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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钦善，偶用笔名闻贤，男，1934年3月出生于烟台市，祖籍山东乳山，汉族。
先后在烟台养正小学、青岛复真小学、青岛礼贤中学、山东省立青岛第一中学就读。195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0年7月本科毕业，继续攻读同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1963年3月研究生毕业，留本系任教至今。历任助教、讲师，1985年晋升副教授，1988年晋升教授，1990年起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2002年退休，继续承担本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课程。2004年被学校返聘，参加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工作，任《儒藏》总编纂（四人之一）及古典文献学儒家思想与典籍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2007年被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杂志和21世纪人才报等联合完成的《2007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研究报告》遴选入建国以来首届“505位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名单”。2008年第二届名单（经过再次遴选、调整）继续入选。
《近代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关汉卿戏剧集》（合作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高适岑参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近代爱国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
《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论语〉〈孟子〉》（合著，本人撰写《论语》部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本书入选“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
本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正平版《论语集解》校点（收入《儒藏》10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校点（收入《儒藏》28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本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论语本解》，三联书店，2009年
《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本书对高适诗文作了考证编年对集外诗文作了钩稽补遗，对伪诗作了考辨剔抉。在考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确定底本与校本，并首次利用敦煌残卷对高集作了校勘，是正颇多，被钱玄《校勘学》一书列为民国以来“利用新资料进行校勘，而成为目前比较完善的校本的”10例之一。注释亦切实有据，多有发明。所附《高适年谱》《高适集版本考》创获亦多。
《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
本书集中个人多年讲授和研究《论语》的成果，对《论语》全书作了注释和今译。在注释上除了注明生僻字词及人物、史实、典制、名物等具体内容之外，还多方取证，据以分析思想内容，力求做到训诂、考证和义理辨析相结合，尤其在运用材料互证，特别是以《论语》前后互证的方法，以求在准确阐明孔子思想方面做出了成绩，在古代思想著作的整理、研究方面作了新的探索。
《龚自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本书精选龚自珍诗、文、词的代表作，逐篇说明写作时间、背景，简释思想、艺术，并对篇中难词、名物、制度、地理、典故及有关人物、史实作了详细注释，多有考证成果。对龚自珍作品中习用的隐喻、曲笔，则综考有关篇什，参验核证，加以揭示，力求避免龚作解释中索隐一派刻意求新、牵强附会的倾向。本书兼顾提高与普及的需要，集中了个人30余年研究龚自珍的心得，被视为龚自珍研究的新成果，因此初版不久，1993年即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颇具影响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再版。2004年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龚自珍选集》为名收入《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丛书出版。
《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
本书为中国古文献学史开创之作，对先秦至“五四”上下几千年的古文献学史作了全面的总结。全书近百万字，按历史分期，以重要的古文献学家及其著作为纲，以古文献学的成果、方法和理论为目，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经纬分明，史论兼备。全书论及重要专题三十余个，有代表性的古文献学家上百人，对于古文献学及古文献学史均有建树，出版不久即在海内外得到积极反响。1995年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论语本解》，三联书店，2009年
本书参考前人的积极成果，在个人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语言文字的解释与思想义理的辨析相结合，思想义理的辨析与时代背景的考述相结合，尽量对《论语》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进而对孔子和《论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以避免由于主观附会而“诬古人，惑来者”（清代朴学家关于古文献校释的戒语）。全书包括注译和附论两部分。注译以拙著《论语注译》为基础，进一步作了补充、修订。“附论”属于宏观专题分析论述的部分，对于思想类著作的阐释尤其不可或缺，以达到与“注译”部分密切配合、互相参照的目的。内容包括：《孔子的时代和生平》《〈论语〉的成书流传和整理》《〈论语〉及孔子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论语〉的语言价值和文学价值》《〈春秋〉及三传中有关孔子和〈论语〉史料的文献价值》。
《全宋诗》（合作主编并撰整理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
《儒藏》【精华编】（合作总编纂并撰整理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关于贾谊〈新书〉真伪问题的探索》（执笔）《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62年第5期
《贾谊〈过秦论〉分篇考》 《文史》第3辑 1963年
《论高适和岑参的诗》（合撰）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63年第5期
《高适年谱》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63年第6期
《戴震与古籍整理》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1期
《〈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 《文献》第2辑 1980年
《古代校勘学概述》 《文献》第8、9辑 1981年
《试论龚自珍的诗》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5期
《高适集版本考》 《文献》第11辑 1982年
《顾炎武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 《学林漫录》六集1982年
《顾炎武的〈日知录〉》 《文史知识》1982年第1期
《古代辨伪学概述》 《文献》第14、15、16辑 1983年
《高适年谱诸疑考辨》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4期
《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 《文献》第17辑 1984年
《清代考据家兼思想家戴震》 《文史知识》1984年第2期
《刺向腐朽的利剑－谈龚自珍的三首讽刺诗》 《阅读与欣赏》1984
《滚动在心底的风雷－读龚自珍诗〈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 《阅读与欣赏》古典文学部分（九）1984年
《汉代的经今古文学》 《文献》1985年第2期
《汉代的纬学和纬书》 《文献》1985年第4期
《王充与辨伪》 《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我国古文献学的开拓者孔子》 《古籍整理与研究》创刊号1986 年
《论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 《中国文化与哲学》1987年号
《颜之推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 《古籍研究》第5期 1987年
《方以智与古文献学》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5期
《朱熹与古文献学》 《古籍整理与研究》第3期 1988年
《论〈文选〉的李善注和五臣注》 《〈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
《刘知几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 《文献》1988年第4期
《王念孙王引之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 《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期 1988年
《高适〈燕歌行〉》 《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上）1988年
《姚际恒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 香港《中华国学》创刊号 1989年
《试论龚自珍的古文献学思想和成就》 《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1集 1989年
《章学诚的古文献学思想和成就》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5期
《〈水经注〉的历史地理考证成就》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辑
《董仲舒与古文献学－兼谈经今文学在古文献学上的特点》 《学林漫录》第十三集 1991
《汉末魏晋时期〈汉书〉注家考略》 《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1991年
《论王守仁的古文献学思想》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2期
《从古文献学看宋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 《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
《论龚自珍诗文的讽刺艺术》 台湾《中国国学》第21期 1993年
《关于中国古代文献与古文献学史》 《社科纵横》1994年第1期
《论孔子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 1995·12
《宋诗整理随札记》 《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八集） 1997·8
《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 《海峡两岸古籍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
《〈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前言》 中华书局《四部要籍注疏丛刊》1998·12
《〈全宋诗〉后记》 《全宋诗》第72册 1998·12
《龚自珍》 《中华文明之光》（论文版）第三辑 1999·1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文史知识》 1999·1
《论传统义理之学》 《98’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 1999·7
《〈论语〉的成书流传和整理》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1） 1999·12
《李珍华教授的〈王昌龄研究〉》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 2001·4
《也谈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中山大学）2002·6
《关于宋代学术文化研究的一点思考》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学中心集刊》（3） 2002
《清代训诂学对“因声求义”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学中心集刊》（4）2004
《关于清代考据学》 《炎黄文化研究》（1）2004年
《清代考据学的分期与派别》 《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
《古文献学及其意义与展望》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
《清代版本学的成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学中心集刊》（5）2005年
《〈春秋〉三传中有关孔子史料的文献价值》《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学中心集刊》（5）2005年
《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江西社会科学》2006（8）
《立足现代 编好〈儒藏〉》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2006（2）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校勘指瑕》 《文献》2007年第二期
《〈儒藏〉编纂学术谈》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 2009·1
《加强古文献学的研究，提高古籍整理的水平》《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1（2）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89
《永远值得留恋的地方》 《文明的沃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北大与“整理国故”》 《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抓关键课题，促研究所建设》 《北京大学文科通讯》第3期1999
校勘学
古代汉语
古籍目录学概要
古文献学概要
《论语》专书
中国古文献学史
清代考据学
古文献学与古代文史研究
《全宋诗》 主持人 全国高校古委会重大项目 已完成
清代考据学研究 个人项目 取得研究中心经费资助
《儒藏》编纂工程 教育部重大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本人为总编纂之一
《中国古文献学史》获1995年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主持并主编之《全宋诗》获多次大奖（本书在陆续出版过程中，已先后获得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4）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1996）等五项奖励；全书出齐后，又获第四届中国古籍图书奖（1999）），最高奖项为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最高荣誉奖（1999）。
与孙钦善、温儒敏谈《全宋诗》
记者：据我所知，《全唐诗》的修纂始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四月，成于四十五年十月，前后不足两年。而今天，《全宋诗》的编纂却比《全唐诗》多用了整整10年时间，这是否意味着《全宋诗》的编纂难度远远超过《全唐诗》？
孙钦善：是的，《全宋诗》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来古籍整理难度最大、最具规模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史、文学史研究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全宋诗》全书收录诗人9000余人，字数近4000万，家数林立，流派纷呈。与《全唐诗》相比，诗人数量相当于《全唐诗》的4倍，篇幅字数相当于12倍。而且《全唐诗》的编纂有明胡震亨《唐音统签》、
清季振宜《唐诗》作基础，《全宋诗》则绝少依傍。尽管前人也编过不少宋诗总集，但多为选本，而我们在总结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材料，认真选取底本和校本，同时制定了《全宋诗》自己的体例，诸如按作者生平时代统一编次、小传随文标注史料来源、校勘说明版本依据异文情况并交代取舍理由、辑佚详注出处、辨伪列“存目”及“附录”等等，都具有开创性，从而确保了《全宋诗》成果的学术质量和价值。 《全宋诗》的编纂涵盖了古文献学科的丰富内涵，从传世宋人诗集的整理看，包括有关版本的调查研究及诗作的校勘、补遗和辨伪，每一方面都存在着复杂的问题；从散佚诗作的辑集看，涉猎文献极为广泛，诗作署名大多用字、号或官称，要查考主名为谁，是否宋人，已极不易，加之古人同姓名的很多，极易张冠李戴，因此搜罗、稽考、删重、去伪的难度很大；从诗人小传的撰写看，要求翔实有据，而原始史料十分复杂，且往往有误，考实的任务也很重。 记者：唐、宋诗歌孰优孰劣自古就有争论，历史上尊唐黜宋的观念曾很长时间占主导地位，随着《全宋诗》的出版，宋诗的全貌得以全面展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宋诗呢？ 孙钦善：刚才我已经谈到，唐诗确实是一个高峰，但不能说是顶峰。正如钱仲联先生所说，唐、宋诗歌是并峙的双峰。宋诗题材广阔，诗歌创作方面也有创新之处。同时，宋诗的大量佳作中，不少是表现民族气节、凝聚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社会感和救国济世的积极愿望。可以说，宋诗在形式、内容、艺术上对唐诗都有所突破。 记者：《全宋诗》的出版历经12年，累计投入近500万元，从文化积累的角度看，它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宏大工程，而对于出版者来说，的确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大手笔，可以说，如果没有出版工作者的鼎力支持，《全宋诗》这样的学术工程不会如此顺利地完成。 温儒敏（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前后12年间，《全宋诗》牵的人力、物力很多，我们矢志不渝地做这件事就是明确地认识到，出版社担负的功能除了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为教学科研服务外，还有文化积累的职责。一个出版部门总要对民族文化有自己的贡献，所以尽管目前这套书很难挣到钱，但我们还是很愿意做这样的大项目。也许100年后，今天的许多书都不存在了，但我想《全宋诗》会流传下去。值得欣慰的是，这套书出版后已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认同，将成为各图书馆的基本藏书。书做出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人一辈子能做成几件事不容易，出版社也是如此。
访《儒藏》总编纂孙钦善
编《儒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访《儒藏》总编纂孙钦善
记者：《儒藏》编纂耗时、耗力，您认为编辑这套书的意义在哪里？
孙钦善：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是十分必要，而且有着重大的意义。
记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涉及儒家思想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哪些书籍可以入选《儒藏》，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孙钦善：的确如此。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典籍非常多。为解决“选择标准”问题，我们编辑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儒藏》精华本，一个是《儒藏》大全本。先做精华本，再做大全本。入选精华本的书目、典籍，一般为公认的儒家经典著作，具体尺度由《儒藏》编纂中心拿捏。而大全版则是希望可以尽其可能的收集一切涉及儒家思想的著作。
《儒藏》精华本计划用七年（2004年至2010年）时间以附有校勘记的繁体竖排标点排印本的形式出版。《儒藏》大全本将再用十年（2010年至2020年）时间以繁体竖排断句排印本的形式出版。
记者：您和汤教授都反复提到“质量是《儒藏》的生命线”，请问如何保证质量？
孙钦善：以前，我们出版的一些儒家经典书籍并非最完美的底本。这次《儒藏》编纂涉及的底本，我们做了重新选择。不少已经在中国失传的古籍，在日本还有完整的保留。所以，这次不少底本在国内都是“全新”的。在编纂《儒藏》过程中自己的感受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选本到把关，都要求质量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