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担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她是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表和委员、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原苏联第一位教育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

1939年2月26日，是克鲁普斯卡娅的生日。贺电和贺信源源不断地寄往克里姆林宫，而这时她正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2月26日夜里，克鲁普斯卡娅的病情急剧恶化。2月27日早晨6时15分，克鲁普斯卡娅与世长辞，享年70岁。2月28日，出版了带有致哀黑框的报纸。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及苏联人民委员会向全国通告了克鲁普斯卡娅逝世的消息。

她一生发表了许多有关教育的演说和著作，原苏联出版过其教育文集11卷，我国翻译出版了《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等文献。

教育目的

克鲁普斯卡娅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和有组织的社会本能，具有有目的的、成熟的世界观，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彩而又愉快的社会生活。”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她一再强调，不仅要把学校办成读书的学校，还必须办成劳动的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学校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能“改造整个社会”的新一代，而不是象资本主义教育那样，其“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能享乐和统治的人。”这是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区别。

集体主义教育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集体主义教育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她说：“资产阶级力图把儿童培养成个人主义者，……我们却努力把我国的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把“我”置于一切之上，他们与群众对立起来；而集体主义却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中，视自己为集体的一部分力量。

在谈到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与发展个性之间的关系时，她明确指出：“儿童的个性只有在集体当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发展。集体不会消灭儿童的个性，但能影响教育的性质和教育的内容。”

关于集体主义教育的实施问题，她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要求学校、团、队组织互相配合，一致对青少年实施集体主义教育，并提出了在幼儿园就开始实施集体主义教育等主张。

劳动和技术教育

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她详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改造旧社会强有力的工具，而且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她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少爷和游手好闲的人，学校应该教给儿童生活和劳动的本领。要让儿童从小参加一定的劳动，受系统的劳动教育，培养劳动观点和劳动技能，最好是参加集体劳动（贯彻集体主义教育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她在改造旧学校的过程中，致力于由读书学校向劳动学校的过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学校实施系统的劳动教育时，必须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及接受能力。1936年她提出了一个从一年级到十年级的劳动教育设想：一、二年级的劳动以游戏和自我服务为主；三、四年级的劳动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五至七年级的学生应进入实习工厂劳动；八至十年级的学生则与成人一起在工厂（或农场）劳动，这就要求劳动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配合进行。

她指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是近代大工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教育过程中，要让青少年“了解整个生产技术状况”，研究“整个生产部门及其相互关系”。综合技术教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一种什么特殊的教学科目，它应贯穿到各门课程中去，包括物理、化学、自然课和社会科学概论课的材料选择上。它们相互之间应有联系，特别是这些课程要跟劳动教学联系起来。只有这种联系才能使劳动教学具有综合技术的性质。”她认为，综合技术教育不同于职业教育，它的重点是使学生“理解劳动过程，发展把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发展理解一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能力”，而职业教育的重点只是“使学生获得一些劳动技巧”。

在她看来，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它不仅使学生了解现代技术原理，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而且将来这些人易于适应各部门的劳动，成为“生产部门真正的主人”，进而增进劳动效益，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论学前教育

克鲁普斯卡娅十分关注学前教育工作，将其视作国家的事业，视作国民教育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并进行了原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扩展学前教育机关网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幼儿园规程》《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等文件。

论少先队教育

她是原苏联少先队的组织者号召“通过少年先锋队组织活动，广泛地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从小立志：长大后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主张学校与少先队有分工，有配合，强调少先队工作要注意发展队员有主动性、创造性和独立性，鼓励所有男女儿童都应参加少先队组织，不得采取关门主义态度，不得把少先队变成少数儿童的特权机构。

论校外教育

她也是校外教育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她说：“校外工作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这种工作对正确地教育儿童很有帮助，它可以给儿童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此，应该“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儿童技术站，组织他们参观各个企业和电站”，“文化宫里应该辟一个工作室，让儿童在那里做他们想做的东西。”

尽管疾病的诊断结果已经公布——肠血栓，因此又引起腹膜炎，但怀疑官方对死因说法的流言在国内慢慢传开。有的说，好像在克鲁普斯卡娅的生日那天，有人拿来了斯大林送的大蛋糕。尝了尝蛋糕后，她突然感到非常难受，有时剧痛得失去知觉。请来的医生吩咐将她转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去，在那里她就因中毒去世。

在《反对派简报》中登载了已被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对克鲁普斯卡娅死亡的反应：“我们并不想怪罪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没有决心同波拿巴主义的官僚制度公开断绝关系……责任感在极大程度上是克鲁普斯卡娅固有的品德。她有足够的胆量，但缺乏思想勇气。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为她——列宁的忠实伴侣、无可指责的革命家和最可悲的一位历史人物送行。”

一些研究人员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推测，说克鲁普斯卡娅准备报复一，为此选择了计划于1939年3月10日开幕的苏共十八大作为讲台。据说被大规模镇压所激怒的克鲁普斯卡娅准备在会上发言，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据安·格·克拉夫琴科 （她是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的亲密同事，早在革命前就认识她了）回忆，克鲁普斯卡娅很想出席代表大会并很想讲一讲斯大林制度对革命成果产生的致命影响。但是，有一次她忧郁地说，即便她去参加代表大会，她也不发言。“如果我无意中谈到了那些丑事，他们就会把我赶下台。因为有一次就是这样做的。”克鲁普斯卡娅说的是她在党的十六大上的发言。

据某些人推断，正是惧怕在十八大会议上克鲁普斯卡娅可能作揭露性发言，斯大林才下达了除掉这位倔强的列宁遗孀的密令。

克鲁普斯卡娅也感到自己处境不安全。她被强迫搬出了高尔克村。虽然没有让她从克里姆林宫的住宅搬出去，但即使留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里，她也不像原来那样心里踏实。恐惧感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克里姆林宫也不例外。

当时阿尔汉格尔斯科耶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休养所，许多著名革命家都到那里度假。克鲁普斯卡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经常去那里，在老朋友中间她感到休息得很好。2月23日，星期六，她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里几乎忙碌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才回到家里。这是她的生命中最后一个工作日。

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她过了一夜。从早晨开始，客人们就陆陆续续到来，他们已决定在休息日庆祝克鲁普斯卡娅生辰这富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人们坐下来吃早饭。祝福活动开始了，人们回忆往昔，开玩笑，笑声阵阵。克鲁普斯卡娅情绪很好……早饭后，大家去照相。毫无悲剧结局的预兆。

很快，从莫斯科来的客人都走了。近黄昏时，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感到不舒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由于疼痛很厉害她不时失去知觉。

由于她是突然病倒的，所以就有了她是被害死的流言。除了关于有毒蛋糕的说法以外，还流传一种说法——斯大林送来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毒品实验室经过特殊加工的新鲜麝香草莓。

克鲁普斯卡娅光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她的教育活动是与她的革命活动、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忠实地执行了革命导师列宁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并创造性地进行了工作：用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论证了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目的，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运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来改造当时的旧学校，变读书学校为劳动学校，这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是十分必要的，在反对旧学校闭门读书、呆读死记的陋习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另外，她系统阐述了集体主义教育思想，对综合技术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对学前教育、少先队教育、校外教育等重大问题都有论及，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克鲁普斯卡娅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所做出的不朽贡献永载历史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