两首更见情愫，在《寄刘孟涂》中，诗人以夸张的笔调描画出刘开的疏朗风神和出众才华：“吾党有刘生，矫矫非常俦。崛起榛莽中，顾盼邈九州。其精走雷电，其气腾螭虬。化为九苞凤，文彩鸣周周。声华赫然起，倒屣倾诸侯。手握青蛇珠，口倒黄河流。大人辟英风，小儒惊不侔”。诗中虽也叙述刘开不遇于时并表达自己的同情，但并不是诗的重点所在，在稍加叙述后，着重写二人登览罗浮山的情形，完全是类似游仙诗的浪漫笔法：

遂乃逾梅关，南去登罗浮。兹山实仙窟，羽客时来游。青蜺与白凤，仙盖何悠悠。虎豹扼九关，白日崦嵫收。顾召许飞琼，为我弹箜篌。声惨不可终，涕泗望十洲。灵符既未佩，仙梦难为酬。君今在何许，胡乃不我谋。浩浩大江滨，遥遥南海头。精魂傥飞去，千里还相求。

但在另一首《寄孟涂》中，又一反浪漫高亢的风调，写得低沉而委婉：“自尔春天去，江南又早秋。海云双泪满，边月一人愁。不分依南斗，偏迟买北舟。无情惟画角，夜夜近危楼”。诗人在江南秋夜，面对皓月江水，倾吐着悠悠不尽的思念，一改阳刚为阴柔，显示诗人多种艺术才华。《夜饮方竹吾北园偕左匡叔徐六襄方履周光律原张阮林诸君》风格和手法则和第一首《寄刘孟涂》相类。

登临怀古类往往别具只眼，或是蕴有极深的历史感慨，或是意在言外有现实针对性，如《凤阳怀古》：

汉家丰沛郁相望，虎跃龙飞又凤阳。吾百里中占地气，一千年后再兴王。天资自是殊宽急，国祚终教有短长。谁道韩彭更冯李，后先鸟尽叹弓藏。

如果说其中的鸟尽弓藏之叹还是读史者所共有，那么“天资自是殊宽急，国祚终教有短长”就意味深长了，它不仅带有历史规律的总结，还含蕴着某种期待和探索。这种深长的意味，在《崖门怀古》中终于明朗地表现出来：

崖山风雨昼冥冥，犹是当时战水腥。仓卒纪年同外丙，艰难立国下零丁。人间草木无王土，海底鱼龙识帝庭。一代君臣波浪尽，杜鹃何处叫冬青。

诗人登上崖山，回忆南宋与元兵在这里的殊死相搏：陆秀夫报着幼帝投海和文天祥的零丁洋之叹，这与他在散文《忠毅公家书真迹书后》中极力弘扬民族气节，甚至不畏触犯时忌是一脉相承的。另外《登何氏楼》中的感慨：“百年竞逐原头鹿，终古浮沈水上鸥。北望更须凌绝顶，黄河如带是中州”；《登徐州城楼》中的“凭临楚汉千年地，惆怅风尘九日杯。秋草已无人戏马，暮鸿犹送我登台”等皆有类似的特征。

姚莹的山水诗特征是善写凄迷景物，语言质朴清新而情感低回，如下面这两首诗：

彭城遥望青山转，泗水微流绕沛县。北来不见石中鱼，南飞正有沙边雁。昨夜扁舟雨气凉，河干日出弄晴光。秋草几人迷故国，侵晨独立烟苍茫”。 ——《彭口晓望》

江燕飞飞暮雨时，吴娘打桨惜春迟。可怜无数长桥柳，都为东风踠地垂——《吴桥暮雨》

另外，像《从平山堂归饮方氏余庐》：“九月寒江闻玉笛，几人歌吹在迷楼”；《湖口送客》：“旅雁一江彭蠡渡，神鸦千树小姑祠”，“谁为行人写秋色，芦花两岸雨如丝”也都以清新凄迷见长。

姚莹词因经兵火锻炼，力纠软媚之风，刻意更新词境，对当时词坛有振敝起衰之功。富寿荪认为“姚词精劲如干将跃冶，恒于最平凡处，忽开异境，极花明柳暗之妙”（《清词菁华》），如《水调歌头·太湖晓渡》：

三万六千顷，七十二芙蓉。晓烟浩浩不尽，晓水更濛濛。帆影芦蒲深处，人影玻璃明处，雁影界长空。山色互萦绕，一百里东风。

迷离树，是岭橘，是江枫？晴云摇旭其上，黄色乱青葱。坐我舵楼横笛，不见芜塘走马，哀响激蛟龙。破浪羡伊稳，四扇侧罛棚蓬。

词境廓大，充满动态感，处处写景，又处处是人的感受，尤其是“迷离树，是岭橘，是江枫？晴云摇旭其上，黄色乱青葱”几句，波俏之中更显状物之妙。另外像《壶中天·乌篷船》描绘曹娥江上风光；《夜行船·登白湖金仙寺阁》描绘湖光山色：“今宵尊酒重开，听落叶西风满崖。地远云横，天高星动，月上潮来”；《柳梢青·登大观台》写屏山临江的大观台：“万壑西蟠，一江东折，中有危台”，皆能在当时镂红刻翠、衰惫绵软的词坛上，一发清新浏亮之声，确有振衰起敝之功。

姚莹一生为官清廉，勤于思考，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勤于著述，涉猎广泛，留下著作颇多，计有《东溟文集》、《东溟外集》、《东溟文后集》、《东溟奏稿》、《后湘诗集》、《东槎纪略》、《识小录》、《寸阴从录》、《康輶纪行》等十数种，合为《中复堂全集》。安徽学者施立业的《姚莹年谱》，是已知对其生平编年资料最为翔实的一种。

姚莹故居，位于今安徽省桐城市的寺巷内，属桐城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姚莹墓，今在桐城市城区西北9公里龙眠山（今属龙眠乡双溪村）小河口“姚家坟山”，属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