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三朝记》虽然成书很早，但在历史上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几乎同一时代成书的《大戴礼记》和《礼记》在地位上出现了分化。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礼记》作注之后，使该书地位扶摇直上，逐渐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被立于学官，在唐代又进一步升为经学。与之同时，从晋代以来又盛传“小戴删大戴”之说，《大戴礼记》的地位又被进一步降低。清代考据学大兴，清代学者们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严密的考证，指出“小戴删大戴”之说不成立，使它重新得到重视，研究者逐渐增多，研究专著也开始出现。

宋代的王应麟认定《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七篇即是已亡佚的《孔子三朝记》。清代的王聘珍、孔广森等人以及现当代的章太炎、黄怀信等人均认同王应麟的“七篇说”。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篇说”和“五篇说”，颜师古则认为《大戴礼记》中有其一篇，章学诚认同这一说法；而清人王昶认为《大戴礼记》中有五篇。笔者认为“一篇说”和“五篇说”缺乏有力的论据，应以“七篇说”为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