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

1940年春任鲁西行署主任。

1941年2月任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3月兼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

1942年4月率部投降日伪，6月任伪第2方面军总司令，8月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1月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

抗战胜利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任新编第2路军总司令。

1946年任国防部暂编第5纵队司令。

1947年任暂编第25师师长。

1948年任第1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107军军长，同年11月13日在淮海战役中于江苏雎宁率部投诚。后自告奋勇前去劝说刘汝明起义，到达蚌埠后，刘汝明责备孙良诚投共，孙出卖了陪同前往的周镐、王清瀚和正在南京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谢庆云，致使三人惨遭杀害。

孙良诚不久到了南京，后移居上海。上海解放后，孙良诚被捕，1951年5月10日病死狱中（一说1952年3月6日死亡）。

孙良诚是日本侵占我国时期华北著名的伪军头目，曾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主任、苏北绥靖主任等职。在他担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期间，我曾当过他的参议，后来还兼任了他的第五军（军长王清瀚）驻汴办事处处长，因此对他的投敌经过及其内部情况知道一些。兹就记忆所及，叙述如下。

孙良诚的“家底”

孙良诚原系西北军的一个悍将，所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

七七事变发生后，华北地区大部沦陷，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敌后的抗敌斗争。蒋介石为了抵制八路军，遂利用一些失意军人，给予各色各样名义，指使他们在华北招兵买马，抢占地盘。1939年蒋介石委鹿钟麟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委石友三为副长官兼察哈尔省主席。鹿钟麟设司令长官部于南宫、冀县一带，委孙良诚为冀察游击总指挥。因为孙是只身前来没有军队，鹿又把驻在冀州的民军第二路赵云祥部编为游击第一纵队，拨归孙良诚指挥。

当汉奸的来龙去脉

石友三、石友信因当汉奸被杀后。孙良诚惶恐忧惧，深感前途渺茫。石友三的参谋长王清瀚素有“小诸葛”之称，在西北军也当过孙的参谋长，两人交情颇好，孙乃决今后之计于王。王说：“你是鲁西行署主任，自有处所。今后之事，合则留，不合则去耳。现在军心大乱，迫切问题是如何安定军心，如何处理善后；也就是谁当总司令，谁当军长，谁当师长的问题。高当总司令是势所必然，至于军长、师长，不论就公就私，或者就资格，你我都应该各有一份。你可以先回临黄集行署，等我试探试探各方口气后，再作计划。”王清瀚又说；“我们还要乘机给赵云祥部讨一个师的番号，以便增加饷弹。”

不久高树勋随带一团骑兵来到临黄集，孙误认来意不善，令其部下严加防备。孙、高见面后，高首先向孙解释杀石系奉蒋介石之令，且为臧伯风等所逼；并说拟保举孙为六十九军军长，王清瀚兼第四旅旅长，给赵云祥讨个师长番号，希望孙帮助安定人心。孙以高所谈一切符合自己心意，即表示同意。高树勋回到柳下屯防地后，即召集新八军副军长工殿富、参谋长朱蕴斋、师长马伯彦、六十九军参谋长王清瀚、总参议毕泽宇、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师长米文和及张雨亭等开会，商议善后问题。大家一致表示拥戴高树勋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为六十九军军长。王清瀚、赵云祥之事，大家也表示同意。于是即以两军高级将领名义电请蒋介石核批。蒋介石复电，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毕泽宇任六十九军军长并代察哈尔省主席，赵云祥及王清瀚的职位都一一照准。六十九军军长一职，高树勋原说保举孙良诚，但在电请时，毕泽宇等人以偷梁换柱之法，将孙良诚的名字改为毕泽宇，所以蒋复电是毕泽宇。孙良诚大失所望，非常气忿，认为高树勋对他玩手段，遂与决绝，率领赵云祥等部奔赴山东定陶大陈楼一带。

石友三的手枪团团长宋荣馨，石友信师的团长段海洲，原系二石亲信，觉得久处高树勋之下必遭暗算，乃相率向王清瀚表示愿听王的指挥。王清瀚久欲掌握队伍，抓着这个机会，便领着宋荣馨、段海洲两部脱离高树勋，前往定陶与孙良诚会合。由于宋、段两部由王清瀚率领归附孙良诚，孙良诚的势力大增。但不久也出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孙虽然可以用鲁西行署的名义就地征发粮饷，但僧多粥少，供应日渐不给，而枪支弹药更无着落，所以仍是困坐愁城，一筹莫展。恰于此时，汤恩伯又以苏鲁豫皖四省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名义，派李仙洲到山东聊城设立重建区行政公署，并派韩多峰接替孙良诚的鲁西行署主任职务。孙本来是粗野的军阀，处此境遇便觉已是日暮途穷。

1942年春，孙良诚和赵云祥、王清瀚、参谋长傅二虞等一起商量出路。王清瀚当时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与高树勋言归于好，重新投入高部；中策是与八路军结成朋友，从八路军那里取得支援；下策是投日伪，徐图出路。赵云祥认为：由于高用欺骗手段，我们一怒而与之决裂，隔阂日深，决无重新合作之理；与八路军不断冲突，不愿再去投靠；所以只有投靠日伪之路可走，这样可以保存实力，扩大实力，以便为将来另谋出路。傅二虞则表示：只能在中上策中选择，决不能投降日伪，遗臭万年。孙良诚见三人意见不一致，最后说：“人不要我，焉能强求，就是当义勇军也不愁没饭吃，大家慎重考虑一下再说。”

会后，赵云祥觉得王清瀚只笼统地提出三策，并未讲明自己意见。不知他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便独自找王清瀚探问底细，说：“现在是面临难关，你我与孙老总谊同生死，请说出心里话，我俩共同商量。如果可行，我决全力支持。”王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就是暂投日伪，扩大实力。我之所以没有明白说出，是因为孙老总是一个勇而少谋、谋而不决之人。民国18年时，孙老总本有弃冯投蒋之谋，当时就商于我。我说，韩、石叛冯，人人责骂，我们决不能步其后尘，复为不义。孙老总却说，蒋是中央，冯是个人，停战言和，效顺中央，焉得为叛。我因为执拗不过他，便叫秘书长王丹仙草拟投蒋通电。王将电稿拟好后，孙却不肯亲自签发，而要我代签。率部投敌之事，岂同儿戏，我当然拒绝。因此，他徘徊犹豫，未能径行其谋。此事当时甚密，后来人皆知之，我为此常提心吊胆。由此可以看出孙老总决非富贵不能淫之人，不过既想吃肉，又怕闻腥耳。只要木已成舟，他就会跟着下水。”王又说：“你我与孙老总虽然都有深情厚谊，但也有所不同，我仅只是个幕僚，你则由当兵直至师长，可以说是股肱之亲。因此，此事最好由你出面，我从幕后支持。”赵云祥对于王清瀚的这席话深表同意，于是王清瀚又接着提出了具体办法。他说：“曹县县长郭念基和参议谢天祥，都是孙老总的心腹之人（二人都是跟孙良诚当兵出身，郭当过孙的传令队队长，谢当过孙的军需官），可以与之计议，请他们担任奔走活动之责。第一步先到开封见伪绥靖主任刘郁芬，然后通过刘郁芬与南京汪伪政府接洽。我们的条件是：孙当方面军总司令，下编两个军五个师。只要南京同意，兵权完全掌握在咱二人之手，孙如扭扭捏捏，你就先发通电，我立即拥护，他也就会顺水推舟。”

此时，王清瀚部与孙良诚总部一起驻在定陶，赵云祥部驻在曹县。赵返曹县防地后，即依计行事，派郭念基、谢天祥前往开封见刘郁芬。刘郁芬派参议宋若愚持其介绍信同郭、谢前去南京往见汪伪政府参谋总长鲍文樾。鲍表示完全同意赵云祥、王清瀚所提条件，并且指定由刘郁芬负责与孙良诚商议办理。郭、谢回曹县向赵云祥报告后，赵即令郭、谢偕同宋若愚持刘郁芬信往见孙良诚，向孙报告他们与南京汪伪政府接洽情形。孙说：“刘郁芬是我的老长官，见面谈谈是可以的，但须秘密。”1942年5月间一个黄昏，刘郁芬与孙良诚会面于归德以北30里之李楼。孙表示当伪军是不名誉的，不仅必须换得军队番号，而且必须换得地盘。刘说：“番号地盘皆不成问题。如无相当地盘，我情愿将开封绥靖主任相让。”孙说：“我并非想夺你的地盘，只不过说明我们不能贱卖而已。”

赵云祥等见孙良诚讨价还价，已是半推半就，抓紧时机着着进逼，使郭念基、谢天祥催促孙良诚发表通电。孙却假意拒绝说：“傅参谋长屡次说，当汉奸不仅无面目见百姓，也无面目见部下。我认为参谋长的话是对的。”郭、谢则说：“你不发表通电，赵云祥等人会单独行动，自己通电就职。”孙说：“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干涉不了。”谢将孙的情况向赵云祥报告后，赵云祥决定自行通电先就伪军第四军军长职。但他感到当汉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的确难以启齿，于是想出一个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办法。他派郭念基、谢天祥到归德与张岚峰及其顾问松室孝良联系，要求派遣日伪军对其部下包围威胁。张岚峰、松室孝良如赵所请，即派大批日伪军将赵云祥部驻地曹县一带村庄团团包围，高喊“缴枪不打，赶快投降”。时在凌晨，赵部官兵尚未起床，变起突然，仓皇失措。

赵云祥一面命令各营严守阵地，不准打枪。一面召集旅团长开会。旅团长因为莫名其妙，默默无言，只说唯师长之命是听。赵说：“打则同归于尽，降则还能保存实力，徐图良策。”赵见大家无异议，便命令将早已准备好的汪记党旗，按规定的暗号向日伪军挥舞，日伪军当即撤走，赵云祥亦于当日通电投降日伪。赵云祥降敌之次日，王清瀚率部离开孙良诚由定陶赶到曹县与赵云祥汇合。孙良诚此时已经是一个光杆，便连夜赶到曹县，对赵云祥、王清瀚说：“你们这样干，叫我怎办？”赵云祥说：“你也通电就职就是了。”正如王清瀚所说，孙良诚并非富贵不能淫的家伙，只要木已成舟，他就会跟着下水，果然孙就通电就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职。孙良诚发出投敌通电后。赵云祥对他说：“想吃肉就不要怕有腥气，我们拥护你当了总司令，你应该高兴。这样不仅可以保存实力，并且可以乘机扩张实力。笑骂暂且由人笑骂，只要将来走向光明，依然名利双收，这叫曲线救国嘛。”这是当时许多汉奸的普遍论调。

孙等投敌后，引起了部下许多有血性的官兵的痛恨。参谋长傅二虞首先将于飞游击大队拉走，接着团长段海洲，孙兴斋等也率部离开了孙良诚。后来在随孙投敌的广大官兵中还流行着这样一首表示痛心的顺口溜：“抗战五年多，和平二年半，什么都不落，落个当汉奸。自觉低一头，更怕熟人见；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

1942年6月，南京伪政权派其参谋总长鲍文樾携带大批委任状和慰劳品，到定陶、曹县一带点编孙良诚伪军。点编后，孙部的编制番号如下：孙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参谋长甄纪印，总参议郭念基。辖第四、第五两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第五军军长王清瀚。第四军辖三十八、三十九两师，三十八师师长潘自明，三十九师师长戴心宽。第五军辖四十、四十一两师，四十师师长王和民，四十一师师长宋荣馨。另外总司令部还直辖着一个三十七师和一个特务团、一个教导团。直辖三十七师师长是孙玉田。以上各部，共计三万多人。不久，伪开封绥署主任刘郁芬调职，即以孙良诚继任。至此，孙良诚等人以汉奸代价所换来的两件大事（地盘、地位）完全实现。于是以谢天祥为该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常驻南京，部队分驻山东定陶、曹县及河南濮阳、东明与考城一带。孙本人则率领总部八大处和特务团到开封就伪绥署主任职。孙到开封后又委派谷大江为伪绥署参谋长，委派乜廷宾为伪绥署卫队团团长，派总参议郭念基为杞县地区指挥官，派兵分驻通许、杞县一带，直接与人民为敌。

脚踏两只船

孙良诚当了开封伪绥署主任后，所属各部多在开封设立办事处。第五军军长王清瀚因为我和他过去有旧交情，即派我任第五军驻汴办事处处长。临去开封之前，我和王清瀚曾密谈许久。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他嘱咐我到开封后，注意这个问题。

1943年元月，国民党苏鲁豫皖四省党政分会副官长朱启明，从界首到开封秘密接家眷。朱与我曾在石友三部同过事，便向我打听伪军情况。我为之介绍了王清瀚的“反正”意图。4月间，国民党苏鲁豫皖四省党政分会派来了策反专员于梯航，我即电请王清瀚到开封与于梯航当面谈判。谈判结果，于表示条件不成问题，王亦表示俟机而动。以后于梯航又来开封一次，并决定由国民党指派队伍前来迎王等。谁知王清瀚与于梯航联系谈判的本意，只是脚踏两只船，并未告知孙良诚与赵云祥，亦未告知他的部下。因此当国民党四省党政分会派迎接他们的李品仙部接近他们时，官兵误以为前来袭击，当即向李品仙部开火，“反正”之事遂成泡影。为此，我对王清瀚深为不满，王以后对我也颇为冷淡。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敌后苏北地区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这时力量更加壮大，南京汪伪政权深受威胁。汪伪政权认为孙良诚部是伪军中比较有战斗力的，遂调驻扬州、泰州、南通一带，改任孙良诚为伪苏北绥靖主任。伪绥署下设政务厅，政务厅辖民、财、建、教四大处，管理苏北13县的行政事宜。伪绥署驻扬州，直属部队分驻扬州、泰州一带。第四军赵云祥部驻防盐城。第五军王清瀚部驻防阜宁、高邮。当他们由河南向苏北移防时，孙曾邀我同往，去担任伪苏北绥署建设处处长。我因为王清瀚上次失信，彼此之间已有芥蒂，故乘机脱离，留居开封。

抗战胜利之后

1945年5月下旬，八路军方面派周镐（字道隆）等自河北邯郸来开封，约我共同说服孙良诚向人民投诚。我们到扬州后与孙良诚、赵云祥、王清瀚详谈数夜。周等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出路，并提出了投靠人民的三个方案：一是立即宣布起义，二是待机起义，三是先交朋友。由于孙等只知个人升官发财，不顾民族利益，所以对党争取他们共同抗日、立功赎罪的政策仍存观望态度。为了民族利益，周镐留在孙的总部继续进行争取工作；后又派去一位朱振山，驻在王清瀚的军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孙良诚在扬州接受蒋介石委任的先遣军司令，抗拒新四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被迫在盐城起义后携款外逃。王和民附蒋反人民，在高邮被解决。

1946年元月间，国民党派一○八军到扬州接防，认为利用孙良诚目的已达到，即着手吞并，令孙率部移驻滁州听候点编。这时孙部仅余总部直属部队和王清瀚的第五军余部，到滁州后，蒋派白崇禧点验，将其部缩编为第五纵队。1947年孙部调驻寿州，又缩编为第一保安纵队。1948年孙部调驻宿迁、睢宁，又改编为四个团的暂二十五师。

1948年11月，蒋介石抽调大批军队集中徐州，妄图与解放军决战，又升任孙良诚为一○七军军长，令率所部到徐州集中。这时，留在孙、王两处的周镐和朱振山认为时机迫切，不能再事迁就，向孙、王提出两点建议：一、立即通电起义，将部队开赴解放区休息整顿；二、原地不动。孙、王不听周、朱劝告，率部向徐州开拔，行抵阜宁城西20余里之邢家围子，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被迫放下武器。孙、王放下武器后，解放军对之极为优待。这时刘汝明部驻在津浦线上的蚌埠，为了争取刘汝明投靠人民，孙、王愿意做劝降工作。当由周镐陪同孙、王前往蚌埠与刘汝明接洽。孙、刘见面后，刘严厉责问孙为什么投降共产党，孙把责任完全推到王清瀚身上。刘汝明将王清瀚和周镐解送南京，蒋介石下令将王、周杀害。不久，孙良诚去南京，后移居上海，上海解放时被俘，1951年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