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他参加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他被推举为参议。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他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口北宣抚使、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等职。1912年5月12日，袁世凯下令在北京成立了五族国民合进会，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任会长。1912年6月至12月，他任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遣藏劝慰使，在赴西藏的行程中，因英属印度政府阻挠而滞留于印度。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孙中山在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他出席并与阎锡山、张继、李烈钧、胡瑛、沈秉堃、王传炯、陈锦涛、陈陶遗、莫永贞、褚辅成、松毓、杨增新、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闿、张培爵、徐谦、王善荃、蒋翊武、赵炳麟、柏文蔚、孙毓筠、景耀月、虞汝钧、张琴、曾昭文、温宗尧、陈明远一起被推举为参议。

1914年5月，袁世凯任命他担任参政院参政；1923年1月31日，他被将军府授“锡威将军”，此后，在民国政争中，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确切卒年不详，但可以推测应该在1923年以后（一说1921年告老还乡，后在家乡病故）。

姚锡光是晚清政坛经历较为复杂的封建官僚，他从外交随员、督抚幕僚、地方官员到考察教育和传播西学的教育家，再到锐意革新、兴办海军的军事家和关心边疆民族问题的中央政府官员，丰富的个人阅历、现实机遇，加上他超群的个人能力，使他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在军事、民族关系、教育等许多领域取得话语权，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著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筹藏刍议》、《筹蒙刍议》、《姚锡光日记》、《姚锡光文稿》等。

姚锡光提出的巩固边疆的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对于巩固边防、抵御外侮，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民族思想含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

辛亥革命后，姚锡光凭借在处理民族事务方面积累的经验，受到袁世凯当局的青睐，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边事顾问。1912年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为会长，汉人赵秉钧、满人志钧、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宽、藏人萨伦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袁克定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不仅声势较大，而且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五族联合组织。1912年7月29日，袁世凯任命姚锡光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兼署总裁。

可见，辛亥革命后，姚锡光虽然不再撰著作品，阐发民族思想，但积极融入到民族事务的管理中，为巩固边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姚锡光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他早在入李鸿章幕府的时候就对军事问题发表过独到的见解。当时，日本欲侵占朝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

为此，姚锡光数上说帖，建议李鸿章采取以下的策略对付日本：（一）“行军宜舍短而用长，中国长技在陆而不在海”，“我军宜以陆路为正兵，海军为奇兵，陆路为战兵，海道为游兵.”，强调以陆军为主，海战为辅，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这一战略是在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较为科学的策略。（二）采取积极进攻的海防策略：“我战舰不必以入口为攻，而于朝鲜外海游弋，以取远势，截日朝海道往来之路，阻其归途，扰其接济，斯渡朝之倭人势将狼顾……不然，我不彼往，彼将我来。与其使彼扰我海疆，不若我先捣彼巢窟。先人者夺人，斯我当能致彼而不为彼所致也”。这里，姚锡光提出的“守外海”、“取远势”思想，具有夺取制海权的倾向，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制海权的军事思想家，这种识见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三）重视后勤保障的军事思想。后勤保障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历来为有远见的军事家所重视。姚锡光认为：“水陆各军以转运为急务。诚恐战事一开，海道多梗，转运不易。军火子药之需，海陆各军所共；外此则陆以粮为急，海以煤为急，借宜先事预筹。”[xl]并提出了一系列后勤保障的具体办法。（四）持久战思想。姚锡光认为：“日人性情嚣动，宜持久以老其师。”他提出通过持久战，拖垮日本的国民经济，使它“驻朝日久，势必不支。”同时水陆并用，采取陆路“扼其腹地，据险自顾，不与浪战，以老彼师，乘间出奇，攻其不备”的办法，辅之以海路牵制的办法，将日本拖入持久战的泥沼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上述军事建议，初步展现了姚锡光在军事领域的素养和才华，也是他以一介布衣最后作到了兵部侍郎的逐步。

甲午战争后，姚锡光凭借曾经在李鸿章、李秉衡幕府的有利条件搜集材料，仅用2年时间撰著《东方兵事纪略》一书，比较真实、客观地记录了甲午战争发生、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作者在军事理论方面的才能。入张之洞幕府后，他奉命陪同德国的军事专家雷诺和莱春石泰等巡视沿江炮台和防务，不久又赴日本考察军事教育。这些经历，使他既熟悉中国军队的现状，又对日本的军事思想、军事近代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由此奠定了他在清末筹建近代海军的过程中重要的地位。

1900年，马汉的海权思想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军界和文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将海权论运用于研究中国海军的作战和建设问题上。

1907年，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奉命拟制海军规划，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姚锡光完成了三个文件，即《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姚锡光提出的三个说帖对海军统一建制作了系统的论述，计划周全，规模宏大，为清朝政府规划了海军建设的美好愿景，在中国海防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克服畛域之见，全国建立统一的海军。他提出，将全国海军编成巡洋、巡江两支舰队，设立海军提督统一事权，统一指挥。（2）制海权思想。 1907年，清政府命令姚锡光拟制海军复兴规划时，就充满了海权思想。他在《筹海军刍议》序中说：“今天下一海军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环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能内守者哉？！”这里，姚锡光的一个重要思想：如果没有海权，不但远洋无法控制，即使近海权益也难保证。这对士大夫强调海口防御是一剂清醒针。他在《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中说：“海军与陆军相为表里，我国海疆袤延七省，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尽失，将陆军亦运调不灵。”

姚锡光在为海军拟制规划时，海权思想是他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在他制订的2个分年规划中，他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重点集中在具有巨大远洋作战能力的远洋战力舰上；姚锡光的规划中，还有一个空前的建议，即在海军中成立一个海军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研究驾驶、管轮，而是研究军事技术，他说：“海军研究所为中下军官讨论学术之地，期扩新知，不封固步。”晚清海军建设最大的不足，是缺乏海军军事学术的研究机构，姚锡光能够提出如此重要的主张，实在难能可贵。（3）发展军事航海教育的思想。姚锡光认为：“海军人才尤赖教育，此为开设海军之根本也。”“造育之方，设教于本国，遣学于外国，分徒并进，浸淫既久，而人材出焉”。因此，他建议；“兹拟就军港所在，设为初级、高级专门诸学堂，演习、研究学营诸厂舍，而择其尤者，以留学监造于外国学堂、工场，期以10年，则具海军知识之将士可增至千员以上，而足用之。” 姚锡光估计上述各项费用需银1000万两，而且“人才造育之多寡，胥视舰队之增减以为衡。”如果舰队增加了，“则所需人员自应大加扩充，方足供舰队之用，而不虞废事”。

总之，姚锡光拟订的海军振兴规划，起点高，立意远，如果晚清政府能够采纳，并付诸实行，将会对海军的近代化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清朝政府没有采纳他的计划，这三个方案交给水师提督萨镇冰看后，认为“不得要领”，被全部否决。接着，当局又命姚锡光草拟了一个三年规划，即《拟暂行海军章程》，也未被当局采纳。姚锡光的方案虽未被当局采纳，但他重建海军的思想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