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地医院，孟伟哉的整张脸被包扎得只露出眼睛、嘴巴。“我的皮肤被气浪灼烧，剧烈疼痛，连汗毛都碰不得，但我当时没有叫、没有哭、没掉一滴眼泪，那真是士气高昂呀！”至今，孟伟哉仍清晰记得，在送伤员返回祖国的白色火车上，他仍在烟盒纸上写着诗歌，令护士们很奇怪。

在辽宁省安东（今丹东）市区的某个礼堂里等待中转时，孟伟哉借了旁边一个伤员的小镜子一照，看到他被炸伤的耳朵竟突兀地冲着前方，就像小孩子的手一样大。这时，孟伟哉不禁潸然泪下。此时此刻，他才开始意识到这副容貌将会影响自己未来的生活。来不及多想，他请旁边的伤员帮他重新包扎。“这样耳朵虽然基本复位，但由于包扎得太紧，又有些新的变形，而且留下长期炎症，至今两只耳朵长得也不一样。”孟伟哉指着自己的耳朵继续说：“我父亲为国家牺牲，我为国家负伤，我们两代人没有对不起国家！”

1953年底，20岁的孟伟哉被鉴定为三等乙级伤残，作为荣誉军人回到山西。伤残后，他决心上大学。“既然不能上战场了，我就提高文化，去当个新闻记者，把那些曾和我并肩作战的英雄们记录下来。”

刚入伍时，孟伟哉按照部队的要求写了一篇文章，教导员对他的评价是“粗通文字”。部队里一贯注重战士文化水平的提高，在这种大气候下，好学的孟伟哉更是惜时如金，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朝鲜战争转为阵地战，两军对峙，这使孟伟哉获得了更多时间来学习。他喜欢文学，在部队写通讯，也写诗歌和小说。1953年评军衔前测验文化时，孟伟哉被评定为高中学历。

孟伟哉继续读书的想法得到了部队领导、战友们的支持。拿着山西民政厅的介绍信,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作为高考志愿。

报了名，离高考只剩下25天。从未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孟伟哉暗下决心:“既然要考，就一定要考好。”他向朋友借来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文科教材，开始不分昼夜地苦读。“啃”完这厚厚一摞教材，他又蹲到书店里阅读相关课外书。他以军人的毅力和倔强拼搏着，困了，就用凉水冲头，灌下大杯浓茶来提神。为了保证有充沛的体力，他常常下“馆子”，挑有营养的菜吃。短短25天，他竟把三个月的津贴费“吃”掉了。

天道酬勤。首先开考的语文让孟伟哉信心倍增，有话可说。面对作文题《你为什么要考大学》，他提笔疾书：“我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我的战友们浴血奋战，甚至壮烈牺牲。我不能忘记他们。我要记录英雄，我要写出对后代有用的话，哪怕只有一句……”

1954年8月底，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孟伟哉手里，他高兴极了。他是山西省仅有的两名考入该校中文系的学生之一。入学后的半个月里，孟伟哉仍不断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入学后，他才知道南开中文系在全国只招收了21名学生，他是第21名。入学仅仅几个月，他就在《天津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战后相逢》。后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多篇诗歌和小说。他曾是南开大学团委委员、学校文学社社长、学生科学研究协会主席和学生会中文系总干事。入学时他穿着的旧军服上挂着四五块纪念章和军功章，走在校园里吸引了许多同学的目光，他感到很自豪。然而，自豪的孟伟哉也有不敢做的事情：“那时学校每周都举行舞会，我爱去看热闹，却不敢在舞会上邀请女生跳舞，怕人家不同意，没面子。”他的坦白让我们不禁失笑。

大学毕业，孟伟哉被分配到人民大学教书。1965年调入中宣部，他努力实践着自己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理想。然而，“文革”中，中宣部工作人员全被安排到宁夏。

1973年7月12日，孟伟哉回到北京。次日清晨，大风大雨无情地吹打着一个孤独的身影，他就是赶往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的孟伟哉。他行色匆匆，唯恐耽误分秒而错失这个重获工作的机会。此后，他创作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中篇小说《一座雕像的诞生》等，其中，《昨天的战争》全部完成时已是2000年年末，算起来历时26载。20年前，这部小说的上部由著名演播家曹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在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然而，他并未就此停下脚步。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型期刊《当代》期间，发现了包括路遥、史铁生在内的许多文学新人，这些人后来成长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著名作家。1985年，他在青海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现代人》，为年轻作者特别是青海年轻作者的创作活动提供了舞台。由于刊物方向正确，品位高雅、气息清新，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在文艺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1988年11月，孟伟哉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为了体会美术创作的甘苦，55岁的他开始拿起画笔。如今，孟伟哉仍乐此不疲。老画家邵宇说他“展开了文学和美术的双翼。”因为孟伟哉是名作家，出于好奇，很多人都想看他的画。原本以为这位老同志闲来无事，修心养性，画点松竹梅兰玩玩，谁想到，他的表现方式多变、随意、传神，就像童言无忌，让人耳目一新，很容易地被感染。他画作的境界和出新，让作家们叹服，也让画家们惊异。

孟伟哉完成了他迄今最大篇幅的画作。这副高1.45米、宽3.6米的《蜀道古柏》，寄寓着萦绕他心头近60年的感受和思绪。回想1949年12月，孟伟哉随军攻入剑门关。在山中借宿时，他发现了大片的古柏。这种状如雕刻、枝叶遒劲的“神秘”树木就此刻入他的记忆。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重返四川，他才得知树名为“诸葛张飞柏”，是三国时行军的路标，算来已有1800多年历史。朝代更替，树木依旧，这让孟伟哉不由得联想到共产主义事业面临的挑战。“这幅画是想表达我的忧患意识啊！画出这副画，我有写完一部长篇小说的感觉。”他说。

读书是孟伟哉不变的兴趣。这名美国女记者曾追随八路军，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革命。“我希望史沫特莱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为她的作品给予我的震撼并不逊色于鲁迅的作品。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她也是那时来到中国的，她的文字填补了我模糊的童年记忆，也让我更加了解中国的命运。”谈到史沫特莱，孟伟哉的声音里洋溢着钦佩和激动。“她应该是每个记者的偶像”。为了表达这种敬意，每年清明时节，孟伟哉都会专程到八宝山烈士陵园的史沫特莱墓前敬献了花圈。

孟伟哉通常在儿子的空房子里接待客人，离休后，这里就成了他的工作室。“我是每天按时按点自己给自己上班”。这个异常简朴的房子面积不大，光线暗淡。除去阳台上怒放的鲜花，很难在这里找到浓艳的色彩。房中散置着书籍和绘画工具，墙上挂着孟伟哉的画作《西藏半笔》，只寥寥几笔浓墨，山的庄严便跃然纸上。

虽然已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他的思虑却从未减少，除了参加大大小小的社会活动，他还经常收到来自各地的信笺。因为出生在农村，孟伟哉非常关注“三农”问题。他对农村的很多现象有着独到见解：“农民为什么早婚呢，因为农村医疗水平落后，农村人口平均寿命比较短。“虽然农民的利益在很多方面已经得到改善，但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说这些时，孟伟哉的眉头总是紧皱着：“没有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的利益必须要得到保障啊。”

朝鲜战场 酿就宏篇巨著三十年前，孟伟哉的巨著《昨天的战争》问世，其间，小说在电台中播出，在七十年代文化荒芜的岁月，电台中说书者的声音回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使对“文革”极其厌烦了的市民听到了不同于“样板戏”的“昨天的战争”的炮火硝烟与催人泪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在最近的一次例常体检的“核磁共振”时，计算机荧光屏中显示出极度异常的信息，医生在计算机数据中辨认出孟伟哉体中残留的弹片，停止了操作，继续扫描将会为孟伟哉带来极大的伤害。医生认出了这位出生入死的老作家，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嘱咐保重，医生也曾经是小说的读者。

至本世纪初，孟伟哉将这部百万字巨著重新修订，特别是把当年因避讳隐去的彭德怀的真实形象重新纳入书中，以告慰当年的老司令英灵于九泉。《昨天的战争》是如此的壮怀激烈，忆及当年出生入死的战友，他每每泪流满面，难以下笔。

军人出身的孟伟哉，着笔点不仅局限于战争题材。每到文思如涌之时，时政小说、科幻小说、抒情散文都从他的笔下汩汩流出。

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以及其后苏联的解体和衰落及大国地位及尊严的丧失，都引发了孟伟哉的深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将苏联人民带到这步田地？

孟伟哉的时政小说《逃兵戈尔巴绍夫》将祸源直指戈尔巴乔夫。书中描写一个失去祖国，失去尊严的苏联副博士流落到外籍军团中，他在非洲、科索沃流亡期间，一直在寻找机会回到祖国，就在他历经磨难回到祖国的时刻，一副手铐在等待着他。

《库尔斯克号上的三名俄罗斯军官》则叙述在苏联解体后，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上的三名非俄罗斯籍军官顿时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在流浪中，他们被迫参加一场商业性的“全球航行”，并在这场闹剧中饱尝失去祖国的辛酸。

居住在芳古园，身边底层市民的喜怒哀乐尽在孟伟哉的眼中，他根据身边的杂耍流浪者的经历写出的《蹦蹦跳，不买不告诉》，记述了改革大潮中底层小民的命运。他的科幻小说《访问失踪者》被称为二十世纪儿童文学的经典。他还写过记载军事家孙子的历史小说《望郢》，反映家庭生活的《夫妇》。有感于京城大拆迁的纪实小说《拆迁大拍卖》正在构思中。

孟伟哉相继整理出版了散文集《人在风云幻化中》，小说集《表姐.逃兵.蹦蹦跳》。仅2005年就有纪实散文集《战地醉雪》和《孟伟哉中短篇小说选》问世。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天津《今晚报》还刊载了他的文章《复活的雀鸟更美丽──读<生肖与中国文化>》。历经两次战争的孟伟哉不后悔走过的道路，他一再忆及在朝鲜的一场大雪中，双方兵戈止息，万籁俱寂，天地融为一体的那圣洁的一刻。他说，他经历过战争，因此更珍惜和平。他写过的战争更是提醒人们珍惜今天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