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萨洛特并未从事律师工作。虽然身患严重的结核病，她仍坚持写作。1946年完成《一个陌生人的画像》（Portrait d'un Inconnu），两年后出版。大名鼎鼎的萨特为这位新人的这部小说写了序，他的序言可以说是对小说的一种解释并向文坛宣告一种新型小说家的诞生。1953年，她发表的第三部小说《马尔特洛》被视为新小说的发轫之作。

1956年，当反传统小说的新小说浪潮在法国兴起的时候，萨洛特发表了论文集《怀疑的时代》，从而成为新小说派的理论家。在这个集子里，她质疑了传统的文学观念，赋予写作以新的意义，被认为是“新小说”的理论纲领。而其时“新小说”的其他成员阿兰·罗布-格里耶、米歇尔·比托尔、克罗德·西蒙等还只是文坛小字辈。

1959年，出版了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天象仪》（Le Planetarium），这三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她对新小说探索的创作实践，三部作品对人物和情节在传统创作中的地位提出疑问。它们虽然有人物，但非常模糊，仿佛是一些浮动的影子，而情节则变的可有可无，极不重要。这三部作品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作为小说家的地位。1964年，她的小说《金果》获国际文学奖。该奖只颁发过几届，在萨洛特前后折桂的有博尔赫斯、贝娄、贝克特。

萨洛特从不保守。1967年，她开始为斯图加特电台制作广播剧《沉默》，后被搬上银幕。这段时间及以后，她又发表剧作《静寂》（1964）、《谎言》（1966）、《伊斯玛》（1967）、《真美》（1973）、《她在那里》（1980）、《是，或非》（1986）。1983年，虽然坚称自己不善于自传体写作，萨洛特的《童年》却为她赢得了较多读者。萨洛特一生笔耕不辍，1995年，她以96岁高龄还出版了《这儿》（Ici），而在最后的日子里，她仍在写作一部模仿斯特林堡《死亡之舞》的新剧，她还是在有生之年作品全集就被收入法国文学宝典“七星文库”的第11位法国作家（1995年）。但1997年，她又出版了《打开》，大致也可算作她的遗言。这最后一部著作，也是她的最具创新之作。每个词都有了自己的活力、局限、滑稽、规矩、怪癖和内心的隐秘，对她的评论认为她对语言的把握已入化境，非一般文人可比。

萨洛特一生写作很有节制，也不像其他法国女作家那样总是有一些花边新闻。记得看过萨洛特的一些照片，童年时即非常漂亮，中老年以后更是雍容得体，这与她的文字以及对生活的追求非常谐调。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现代文学家们往往致力于研究语言符号系统，开发其潜能。萨洛特的不仅是她继承了普鲁斯特对心理意识深层的研究和精辟分析，而且成了这场文学革命的领导者，其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语言，具有着极大的革命性。

萨洛特的文学观贯彻于她所有的作品中。最早的《向性》里就包含她的一些主要思想：“一些无可言状的活动飞速划过意识的边缘，这是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表现和感受的感情的来源之处，只能确定它大概的样子，而我觉得这正构成我们存在的秘密源泉。”这种感觉，她称之为向性，“因为这种内心活动就如同植物的向光性，朝向光，或是背弃光。”这本处女作包括一组紧凑短小的叙述文。它一反传统的写法，在技巧上进行了大胆的探求和尝试，取消了情节和人物，甚至取消了姓名，文中的称呼只是“他”、“她”、“他们”或“她们”。这本用诗样的笔触写成的作品只有两人叫好，一是雅各布，称她为“伟大诗人”，另一个是萨特，被她“自然而准确”的笔调吸引。然而当时正出于二战前夕，这部作品和萨特的短篇小说集《墙》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更惨，并未引起舆论界的注意。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它才被公认为新小说的先锋。 小说《一个陌生人的画像》全篇是一双窥视的眼睛和窥视者内心的独白。书中父女的关系实际上代表着人类关系的普遍性：彼此需要又彼此逃避。这种象征性即使在刻意松散无秩序的文字下也能让人察觉出来。在为这部写的序言里，萨特提出了“反小说”的说法：“反小说保留着小说的表面和轮廓：这些想像的作品向我们介绍虚构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但却是为了更使人失望：它正是要以小说来反小说，好像是要写小说，其实是在我们眼前将其毁灭，写作一部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小说的小说，它想将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梅瑞狄斯集大成，就像米罗想用《绘画的谋杀》将伦勃朗和鲁本斯集于一身。这些古怪的、难于界定的作品并不说明小说的衰落，只标志着我们生活在思考的时代，而小说正在对自身进行思考。”“不必指望在娜塔丽·萨洛特的书中寻找她不愿提供的东西；对她来说，人首先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甚至也不是各种习惯的交叉组合，而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止无休。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萨洛特后来进一步说明了这一观念：“任何小说只要言前人之未言的现实，用前人之未用的手法，便是反小说。我认为，虽然说我们现在所写的书在短时期内还不超过‘有效期’，但对于以后更年青的小说家，我们的作品也将成为传统小说，他们将写作反小说。” 萨洛特1956年出版的论文集《怀疑的时代》被公认为当代法国文学的重要文献。在这里引用论文中的两段广为引用的文字，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她对巴尔扎克式传统小说的看法以及对新小说的观点： “在那全盛的时代，小说人物真是拥有一切荣华富贵，得到各种各样的供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什么都不缺少，从短裤上的银扣一直到鼻尖上的脉络暴露的肉瘤。现在，他逐渐失去了一切：他的祖宗、他精心建造的房子（从地窖一直到顶楼，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最细小的小玩意）、他的资财和地位、衣着、身躯、容貌。特别严重的是他失去了最宝贵的所有物：只属于他一个人所特有的个性。有时甚至连他的姓名也荡然无存了。 “今天出现了一股不断扩大的新潮流，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信作品。这些作品自以为是小说，不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个无名无姓的‘我’，他既没有鲜明的轮廓，又难以形容，无从捉摸，形迹隐蔽。这个‘我’篡夺了小说主人公的位置，占据了重要的席位。这个人物既重要又不重要，他是一切，但又什么也不是；他往往只不过是作者本人的反照……” 从《天象仪》开始，萨洛特越来越注意对艺术创作的条件、作品及其被接受可能的研究。这种研究成了她以后作品的首要主题之一。在《金果》中，作者关心一本书问世后的命运，一本不知其内容，只知道它的审美观已过时的书，在报刊编辑和学究们的大力推荐下大家都读，可成功很快过去，因为那只是表面上金光闪山的东西。而在《生死之间》中，作者则给我们展示作家从童年到辞世的生命旅程，说明对一个作家而言，成功的条件或环境究竟是什么。 无论是《天象仪》还是《金果》，或者《生死之间》（1968）、《你听见了吗？》（1972），《傻瓜们说》（1976），作者不是在讲故事，也不是在塑造性格，而是探求集体关系（如家庭、阶层、文化等等）中的人的意识和心理，探求语言和技巧。在萨洛特后来创作的那些剧作里，其中的人物也像小说里一样不确定，仿佛在尝试用口语或对话进行心理剖析。和某些新小说家一样，萨洛特在1980年发表的《语言的应用》，是继《生死之间》之后对信息的发出和接受的又一思考。她抛弃了小说的连续形式，如当年写作《向性》时一样，采用一组短文来探索语言的价值，来描述一个浮动不定的朦胧的感性世界，表现出她越来越执着地挖掘语言的潜能。 不同于其他新小说家，萨洛特着力于淡化情节，模糊人物形象，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心理研究和分析。然而她的心理分析不同于莫里亚克，她抓住的是心理活动的前期感觉，明显受着普鲁斯特的影响。但不同于普鲁斯特的是，为了突出心理活动，她笔下的人物往往连性别、年龄、家境、身份都看不出来。 萨洛特的所有作品都保持着新奇性，比如《你不喜欢自己》就完全由简单对话写成。也许是曲高和寡，她的作品不能吸引广大的读者。她甚至被看作是晦涩难懂的作家。有人曾提出把她的创作称为“抽象文学”，萨洛特当即回答：“您还是多让我活两年吧！”当时虽然是半开玩笑，但萨洛特对于被看作是艰涩难读的作家还是很介意的。不过萨洛特并不想讨好评论家，也不想讨好读者，这一点倒是和几乎所有的现代派作家一脉相承的。 萨洛特生前讨厌别人对她定位总结，把她纳入一个框框。她不认同任何文学派别，甚至不承认属于“新小说”。不过她也说过：“人们说我们组成了‘视线派’。把我划进去是错误的。我们只是都同意人物、情节已经是过时的东西。”而今为了纪念她，把她归入“新小说派”，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了。 言语和思想，希腊人称为“逻各斯”，对于萨洛特却是一种不懈的追求，甚至于有些绝望的追求。因为她所要用语言来传达的是那种先于意识和感受的东西，这是一种趋向性的东西，它使我们趋向于人，而非别的什么。萨洛特是要从语言中开发出原本不具有的功用，表现某种非理性的，而超于理性的东西。她称之为“向性”。萨洛特已经完成了一些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是非同一般的高寿，再就是一生的挣扎，直到死前她仍保持着创作的热情。 小说的写法千姿百态，但作为一个小说家只需具备一种特色也就可以了。萨罗特的创作如同她文章中所描写的：“她极其小心地接近目标，又由于羞怯或在复杂事物面前的畏缩而突然离开，最终又通过形象的神奇功效猛地把那浑身流涎的怪物丢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