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小学毕业，姚辉云投递了人生中第一份稿件，将自己的作文《月夜》投向当时上海名为《儿童世界》的编辑部。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就得到了肯定，年幼的姚辉云心中乐开了花，写作带来的快乐胜过了童年的一切。

时光推移，姚辉云成了名初中生，在自己不懈努力和老师的悉心引导下，他经常给《新农村报》（今九江日报）投稿，一次次被肯定，他写作的能力突飞猛进。据姚辉云回忆，他写作真正得到蜕变的时期是在高中时代，当时的任课老师章甘雨先生给了他莫大的关怀与鼓励，这位神奇的老师让他的天赋彻底展现了出来。一次学校作文比赛，姚辉云递交了两篇作品参加评选，两篇作文都获得了全校最高奖项。

但是，这些光环并未能带进大学校门。不幸就这样降临了，高考体检时他因肺病彻底与大学校园无缘。但那时年轻气盛的姚辉云并没有消沉，他放弃了原本可以安排就业的机会和优越的城市生活，随着当时大环境的热潮去了农村，他立志要当一名“农民”。1956年高中毕业的姚辉云，刚到九江县马回岭不久后，他就创作出一组民歌，其中一首名为《晨耕》的短诗，发表后，当年就获得省文化局、省文联的优秀作品奖。那篇被编辑梅长英画上红圈，批上一个“好！”字的手稿，让他至今还有温存。1958年姚辉云的一组诗歌《走进深山》又在《星火》杂志上刊登后，立即引起了小轰动，一位新人的作品引起了江西文学界的关注。

当时九江的高中毕业生非常少，农村更是寥寥无几。姚辉云的作品及学识被公社领导发现，让他当起了老师，主教语文、历史。但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并没有终止他梦想的追求。

创作道路需坚持

姚辉云初到农村时是当农民的，农村的活儿他从未见过，也未曾尝试过。

当时农民们需要评工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底分。农村妇女的工分在3至5分之间，一些劳动力较强的农村妇女甚至达到5分半，而体弱又不会农活的姚辉云只能勉强评上3分，所以他被划分到妇女的队伍中出工劳动。

白天，姚辉云需要干农活，晚上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夏夜里，他置身在昏暗的小阁楼上，或是阅读书籍，或是从事创作。据他回忆，农村的蚊子特别厉害，因为缺乏驱蚊设备，他只能穿着长袖、长裤，头顶一块湿毛巾，度过那些时光。

1958年大跃进时期，每个人都在拼了命的干活，希望早日把国家建设强大起来，而食物却成了一直困扰着全国上下的难题。现已是七旬的姚辉云至今都无法忘怀，饥饿所留下的记忆。收割残留下的谷物秕子、糠皮、南瓜、萝卜和各种白水煮青菜，帮助他度过了难关。

无论当时物质条件是何种艰苦，姚辉云都从未有丝毫抱怨和恐惧，他的文学脚步也未曾终止。然而，“出身问题”让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委屈。

姚辉云的父亲——姚纯，是国民党36军中将军长的身世被传开知晓后，一些公社干部开始排挤他。平日里给他关怀并支持写作的大队书记也顿时无可奈何。公社里某领导一句“你们是犯阶级路线错误”的话语，也让他失去了当生产队保管员的资格。文革开始后，就连《扬鞭钓起红太阳》这首曾获奖的民歌都成为被批斗的“罪证”之一。据姚辉云回忆，当时文革工作组要求他上交作品及手稿，随后就召开了批斗大会。文革主任问：“毛主席是不是红太阳？”姚辉云仅回答一个“是”字，便换回了台下的一片口号呼声。文革主任大呼，“你这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随后，文革主任开始分析姚辉云为何“反动”，原因归结为他继承“反动”父亲的衣钵，“我父亲是抗日死的”，姚辉云的压抑终于爆发了。但这句话又换回了更多批斗和苦难。

“国民党哪有抗日的，毛主席曾说过，国民党是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的，”文革主任说。“你这是公然对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从此，姚辉云经历了一场至今无法忘怀的“牛鬼蛇神生活”。

自“牛棚”出来以后，姚辉云的身后总是有那么一双双眼睛盯着他，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不能更改的“出身”令他感觉到痛苦和无奈，妻子开始意识到出身问题的“厉害”，亲朋好友也劝他放弃写作，不少作品也不知了去向。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梦想，当他再次创作出作品《白云寄深情》，上海《文汇报》准备发表时，“他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长”，某位领导的一句话再次剥夺了他发表作品的权利，对作品的“死刑”判决使姚辉云痛苦之至，精神受到极大打击。

姚辉云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他最终没有倒下，反而更加激进去读书、写作。直到“四人帮”粉碎后，1979年他回到了九江，1980年调到九江市文联工作，他创作的《大海和白云》（吴崇生曲）在全国7000多首歌中胜出，也是全国唯一一首全票获胜作品，全国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其中这首歌也成为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的推荐曲目。作品被海政歌舞团改编成舞蹈列为歌舞团保留节目，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之后的时光里，姚辉云创作才华喷如泉涌，共有15首歌曲被制作成唱片，曾多次荣获全国大奖和省人民政府奖等，共计60余次。出版多部诗歌专集，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九江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多项头衔。

历史不能被遗忘

九江市文联的工作让他再次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一次工作之余的聊天，更激发了他长达20年之久的创作热情。

从一位朋友那得知，九江市有一位老人曾是审判日本战犯的军法官，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姚辉云的兴趣。当时是1990年，这位名为叶在增的前军法官已经70多岁了。叶老人也很想把他经历的故事告诉后人，姚辉云回忆起自己被日本人扫荡过的家乡（老家萍乡），被杀害的亲人及村民，还有被掠夺的财产，国恨家仇使他创作产生无限动力，决心要将日本法西斯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全部彻底揭露，经过数次采访和整理，他获得了很多重要史料，但是还不够丰富。姚辉云决定前往南京进行实地采访，获取更多的创作素材。

姚辉云常想起父亲临死前高呼的那句“抗日救国”口号，更坚定了创作“南京大屠杀”史书的信念。“四人帮”粉碎后在老家萍乡，父亲姚纯被确认为抗日殉职的爱国将领，获得平反，他再也没有因为“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

在九江市文联的支持和南京市一位秘书长的帮助下，姚辉云前往南京采访获得了很多珍贵有力的素材。当时，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日益嚣张，日本首相大肆参拜靖国神社，右翼作家频频出书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幻象，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篡改历史教科书等等。作为中国人，姚辉云的使命感越来越强烈，他时刻提醒着自己，这段苦难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必须把它写出来告诉后人，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不会有美好前途的。

虽然历经了20年的艰辛磨砺，但很多出版社担心经济效益而不愿意出版此书。经过长时间联络，后来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条件是不支付稿费。姚辉云的《南京大屠杀·1937》于2010年由百花州出版社推出，终于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新浪网率先连载，随后网易网、中华网、当当网、读书宝书库、网络小说精选、蔚蓝网及香港凤凰网纷纷连载，引发媒体连锁强势反应，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中华文化传媒网、华夏记者网、雅虎网、东北网、上海古漪网、广东金羊网、湖南华声网、贵州金黔网、重庆人脉网以及《绍兴晚报》、《巢湖日报》、《三峡晚报》、新疆《克拉玛依日报》、内蒙《呼伦贝尔日报》等50家以上网络、报刊选载、介绍或评论这部书稿，形成评介该书的一股热潮。

当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媒体转载或摘选时，姚辉云的朋友建议他向这些媒体去打官司索取稿费，而姚辉云每次都淡然说：“写书目的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能给社会做出一点奉献，稿费有没有，已经无所谓了，今年我已经76岁，最宝贵的不是钱而是时间，我现在还有别的素材，只要我身体好，我还要用余下的时光去创作，因为奉献是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