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之路到理论战士

身材魁梧的孙长江看上去很像一个北方大汉，其实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5岁那年，由于家庭的变故，他一个人跟随母亲到泉州生活。母亲是个小学教员，靠微薄的薪水养家并供孙长江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49年9月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孙长江报名参加了解放军，跟随部队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从部队被选调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历史系。谈到自己所学的历史专业，孙长江说，他自幼就不喜欢数学，同时也不喜欢外语，于是就挑选了一个不学外语和数理化的中国史专业。

青年时代的孙长江善于独立思考而且思想解放，1955年，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论谭嗣同》。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劳动。

1973年，孙长江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1974年，他被调到了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的前身），在《教育革命通讯》（《人民教育》的前身）当了一名编辑。当时科教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的秘书李琦，编辑部负责人是龚育之。

1978年初，孙长江被调往中央党校——这块党的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孙长江在中央党校一直工作了五年，1983年夏天，他被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担任哲学教授，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直至离休。

在科教组工作期间，他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毛泽东提出要找一个搞马列主义的中青年学者给冯友兰当助手，协助冯编写《中国哲学史》，这时，与孙长江要好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汤一介列了一个名单，孙长江名列其中。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表示不愿意去，因为他考虑到冯友兰是哲学权威，自己怕难以胜任。最后，只好定下来每周去冯的家中两次。

孙长江说，在他的印象中，冯友兰留着长长的胡子，是一个很有大家风范的学者。接触了一两次，冯友兰就开始喜欢上了他这个有个性的青年助手。

那时的冯友兰被当做资产阶级的白旗，正在写检讨，有一次他把写好的检讨让孙长江提意见，孙长江看了检讨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尊孔派”，他就对冯友兰说：“不要这样写，您怎么能这样说呢？还有比您更大的呢？”冯友兰认为孙长江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接受建议将这句话改为“像我这样一个尊孔派”。

孙长江说，在给冯当助手之前，他作为一个“革命”青年，竟然经常与汤一介一起在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冯友兰的观点，为了使文章有力度，还时常生搬硬套一些马列理论。他说，冯友兰是中国真正的哲学家，与冯友兰的这段交往，使他获益匪浅。

1977年4月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胡耀邦到任后，首先开展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组织揭批“四人帮”；二是组建党校的行政机构和各教研室。这时，在中央党校一直处于赋闲状态的吴江，进入了胡耀邦的视野，在组建教研室时被任命为理论研究主任。

1978年初，吴江找孙长江谈话，提出要调他到中央党校。因为吴江既是孙长江的老师又是老上级，孙长江便欣然同意去了中央党校——这块党的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正是这一次选择，使得他由哲学之路走上了理论之路，成为了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名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