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去武汉，不久参加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日的进步的文化活动。在《自由中国》《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次年又在《文艺新闻》上刊出气氛悲壮的《红灯笼的故事》。后两篇曾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并被译为英、俄文。《差半车麦秸》和稍后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原因之一，是成功地运用活泼生动的群众口语，写出了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与变化。1939年起，姚雪垠在辗转鄂、皖、蜀等地的过程中，以主要精力创作中长篇小说，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这些作品多以抗战初期知识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写出了年轻一代高昂的救国热情，并从侧面触及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黑暗腐败与地方封建势力的猖獗，揭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复杂斗争。笔法转向委婉细腻，语言更为活泼多样。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时代的主题。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如《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文艺反映论》《屈原的文学遗产》等，其中一部分曾集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出版。此外,还印行了《M站》《春到前线》《差半车麦秸》等短篇集。

抗战胜利前后，姚雪垠转向故乡与童年的题材，完成了自传性长篇小说《长夜》，并写了《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嫂》等一组散文。《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象《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此书译为法文后，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他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年发表的《强儿》刻划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物。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姚雪垠在上海还写了记述爱国科学家的传记文学《记卢镕轩》和短篇小说《人性的恢复》等。1948年以后,先在高行农业学校，继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同时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这为他后来创作《李自成》准备了条件。

1951年，姚雪垠去浙东参加土改，因不懂当地语言，无法了解风土人情，于是萌生返豫之念。这年夏天，他回郑州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因中南地区作家协会成立，迁居武汉。除写了少量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杂感外，创作上处于苦闷的时期，只在50年代中期发表了《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等论文。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后，在逆境中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字汉英，河南邓县人。因家贫，只读了三年小学，上初中一学期未读完，被土匪队伍抓走，在土匪队伍中生活约100天，这一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1924年至信阳一所教会中学就读。

1929年春考入河南大学预科。次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释放后被校方开除，离开河南至北平。

1931年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此后刻苦自学，广泛阅读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到北平以投稿、教书为生，曾在《文学季刊》《晨报》《大公报》《申报》等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论文多篇，富于时代感。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沦陷的北平返豫。

1937年到开封，与嵇文甫、范文澜、王阑西等人创办《风雨》周刊。

1938年春到武汉，在《文艺阵地》1卷3期发表著名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描写农民在抗战大潮中的觉醒和成长，最显著的特色是采用鲜活的群众语言，为当时一般作品所少见，被认为抗战文艺的杰作。

1938年冬，至湖北襄樊参加钱俊瑞、曹荻秋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39年，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始在胡绳主编的重庆《读书月报》上连载，这是最早出现的反映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人物性格鲜明，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朴素、自然，细腻、流畅。同时还创作了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1943年初至重庆，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45年到四川三台，任内迁的东北大学副教授。

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副教务长，代理文学院长。在此期间出版有报告文学集《四月交响曲》，短篇小说集《差半车麦秸》《M站》，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重逢》，长篇小说《戎马恋》（一名《金千里》）、《新苗》《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论文集《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传记文学《记卢镕轩》等，并研究明代历史，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他的小说多写农民在战乱中的变化和反抗斗争，为新文学人物画廊塑造了一批具有强悍豪爽性格的人物形象。作品朴素自然，语言生动，采用北方农村口语，为实践文艺大众化做出了贡献。

1953年迁居武汉为专业作家。

1957年被错定为右派。

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姚雪垠在逆境中开始创作他的代表作5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这一史诗性的作品，以宏大的规模、壮阔的气势反映了宽广的社会历史生活，再现了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人物性格鲜明，具有深远的悲剧内蕴。1963年出版了第1卷，译成日文后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1976年出版的第2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1978年后，当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1981年12月，在古稀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起，姚雪垠陆续在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发表短篇小说。1939年，他写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始在胡绳主编的重庆《读书月报》上连载。1943年初至重庆，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5年初至四川三台任东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同年夏季返成都创作了取材于自身经历的长篇小说《长夜》。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私立大夏大学副教务长、代理文学院长。其间出版有报告文学集《四月交响曲》，短篇小说集《M站》《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重逢》，长篇小说《戎马恋》《新苗》《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论文集《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传记文学《记卢镕轩》等。他研究明代历史，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1957年创作代表作5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63年出版了第1卷，译成日文后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1976年出版的第2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李自成》是“长河式”的小说，从崇祯11年写起，全面地反映明末李自成起义由困厄转到兴盛，复由胜利走向失败这一历史悲剧的发展过程。第1卷出版于1963年，第2卷出版于1976年，第3卷出版于1981年，最后两卷也已有若干单元（如《崇祯之死》《李自成之死》）陆续发表。已出版的前3卷共8册，以230万字的篇幅，着重展示了李自成从困境中奋斗，达到鼎盛，却又在鼎盛期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埋下后来失败的种子。作品不仅着力描绘了农民军和明王朝之间这场生死大搏斗，而且写出了当时十分激烈地进行着的民族战争，还写出了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几支义军之间的矛盾，李自成部队内在的矛盾，写出了明末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民大起义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人物从帝王、后妃、百官到义军将领、战士、各类市民、穷苦百姓，乃至清方首领与文臣武将，地域从西北高原、中州重镇、北京城内到僻远山村、关外城池，场面从战地厮杀、牢狱交锋、密室定计、边寨平叛到宫廷宴饮、相府风光、京城灯市、军中婚礼，笔墨无不触及。作者力图对一个时代的生活作出总体式的反映。就所写社会内容的复杂宽广、生活色彩的丰富多样而言，《李自成》达到了当代作品很少企及的地步。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悲剧性史诗，《李自成》创造了崇祯、李自成、张献忠、郝摇旗、李信、袁时中、慧梅、洪承畴、杨嗣昌等一系列性格或遭遇都相当复杂的典型形象──其中有许多是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不但主人公李自成扮演着大悲剧的主要角色，连他手下的一些人物，如李信、宋献策、田见秀等，其经历也都有很深的悲剧意味。整部《李自成》，就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历史悲剧组成的。它们相互交织，构成明末社会壮阔复杂的背景，使整个作品洋溢着悲壮或悲凉的历史气氛，具有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思想艺术力量。

姚雪垠长于写悲剧，《李自成》是他创作上进入成熟时期后写作的，在悲剧艺术的运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和表现内容的广阔、矛盾线索的纷繁相适应，《李自成》采用了保证主线、兼写各方、多线条复式发展、蛛网式纵横交错、具体归结为若干单元的结构方法。这种结构既宏大复杂，又舒卷自如，吸取了《战争与和平》等外国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而有新的创造。同时，《李自成》又注意吸收中国古典小说在结构上有张有弛、讲究节奏、笔墨多变的长处：时而金戈铁马，愁云惨雾，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时而小桥流水，风和日丽，令人心旷神怡。《李自成》还很重视艺术结构上的完整、对称：整部小说从清兵入关开始，又以清兵入关结束；各卷的开头与结尾，也都互为照应。这些都是长篇小说美学上的重要探索与创新。《李自成》的出现，继《子夜》之后又一次大大提高了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水平。

《李自成》是姚雪垠史学准备、生活积累、理论素养、艺术经验各方面集大成的产物，是几十年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正因为这样,《李自成》第1卷在60年代前期出版后深得好评；第2卷曾于1983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第1卷译成日文后,荣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英、法文译本或节译本也正在译印中。

《李自成》一书是在近30余年中陆续创作成的，其间难免有文思不属之处，若干笔墨还有失之拖沓或现代化等缺点。作者生前表示待全书完成后，将统一再作修改，最后定稿。然而，1999年4月作者却匆匆离世，只留给了人们由他本人在病榻上口述，再由家人整理完成的《李自成》第四、五卷（出版于1999年8月）。

《红灯笼故事》（短篇小说集）1940，大路出版公司

《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篇小说）1942，重庆文座出版社

《戎马恋》（长篇小说）1943，重庆大东书局

《重逢》（中篇小说）1943，重庆东方书社

《新苗》（长篇小说，又名《母爱》）1943，重庆现代出版社

《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创作谈）1943，商务

《春暖花开的时候》（1-3册，长篇小说）1944，重庆现代出版社

《差半车麦秸》（短篇小说集）1947，怀正

《长夜》（长篇小说）1947，怀正

《李自成》（1—3卷）长篇历史小说（其中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63一1981，中青

《大嫂》（散文集）1982，河南人民

《李自成》这部小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首先，它成功地刻画了李自成、崇祯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李自成思想性格上的变化，崇祯皇帝维护风雨飘摇之中的政权时的宵衣旰食，都是具有深度和广度之笔。其次，小说在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场景上颇费笔墨与心思，从宫廷到战场，从都城到乡野，都不乏生动描写之处；从政坛角逐到沙场交锋，从典章礼仪到人情风俗，描摹大多翔实逼真。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原名姚冠山。他姓姚，属“冠”字辈，排行老三，于是，家人就给他起名叫姚冠三。他十四、五岁时，改名为“姚雪痕黟”。这是他当年怅惘心情的反映。姚雪垠只上了三年小学，便失学了。后来读中学，读了一学期又失学了。这时他读到一首苏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雪痕”二字就是取人生如飞鸿踏雪，偶留痕迹之义。后来新文学运动兴起了，在怅惘之中，他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于是，便把“痕”字的“广”去掉，换以提土旁，以表示其不再悲观，而要发奋图强了。

姚雪垠在婚姻问题上，既反对过封建家庭对他的包办逼婚，又经过自由恋爱的苦痛，最后在半包办、半自由的情况下，才结婚组成了家庭。姚雪垠的婚姻，深深地打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烙印。早在姚雪垠10多岁时，家庭父母包办，就有了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未婚妻。

这个婚事，完全是按照姚母的极其现实的功利主义包办的：在媒人给姚雪垠说亲时，她对姚雪垠的父亲说：“马马虎虎说成了，心净一条事，以后一天穷一天，谁肯把女儿许给咱们！”可以说，她为儿子找媳妇，根本不是为了儿子的幸福，完全是为了找一个侍奉她的供她使唤的奴隶。但姚雪垠有姚雪垠的看法和想法，他对这门亲事一直不予承认。

后来，当姚雪垠于1929年秋天，在19岁考上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后，曾跟同班的一个姓梁的非常漂亮的女同学很要好。姚雪垠当时的文章、小说写得好，这位家在商丘的女同学的国文比他并不逊色。大家总把他俩看成天生的一对。同学们非常调皮地经常在黑板上写“姚”字时，故意把右边的那个勾拖得很长很长，然后再写那个女同学的姓，把“梁”字包在“姚”字里边。姚雪垠对这位女同学很有感情，很喜欢她。为此，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里开花》的短篇小说，用意识流的手法，专门写他怎样想这位女同学。国文老师看了他的大作后，非常同情他。曾问姚雪垠要不要帮忙，姚雪垠说不要。那时才华出众，很有风度的姚雪垠，虽然爱那位漂亮的女同学，想跟她好，可又不敢同她当面讲，而且一见到他就心里发慌，面红耳赤。他想自由恋爱，却没有胆量和勇气进行表白，采取行动，只是把自己的感情悄悄地倾吐在不能发表的小说中，还落得一个“单相思”的名声。他为自由恋爱受尽了折磨和苦痛。几十年以后，成了大作家的姚雪垠，有一次去河南郑州大学讲学，还有熟人同他开玩笑，说他青年时期，进行过“单相思”的恋爱。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真实情况是：姚雪垠喜欢的那位女同学，在当时也一样喜欢姚雪垠，只是她更没有勇气向姚雪垠表白。后来，当这位女同学听到姚雪垠同别的女子结婚以后，她痛苦无比，后悔不已，大哭一场。这是二十年代，受了封建思想毒害和影响的中国青年自由恋爱的一场悲剧！

1930年暑假，姚雪垠在被同乡王庚先保释回到学校后的一天。学校会客室突然通知他有人来找。姚雪垠到会客室一看，才知道是为王庚先办事的刘先生。

“你好！请转告王老先生，谢谢他救我出狱。”“不必客气。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刘先生开门见山地对姚雪垠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奉王老先生之命，来找你只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姚雪垠说。“王老先生有个姑娘，你见过没有？”刘先生问姚雪垠。“没有见过，听说长得很漂亮。“我对你照实说吧，王老先生两口子认为你相貌端正，英俊滞洒，聪明好学，才华出众。他二老看中你了，愿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你，选你做他们家的乘龙快婿。要我亲自来问问你，愿意不愿意？”

“我倒愿意，但自己不敢作主，要问过父母以后，才能正式回话。”姚雪垠思考一阵之后回答说，同时向刘先生提出要求：“你能把王老先生女儿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吗？”“可以！完全可以！”刘先生说，“她名叫王梅彩，年方17岁，眼下在北京翊教中学读书。梅彩姑娘不仅身体健康，人长得漂亮，性情温柔；而且，心地善良，知文识理，很有教养。在她的身上特别具有一种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动人风采。郎才女貌，同你非常般配。”刘先生一口气说完，但好象还忘记了点什么，想了一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一边给姚雪垠，一边补充道：“这是王梅彩姑娘的地址，王老先生说，你可以给她写信。”

送走刘先生之后，姚雪垠回到宿舍沉思起来，王庚先老先生的情况他是了解的：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在当时是河南乃至全国的知名人士。为了向王老先生请教学问，在此之前姚雪垠去过他家两次。如今，他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姚雪垠当然非常高兴！很快，姚雪垠便写好并寄走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他父母写的，说明他愿意娶王老先生的女儿为妻，要父母将原来给他订的亲事退掉。父母收到信后，虽然很为难，但还是给姚雪垠退了亲。另一封信，便是给王梅彩写的，从此以后，他们两人就书来信往了。

到这年寒假的时候，王梅彩放假从北京回到开封家中。王庚先通知姚雪垠到王家同他女儿见面。当时姚雪垠听说还有别人想追求和“进攻”王梅彩。因此，他得到通知后，就立即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王家，生怕迟到一步，王梅彩被别人“抢去”。由于心急火燎，跑的太快，黄包车在路上还翻了一次。赶到王家以后，姚雪垠显得非常紧张。结果，头次见面，他连王梅彩看也没敢看上一眼，至于漂亮不漂亮，他更说不上来。还是王梅彩大方，这次见面之后，她竟主动到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去找姚雪垠。在寂静的河大校园里，雪花一朵接一朵的飘落着，刹那间，小路白了，房屋树木白了，整个学校都变成了一片银白世界。姚雪垠和王梅彩不顾这些，俩人仍边走边谈，漫步在校园里。外面的气候虽然寒冷，但他们的心里却是火热的。

“你不是上次没有看清楚吗？现在好好看看吧，我让你看个够！”王梅彩深情地看了姚雪垠一眼，红扑扑的脸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把脸朝着姚雪垠莞尔一笑说。姚雪垠用手抚摸着王梅彩的肩膀，目不转睛地从上到下仔细地看着王梅彩。

“你有着美丽温柔的眼睛，苹果似的脸庞，丰满匀称的身段，浑身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确实非常漂亮、动人。这一下我看清楚了。”姚雪垠仔细地看完王梅彩后，非常高兴地说。

“喜欢不？”“喜欢！”

就这样，这一对青年恋人便彼此深深地相爱了。到1931年5月，他们由袁介亭做媒，在开封结了婚。时年，姚雪垠21岁，王梅彩18岁。从此，姚雪垠和王梅彩就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姚雪垠文学馆前门匾额“姚雪垠文学馆”为当代文学家周而复亲书。正房匾额“文坛飞将”为当代文学巨匠茅盾书写。楹联为当代书法家张志和撰书：“瑞雪无垠，得晴日自成气象；姚黄有约，与桃李共沐春风”。西厢房楹联为著名作家魏巍撰书：“名满千载传后世，文星百代照南阳”。东厢房楹联为当代文豪、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撰书：“笔底风雷传闯史，胸中浩气贯嵩云”。此院楹联匾额组成了极高品位的书院楹联文化。

正房陈列着姚雪垠生前的生活、工作用品，及其主要获奖证章；西厢房布展着姚雪垠70年的艰苦创作历程，分四部分：情系故乡，追求光明，投身民族解放洪流，风雨岁月。东厢房布展着姚雪垠的文学艺术成就，分四部分：文坛交往，享誉中外，缅怀与纪念，大家评说。

2023年10月10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等单位主办的姚雪垠与《李自成》学术研讨会暨姚雪垠文学资料捐赠仪式在京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