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舞《象箾》《南籥》者55，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56，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57，曰：“圣人之弘也58，而犹有惭德59，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60，曰：“美哉！勤而不德61。非禹，其谁能修之62！”见舞《韶箾》者63，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64，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65。观止矣66！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吴国公子季札前来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舞蹈。鲁君让乐工为他演唱《周南》《召南》，他说：“美好啊！教化开始奠定基础了，虽然还不算完善，然而百姓已经勤劳而不怨恨了。”乐工为他演唱《邶风》《鄘风》和《卫风》，他说：“美好啊！深厚啊！虽然有忧思，却不至于困窘。我听说卫国的康叔、武公的德行就像这样，这恐怕就是《卫风》吧！”乐工为他演唱《王风》，他说：“美好啊！虽有忧思却没有恐惧的情绪，这恐怕是周室东迁之后的音乐吧！”乐工为他演唱《郑风》，他说：“美好啊！但它烦琐得太过分了，百姓已经不堪忍受了。这恐怕是要最先亡国的吧？”乐工为他演唱《齐风》，他说：“美好啊！宏大而深远，这是大国的音乐啊！可以成为东海诸国表率的，恐怕就是太公的国家吧？国运真是不可限量啊！”

乐工为他演唱《豳风》，他说：“美好啊！博大坦荡！欢乐却不放纵，这恐怕是周公东征时的音乐吧！”乐工为他演唱《秦风》，他说：“这就叫做‘夏声’。产生夏声就说明气势宏大，宏大到极点，大概是周朝故地的乐曲吧！”乐工为他演唱《魏风》，他说：“美好啊，轻远悠扬！粗犷而又婉转，急促而流畅，用仁德来加以辅助，就可以成为贤明的君主了。”乐工为他演唱《唐风》，他说：“思虑深远啊！恐怕有陶唐氏的遗民吧？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忧思如此深远呢？如果不是有美德者的后代，谁能像这样呢？”乐工为他演唱《陈风》，他说：“国家没有贤明的君主，还能长久吗？”再歌唱《郐风》以下的乐曲，季札就不作评论了。

乐工为季札歌唱《小雅》，他说：“美好啊！有忧思但却没有二心，有怨恨但却不说出来，这大概是周朝的德政教化开始衰败时的音乐吧？那时还是有先王的遗民在啊！”乐工为他歌唱《大雅》，他说：“宽广啊！和美啊！抑扬曲折而本体刚劲，恐怕是文王的德行吧！”

乐工为他演唱《颂》，季札说：“达到顶点了！正直而不傲慢，屈从而不卑下，亲近而不因此产生威胁，疏远而不因此背离，变化而不过分，反复而不令人厌倦，悲伤而不愁苦，欢乐而不放纵堕落，用取而不会匮乏，宽广而不张扬，施予而不耗损，求取而不贪婪，安守而不停滞，行进而不泛滥。五声和谐，八音协调，节拍合于章法，演奏先后有序。这都是拥有大德行的人共有的品质啊！”

季札看到跳《象箾》和《南籥》两种乐舞后，说：“美好啊！但美中不足。”看到跳《大武》时说：“美好啊！周朝兴盛的时候，恐怕就是这样子吧！”看到跳《韶濩》时说：“圣人如此伟大，仍然有不足之处而自觉惭愧，做圣人不容易啊！”看到跳《大夏》时说：“美好啊！勤于民事而不以功德自居，除了禹，谁还能做到呢？”看到跳《韶箾》时说：“功德达到顶点了！ 伟大啊，就像苍天无所不覆盖一样， 像大地无所不承载一样！再盛大的德行，恐怕也不能比这再有所增加了。观赏就到这里吧！如果还有其他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观赏了！”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为替新任国君余祭谋求友好，奉命出使鲁国，随后又到齐、郑、卫、晋诸国。当其出访到鲁国时，季札请求演示、观赏周王室的音乐歌舞。此文即记叙了鲁国乐工演奏的顺序和季札对“周乐”的评价。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唐·孔颖达：“乐人采其诗词以为乐章，述其诗之本音，以为乐之定声。其声既定，其法可传，虽多历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为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国歌所常用声曲也。由其各有声曲，故季札听而识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其声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九）

南宋·叶适：“季子之观乐，以音声论义理。”（《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一）

明·魏禧：“季札所至，则必知国之治乱，必交其国之君子，与人言，必中其得失而慎其利害，岂徒以知乐为贤哉！此千古游客之师，汉郭有道其流亚欤！”（《左传经世钞》卷十五）

清·金圣叹：“每一歌，公子皆出神细听，故能深知其为何国何风。今读者于公子每一评论，亦当逐段逐字，出神细想，便亦能粗粗想见其为是国是风也。不然，杂杂读之，乃复何益？”（《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二）

清·林云铭：“札观乐在襄公二十九年时，夫子才九岁，则所歌之诗，未必皆在所删三百篇之内。即工当歌时，亦未与札先言系何国之诗，故札赞语多用‘乎’字，乃从声中想象而得也。札为贤公子，赞叹歌诗之语，当得诸章句之外，断不是三家村中老学究死死板板取一部《诗经》，每篇细记几句注解向人前卖弄也。细玩赞《三颂》云‘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四句，则知他歌中有不和、不平、无度、无序者。”（《古文析义初编》卷一）

清·吴楚材、吴调侯：“季札贤公子，其神智器识，乃是春秋第一流人物，故闻歌见舞，便能尽察其所以然。诗之者，细玩其逐层摹写，逐节推敲，必有得于声容之外者。如此奇文，非左氏其孰能传之？”（《古文观止》卷二）

清·冯李骅、陆浩：“五国交游议论，大抵相类，独鲁夹入一篇大文。盖于经书来聘，以鲁为主也。然于章法得毋有头重之患，文妙于历聘处，亦整整作提笔以配之，遂令叙文叙事裁作一色章法。此炼石补天手段，于本传尤为仅见之作。况余子焉能望其项背耶？观乐、历聘两截，都用直收，不加结束，章法最奇。观乐篇自成一番结构，作两半读：上半论歌，下半论舞。歌有风、雅、颂之别，而归重在颂。舞有四代之别，而归重在韶。于颂以‘至矣哉’起，盛德所同，煞于韶。亦以‘德至矣’起，盛德蔑加，两两相对，百长短整散，各各不同。谋篇至此，亦观止矣。”（《左绣》卷十九）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公元前422年），单姓左，名丘明，春秋末期史学家。左丘明曾任鲁国史官，孔子编订六经，左丘明为解析六经之一《春秋》而著《左传》，亦著《国语》。《左传》《国语》两书记录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被史学界推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鲁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