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3-28 19:30
孙五川（1923年8月4日-2019年9月2日），笔名孙继泉、东方杲、武川等。生于束鹿县天宫村；1938年9月参加束鹿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同年10月入党。曾任新闻出版局局长（正局级），享受副市长级医疗待遇。
1938年9月，参加束鹿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同年10月入党。
抗战时期，先后任束鹿县、束冀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干事、部长、主任，县抗联代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中十一专区青联会主任、地委（石家庄战役）战委会秘书，藁城县政府教育科长，《冀中导报》编辑等。
建国后，先后任《天津日报》社编辑、编辑组长、总编室副主任、编委，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处长，天津人民出版社党总支书记、天津文化局党委委员、天津市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天津市出版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天津市第九届人大代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天津市书刊编辑学会会长、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等。现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版协老出版工作者委员会委员、中国编辑学会顾问等。
1948年秋，孙五川由《冀中导报》的通讯员成为报社的编辑，开始了漫长的新闻出版编辑生涯。
1949年1月16日，孙五川随军进入天津，便立即投入1月17日创刊《天津日报》的编辑工作。
1950年1月，孙五川接任读者来信组组长，他将组内又分为几个小组，建立了严密的来信登记、答复、转递、催办、结案等制度，做到了件件有着落。同时，还选择重要的、有典型意义的来信，在读者来信专栏发表，或在“内部情况”上刊登。许多重要信件的发表，引起了市领导同志的重视和社会上的强烈反响。
1953年，孙五川参加编委会，并任总编办公室副主任。
1956年9月，孙五川调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任时事报刊处外长。在此期间，曾组织力量搜集天津报纸史料，并打印成册（可惜在“文革”中散失）。
1959年1月，他调到天津人民出版社任总支书记、副社长，主管编辑工作。“文革”中受迫害，曾先后到工厂、干校劳动。
1972年回社后从事出版工作，曾任出版科长、出版部主任；
1979年春，孙五川参加筹备建立市出版局工作。同年4月，市委任命他为天津市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直到
1985年9月底，孙五川任职期间，（在天津的出版事业）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和独自的特色， 天津的出版事业获得了迅速、健康的发展。1978年出书457种，总印数7367万册；1980年514种，总印数9282万册；1982年1071种，总印数26797种；1985年1391种，总印数26072万册。经济效益1985年是1978年的11倍。
孙五川自幼喜爱读书，就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仍抓紧时间和机会尽量多看一些书。解放战争时期，他开始写一些东西给报社投稿。
1985年10月，他退居二线，担任了天津出版家协会主席、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政协委员，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多项职务。几年来，他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出版理论的建设上，主持了4届出版系统理论研讨会，他自己也动手写了许多指导出版工作的理论文章及其他评论文章等80余篇30余万字。其中《决定出版事业发展的若干因素》获首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撰写杂文、散文、图书评论等70余篇，19万余字，其中《五十年祭》获天津市纪念建党70周年文学征文优秀作品奖。同时，他还先后主编参编了《天津出版史料》（8辑）、《出版科研论文集》（4部）、《津门胜迹》、《征途回首》（4集）、《董东文集》、《束冀县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天津市志·出版志》等20余部，总计约500万字。他的文章还分别被编入《跬步集》、《珍藏集》、《中国图书情报工作文库》、《论编辑和编辑工作》、《中国现代出版优良传统研究》、《出版科学论丛》、《冀中报刊史料集》、《朝花依旧》等书。1988年被聘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92、1996年当选为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1995年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聘为老出版工作者协会委员等。1995年被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先进离休干部称号。专业技术聘称为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