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2-05 00:47
姜达衢（1905-1987），号周行，天然药物化学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将心血全部倾注于对中药的研究。研究过近50种中药，研制出降压灵、苦楝素等药物；并积极提出系统研究中药的指导思想和意见，对我国天然药物的发展，对发掘祖国的药库，做出了贡献。
姜达衢，号周行。1905年11月28日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石痕村。1924年，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一中学，1928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药科，毕业时被校方选送到日本药厂实习。1929年，任江西医庐中学理化教员，1930年，任鄱阳芝阳师范学校总务主任兼化学教员。1931年，赴德留学，入柏林大学药学院学习，并在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有机化学研究院做博士论文。此时正值日寇入侵中国之际，姜达衢抱着强烈的爱国热忱，不惜中断做博士学位论文，接受当时兵工署的委托，研究防毒化学，任务完成后，于1938年通过博士学位考试，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赴英、法等国作短期参观考察，1938年冬，绕道安南（即今越南）回到昆明，在应用化学研究所短期工作后到陆军卫生材料厂，主持药品生产。当时海口全被日本帝国主义封锁，常用药品来源极其困难，为谋求药品自给，与友人於达准、连瑞琦、陈璞等组织中国药品自给研究会，并于重庆创建中国特效药研究所，设想利用西南各省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以代替西药。他们发现常山治疗疟疾的功效甚好，其主要有效成分为生物碱，姜达衢即组织力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包括原植物的考证、生药组织鉴别、化学成分分析、药理毒性实验、临床疗效验证、引种栽培等，均取得了进展。这项工作是我国研究植物性抗疟药一个好的开端，也是我国中药研究史上开展系统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喹唑啉（Quinazoline）衍生物具有抗疟作用，这在天然药物中也是新的发现。常山研究的初步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对当时的中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姜达衡主持的特效药研究所迁至南京，增聘研究人员，添置新设备，继续从事中药研究，并在上海创建中心制药厂。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姜达衢冒着危险奔走于沪宁之间，组织员工护所护厂，终于将特效药研究所和中心制药厂保存了下来，并在上海解放5天后，工厂就恢复了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姜达衢于1950年被调往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即现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筹建药用植物室和植物化学室，并任植物化学室负责人、研究员。1961年，姜达衡到广西药物研究所工作，直至1987年辞世。50多年来，姜达衡曾参加三个药物研究所和三个制药厂的创建、扩建工作，研究天然药物近50种，在国内外发表论著共30余篇，为我国天然药物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姜达衢还以极大的热情参加社会与学术活动，历任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央技术管理局发明审查委员会委员，卫生科学委员会药物专门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药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广西分会副理事长，广西政协委员，《药学学报》、《药学通报》（现名《中国药学》杂志）等杂志编委。由于他对新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8年应邀出席全国科学大会，1983年，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给他颁发了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荣誉证书。
1905年11月28日 生于江西省鄱阳县石痕村。
1928年 毕业于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药科。
1929年 任江西医庐中学理化教员。
1930年 任江西鄱阳芝阳师范学校总务主任兼化学教员。
1931—1938年 在德国柏林大学药学院、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有机化学研究院深造，获博士学位。
1939—1942年 任重庆陆军卫生材料厂技正兼制造科科长。
1942年 组织中国药品自给研究会，并创建重庆中国特效药研究所，任理事兼化学组组长，兼任远东制药厂顾问。
1946—1949年 主持中国特效药研究所迁至南京，创建上海中心制药厂，曾任代总经理。 1950—1961年 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后改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植物化学室主任、研究员。
1961一1987年 任广西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植物化学室主任，所顾问、名誉所长。
1987年2月15日 逝世于北京。
理论联系实际 系统研究中药 ——姜达衢一贯主张系统地对中药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这一学术思想在他的早期工作——常山抗疟研究中就已得到体现，并取得了多项成果。他晚年更加重视中药系统研究。什么叫做中药系统研究呢？姜达衢在1979年5月举行的《全国常用中药系统研究专题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中药系统研究的途径与方法问题的讨论》的会议总结，指出：“中药系统研究可以说是全面地展开研究”、“从中医药理论着手，进行资源调查，分类鉴定，品名考证，生药鉴定，中成药的鉴定，采集加工，贮藏保管，再进一步化学成分的分析，药理的试验，临床的验证，以及中药炮制，剂型改进，复方的剖析”等等；以至“药用动植物的驯化、栽培研究”、“成果推广，情报资料等等也属于系统研究的范围”。在中药系统研究的具体做法上，他认为，各单位可根据其现有条件，有重点地选择若干项进行研究。他主张各学科之间，各单位之间，中央单位与地方单位，军民之间，要大力协作，因地制宜，取长补短。为加强对中药系统研究的领导，他呼吁“成立全国性办事机构，来统管这一重要工作”。此外，他还对系统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提出了一整套的具体意见。他的这些思想和意见，对后人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在研究工作中，姜达衢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任务带动学科，反对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他要求年轻人，对“分析出来的结晶，只要数量够，一定送点给药理”。他在自己的工作中，从不以分出结晶、鉴定结构、发表文章为最终目的，只要有可能，就研究大量生产的方法，以期最终应用于生产，防病治病，造福人类。降压灵总碱、苦楝索等生产工艺的研究就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而且最后都得到了推广生产，使宝贵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为防病治病增加了新的武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1985年11月为他举行的“姜达衢先生从事药学工作55周年和诞辰80周年庆祝大会”上，面对全国来宾，他还兴致勃勃地谈到今后的研究工作、人才培养和长远规划。不幸两年后，于1987年2月15日终因病重不治而离开了人世。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必将发扬光大，造福人民。
我国地大物博，天然药物资源十分丰富，“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亟待用科学方法研究开发，姜达衢为此献出了毕生精力。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药品的封锁，他采用“大后方”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对常山等中药进行了系统研究，为防病治病服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党的中医药政策的贯彻执行，他视野拓宽，思路打开，坚信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发掘、筛选和研究中药，是阐述中医药经典理论，探讨中药防病治病原理、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药相结合的新医药学的必经之路，是寻找新药、发现老药新用途，开辟防治目前尚无法防治的疾病的新途径、新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
50年代，鉴于从印度进口萝芙木制剂寿比南（Serpena）在国内推销颇有一定的市场，姜达衢便虚心向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请教，了解到我国萝芙木资源十分丰富，于是采集了广东、海南岛、广西和云南等地的原料进行分析比较，经过药理和临床试验，终于在1959年研制成功治疗高血压的药物——降压灵片，并在广西、云南等地推广生产。由于其疗效好，毒副作用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国内降压药物中的常用药，为医生所乐用，亦为患者所欢迎。 1961年，时值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姜达衢虽年近花甲，仍响应党的支援基层的号召，带领部分科技人员到广西药物研究所工作。他先后担任植化室主任、研究员、所顾问、名誉所长。广西药用植物资源丰富，至今已发现药用植物3600多种，是天然药物研究工作者的广阔天地。姜达衢到任后，克服了生活和工作条件差等困难，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方面恢复了该所附属药厂的“降压灵”总碱的生产，为该所的发展打下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摸清各方面情况，尤其是广西资源情况，与各研究室同志反复讨论，制订研究计划纲要。对于人员培训、实验室建设、仪器设备添置等等，无不倾注大量心血。他在研究苦楝皮的驱蛔作用时，除发现有效成分苦楝素外，还发现另一新成分——苦楝素的异构体苦楝乙素，同时还研究出苦楝素生产新工艺、含量测定方法及有效成分在植物体内积累动态等。在研究延胡索乙素半合成时，他初步提出了便于在基层推广的生产工艺。姜达衢在参加抗癌药物的攻关研究方面，曾从广西产的密花美登木的茎、叶中获得极微量的抗癌成分——美登新（Mytansine），供药理毒性试验，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他晚年还参与了桂皮、桂枝、蛤蚧、海马、茯苓、莪术等中药活性成分的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姜达衢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在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方面，他要求严格，认真负责，甘为人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常常针对研究室科技人员的具体情况，在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普遍要求，又根据各人不同的具体情况，如基础知识、外语水平、操作能力、资历，甚至各人已发表论文篇数等等，提出不同要求。即使在他八旬高龄时，仍在实验室担任课题负责人，热心指导青年科技人员。他一生中为我国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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