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康有为对西学认识的逐渐加深，尤其在甲午战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加剧，中国人民灭临着亡国灭种的命运，康有为和其弟子便决定把这种大同思想广为传播，并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武器。《孔子改制考》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康有为在序中开门见山地宣称：“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为读其遗言，渊渊然思，凄凄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见太平之泽，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我中国……不得见太平之治，被大同之乐者，何哉？”

在千余言的序文中，有为提到“太平之治，大同乐”达八、九次之多，后人往往认为《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变法改制张本”的著作，却忽略了它同时也是一部张扬大同思想的宣言。在这部书中，康有为把孔子极力描写为一个力主改革的圣人，把大同思想说成是孔子教义的最高境界，只是由于“新歆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篡乱”，才使孔子地位降低，“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然不明，郁而不发。”

同时，为了宣扬大同思想，康有为对当时统治地位的朱熹思想也进行大胆的讥讽。他在序言中说朱熹“多言义而寡言人，知省身寡过而少极民患”，实际上是指责程朱理学只注重宣传纲常教义，束缚人们的手脚，禁锢人们的头脑，而不注意解决实际问题，把人们从现实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们“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因此，认为朱熹的言论，实际是偏安之论，而康及其弟子就是要拨开云雾见日，使大同思想重现于世。

《孔子改制考》的序言集中表达了康作书的目的，用大同社会代替封建专制统治，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挑战，振聋发聩。

其次，在书中，康有为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表现了民主自立的思想。康有为认为，人类大同理想要到遥远的太平盛世才能实现，“方今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然而，康有为并不是消极地等待大同之世，而是主张积极争取。

例如，第十二卷《孔子论制法尧舜文王考》中，康有为认为孔子改制只是效法尧舜，原因在于“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然其恶乎夺而重仁让”。所以有了禅让制，他非常推崇这种盛德，“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并进而引申说：“春秋，诗皆言君主，惟尧典特发民主义，自钦若昊天后，即舍嗣而巽位，或四岳共和，或师锡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辟四门以开议院，……故尧典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臣制，莫过于此。”康有为托古喻今，与他选“议郎”，开议院的论说相照应。

另外还有许多文章热情地称颂民权，认为百姓应该有“自主自立之权”。第八卷《孔子为制法之五考说：“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主，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又说：“一画贯三才谓之王，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以势力把持其民谓之霸……。夫王不王，专视民之聚散与向背名之，非谓其黄屋左，威权无上也。》康有为完全用人心向背来解释王权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来批判封建的君主专权。

不仅如此，文中有不少篇章直接批评中国延续的封建君主专制。第十七卷《儒政诸子考》中说：“孟子、荀子都认为桀纣非君，汤武非弑，其道理在于：“为民贼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他甚至由此引申开来，把陈涉起兵反秦看作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一种举动“见秦王无道，人人皆得而诛之，而陈涉，项羽首先亡秦，可以代秦，是亦一汤、武也。”康有为在此把农民起义的领袖和历来被推崇为圣人的汤武相提并论，确实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论调，表现了他鲜明的阶级感情。

由以上的综述中可以看出，《孔子改制考》言民权、倡大同。是康有为假托孔子的名义来实行变法的一个理论基础。他以封建统治阶级最尊崇的权威孔夫子来打击政治上守旧的顽固派，以减少新法推行中的阻力。

但是，事情并非像有为预想的那样，《孔子改制考》一刊登，在封建士大夫的各个阶层中间都掀起了轩然大波。顽固派视民主大同如洪水猛兽，指责它是邪说，他们认为“孔子之制在三纲五常，而亦尧舜以来相传之治道也。”指责康有为伪典籍灭圣经，托古论制而乱法律，主张民权，目无君上，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要求清政府严惩。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观点大体相同，张之洞见到刊出《孔子改制考》后，十分恼怒，在《劝学篇》中予以反驳。洋务派认为，君臣之义“与天无极”，而《孔子改制考》却完全抛弃三纲五常，鼓吹民权。洋务派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康有为的观点。张之洞指责他有菲薄名教之心，批评他“忘亲”、“忘圣”，“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

不仅如此，原来与维新关系极为密切的帝党官僚也开始改变对康有为的看法，翁同龢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四月）初十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孔子改制考》知之。’”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改制考》的刊出在当时的思想界确实影响很大。康有为本来是想借孔子改制的理论为他的变法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基础，唤起民众的注意，以转换人心。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民主大同理论树立得太高，曲高和寡，不但一般士子难以接受，还引起了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不满。是康有为有关孔子改制的考证，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很不严密，这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朱一新在政治上不满慈禧的专权，他在学术上指出康有为的不严谨，说：“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正人心而人心转惑。”很明白，《孔子改制考》，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给人可以攻击的口实。刚毅、徐桐等顽固派因此书对维新派愈加怨恨，即使原先同情变法的官吏也因此书而生疑忌之心。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上书给光绪皇帝，请求严禁这种悖论之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揭露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言春秋即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无论孔子至圣，断无此僭乱之心，即使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孙认为，正当朝廷宣告维新，百废更张之时，康有为却要“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这样，必然“导天下于乱”因此，他请求皇上明降谕旨，将康有为书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亟令删除，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

更有甚者，原来与维新派过往甚密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上书说：“其徒松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器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呈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因此，他要求皇帝“饬下康有为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认为这样既可“以正误息事”，又能使其“平日从游之徒不致味味然守成说误宇于歧趋”。另外，百日维新期间还有御史文悌，礼部尚书许应?癸等人均曾攻击过康有为的民权学说。

但是，我们知道，《孔子改制考》并未被光绪帝下令禁毁，而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被禁的，光绪未被一系列的弹劾说动，这其中是有原委的。

根据一系列的资料证明，康有为所进呈给光绪皇帝的《孔子改制考》与刊本有所不同，其中有很是经过了一番大大改缮的，《孔子改制考》写本与戊戌五月初一日（6月19日）递交总理衙门，五月初四日（6月22日）再由总理衙门进呈光绪帝。

戊戌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维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告了酝酿多年的变法高潮的到来，二十八日（6月16日），又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方略。两天之后，康有为又将《孔子改制考》一书加以修改缮写呈给光绪，而当时，此书已经有了刊本，康有为此举实在很令人费解，对比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进呈本和刊本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进呈本在一定程度上磨灭了大同思想的精神。前文我们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已有论述，不再多言。而在进呈本中，康有为将戊戌正月所作序言中有关大同思想的论述全部删去，而写了一篇旨意相反的序言，把写此书的目的称为“尊圣扶教，防遏横流”，强调“释老词章之举行，至使天下不知尊圣，不知亲圣，异教横流……则我君臣父子之道将此将湮，岂不畏哉？””显然，这里的大同思想已被冲谈了许多。

其次，进呈本的主旨是宣扬以孔教抢救世变的思想。

康有为认为，要在政治上推行新法，振兴民族，必须用孔教来统一人心，认为孔子的教义和他的哲学思想最适合中国的国情，他说：“天哀大地生人之多艰，乃降圣人而极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民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示。”而他这里所讲的圣人，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尊奉了几千年的孔子。而进呈本的孔子是一个典型的君权维护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惧，作六经而大义明，传之其徒，行之天下，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仁恕忠爱之道，不然则民如标枝，人如野鹿，贼心乱性，悍鸷狠愚。”若孔子的教义深入人心，那么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皇上可以“晏安无为”，“垂裳而治之”。在这里，孔教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灵丹妙药，成了国家的顶梁大柱。

显然，康有为已把孔教的传播，当成推行新法，挽救世变的根本大计。他以，他进呈《孔子改制考》并作了大幅度的改动，以称光绪之心，求得信任和支持。事情正如康有为所料，他的刊本《孔子改制考》大受攻击，而因为他事先有改过的进呈本交给光绪，所以，他的书也因此被保存下来。

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不用说康有为，连光绪皇帝也是自身难保，《孔子改制考》也和它的作者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被清政府禁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