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由于教育资源的缺乏，我们的教育一直是精英教育，而大部分老百姓接受的教育是有限的，而《百家讲坛》等一系列节目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大家通过看这些节目，了解学术，了解历史。若是接受的是如此不堪的教育，势必会“临时抱佛脚”拿来教育孩子，而孩子接受的这种教育观点，在他们脑中根深蒂固，又岂是一两个老师所能改变的，学术娱乐化如果荼毒了我们的下一代，祖先尚且如此，难保我们的下一代不会成为“垮掉的一代”啊！

大禹“婚外情”：学术娱乐化的恶之花

在学术研究中，有一朵花如今开得很娇艳，名利双收，那就是学术娱乐化。而“明星学者”纪连海则是这个浮躁社会中正在盛行的学术娱乐化运动的受益者和推动者。其实，就“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这个典故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神话和传说，留存下来的史料本来就少之又少，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学术界中仍难定论，“三过家门不入”真伪与否，尚难辨识，那么，可想而知，附会在这个典故上的“婚外情”更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了。所以，这本身就不值得一驳。然而，难得的是，透过这种争辩，我们看到了学术娱乐化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得不刮目相看。

但在这场闹哄哄的视觉盛宴中，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似乎都成为娱乐化的贡献者和牺牲品，娱乐至死的精神，已经刻骨铭心地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前有无孔不入的“哄客”，现在则已经更名改姓为“娱客”。人人都是狗仔队的成员，刺探明星偶像们的香艳绯闻之余，我们的学术精英便转而从故纸堆里，从玄虚难辩的神话中挖潜出新的娱乐元素，新的学术报告，然后堂而皇之、厚颜无耻地抛售着恶俗的“注意力”。于是，百家讲坛里，你方唱罢我登台；于是，众学者专家粉墨人生，大赚外快；于是，女博导大揭先祖艳史，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今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换句通俗的话说，“娱乐至死”就是一切都可娱乐、一切都是娱乐、泛娱乐化。有论者则说，学术娱乐化之后，学科的规范和学术的规范成了一纸空文，对经典的任意改编和对经典的调侃与搞恶，变为一种新的“学术行为”，学者不再是在图书馆和书房里潜心耕耘、沉思默想的思想家，而摇身一变为“电视文化名人”，大学三尺讲台已经容不下学者的欲望。诚哉斯言。

其实，学术娱乐化的实质就是学术营生，学术明星们为了抢夺话语权，极力地谋求媒体形象和新闻效应，于是，话语的伦理已经被市场利益所击败。换句话说，谁能消除这个市场的温床，谁就能将学术娱乐化温柔地杀死。然而，目前恐怕很难有办法做到。那么，我们不如冷眼旁观那些形形色色的表演，热闹总比寂寞好吧。

百家讲坛的衰落与“学术娱乐化”的出路

作为昔日央视科教频道的王牌节目，《百家讲坛》在9、10月份的收视排名已经跌到了十名开外，最低之时为第18位，在科教频道现有的24档节目当中处于中下游。这不禁让人忧虑：《百家讲坛》正遭遇“七年之痒”，日薄西山，衰落与死亡是否将成为其不可避免的命运？

尤其在著名主讲人阎崇年被打、于丹被威胁之后，《百家讲坛》的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质疑。此前人们只是从知识层面批评《百家讲坛》主讲者的种种谬误，而阎崇年被悍然掌掴，则使人们意识到这背后还潜藏着严酷的话语权之争：在当下语境，掌掴者根本就抢不到与阎崇年平等对话的麦克风，为使意见表达更富影响力，掌掴成为最极端的方式。这里无疑包含了被迫的成分。而压迫力的来源，正是《百家讲坛》所象征的知识和话语霸权。借用文化形态学的分期说，当一种事物抵达生命巅峰之际，衰微的阴影便随期而至，《百家讲坛》亦然。2005、2006年，其霸业初成，傲视华夏，风靡一时，接下来必须迎接衰落的宿命。

对《百家讲坛》的盛衰变迁，我既无感伤，亦无快感，只想借此契机，来谈论一个与《百家讲坛》息息相关的话题：学术娱乐化。这个词组虽然不是由《百家讲坛》所直接衍生，但能升级为舆论争议的火热焦点，却离不开易中天和于丹们明星般的大红大紫。以至今日，该节目出现颓势，有人竟然视学术娱乐化为“罪魁祸首”。在我看来，这明显属于“欲加之罪”。学术娱乐化只是《百家讲坛》衰落之一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它承担不了决定一个节目之生死的重负。就其本身而言，很难说是个坏词儿。

有人曾区分“学术通俗化”与“学术娱乐化”，认为前者是好的，值得发扬，后者是坏的，应该摈弃。我倒觉得，这种区分颇有些先入之见，事先预设了泾渭分明的道德鸿沟。你如何划分学术的通俗化与娱乐化的界限呢？学术本是极少数人的营生，当它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带点喜剧的气息，不能给人们的头脑以愉悦和滋养的快感，恐怕早就被拒之门外。特别在我们所生活的喜剧年代，“娱乐至死”乃是大众文化私奔的方向，通俗化与娱乐化之间基本上可以画等号，至少是近亲。若戴上上有色眼镜看问题，难免为其斑斓的外表所蒙蔽。

也许在这些人眼中，学术通俗化可取，娱乐化难行。他们谈娱乐，视之为洪水猛兽，谈虎色变。娱乐对于学术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会毁损学术的根基？这端看你怎样定位学术的价值、为什么而学术。如果认为学术是在寂寥的书斋里面皓首穷经，是用钉子穿透硬木板的格物致知，那么将其作为娱乐对象，则是两败俱伤：学术的高贵性被瓦解，被玷污，而娱乐者亦可能发觉，他们所寻的题材是如此枯槁艰涩，很难生产预期的娱乐效果。

所以说，学术与娱乐相结合，首先需要学术符合娱乐化的种种需求。你应该看见，如今被娱乐化的那些学术都是什么学术。康德、罗尔斯、在中国政治学界已成显学的“二施”（卡尔·施米特与列奥·施特劳斯）怎么不拿来娱乐化一下呢？《百家讲坛》为什么只请易中天和于丹，而不请刘小枫和张志扬，或者形象儒雅、口若悬河、有法学界第一名嘴之称的贺卫方呢？因为在这个世上，毕竟还是有一些学术无法有幸成为娱乐的对象。那些维护学术高贵性的人，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我们不能说，被娱乐化的学术，就不是学术。它们仍隶属学术的一亩三分地，可它们无疑更接近大众的审美口味，如《论语》、《三国》、国史。这种学术的价值是指向大多数人的，是力图通过普及性的观念宣讲来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如果它们不能像心灵鸡汤一样浇灌大众之心，那才是一种惨败。由此而论，我们则应该召唤一些学术思想娱乐化，如权利、法治与宪政意识、公民社会理论。只要能在公民心头播下正义的种子，以哪种方式并不重要，娱乐投射的面更广泛，那就娱乐一把好了。

当然，学术娱乐化仍有其限度：不能为娱乐而娱乐，更不能为了追求娱乐效果，而篡改历史，遮蔽真相，以至指鹿为马，满篇谬误。有人为讲《论语》的于丹挑刺，写了整整一本书；阎崇年对清朝执政者伟业的过度弘扬，更是激起公愤，终于遭到“武器的批判”。于丹和阎崇年作为失败的路标，正为学术娱乐化此后的出路指明了方向。（作者羽戈系青年学者）

花瓶红学何错之有

很多人一提“娱乐”二字，往往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脱衣舞”“床戏”“绯闻”“艳照”等低俗词汇，于是，很容易把“学术娱乐化”归纳到“学术庸俗化”的范畴，实际上，这实在是天大的“娱乐”！某些评论者狭隘的理解“学术娱乐化”，把我的《非常品红楼》归结到了“恶搞红楼”的阵营，实在是断章取义的态度。学术娱乐，不是让黛玉跳艳舞，也不是让宝玉做男妓，请诸位“大师”搞搞清楚，不要大惊小怪如临大敌！与其说我恶搞了“红学”，不如说你们的恶搞了我的品红楼，奉劝一句，老兄们，下次发飙之前，请先搞清楚状况再说！

最近，有不少评论者对《非常品红楼》首创的“花瓶红学”概念进行质疑和抨击，认为这实际上是让红学研究步入歧途！

当然，在中国，“花瓶”这个词不算个褒义词，而是个中性词，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代名词，人们称某一个女孩儿是“花瓶”，很多时候，这是一种贬讽的意味。但我喜欢“花瓶”所传达的意味，因为它最符合“红学”的精髓！谁都知道，“红学”在中国是一种“奢侈文化”的代表，它优雅、小资、最符合女人的那一点伤春悲秋情怀，虽然现当代的红学家们一个个与“花瓶”的形象相去甚远，但并不妨碍红楼文化成为大众心中的小资文化！当然了，你要说这门学问有多少多少的实际用处，那纯属瞎扯，老百姓如果吃不起红烧肉喝不上排骨汤，压根儿也不会去关心宝玉黛玉每顿饭要吃多少种山珍海味。所以说，我始终认为，所谓“红学”就是一种茶余饭后供人消遣的休闲文化，就如同莎士比亚的戏剧，老百姓吃饱喝足之后看上那么一两场，那才叫一个“美”！但是，中国人搞什么都爱上纲上线，动辄摆出一大堆的民族道理崇高理想，硬装出一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烈士相！何必哪！老百姓看“红学”，关心的不是哪个版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更不是哪个字跟哪个字之间有什么异同，而是希望能够真真正正看到点“硬货”，能让自己多了解一些红楼的内幕故事真相，这才是启发真正学术兴趣的第一步，也是普及名著全民化的关键点！

同时，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对于本人“学术娱乐化”的提法大加批驳，依旧是一副义正词严拯救学术于水火之中的斗士姿态。同样的，很多人一提“娱乐”二字，往往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脱衣舞”“床戏”“绯闻”“艳照”等低俗词汇，于是，很容易把“学术娱乐化”归纳到“学术庸俗化”的范畴，实际上，这实在是天大的“娱乐”！字典中对于“娱乐”二字的解释，头一条就是“使人快乐”，所谓“娱乐”，其实是一种最大众最宽泛的传播途径，是多媒体的立体传播！如果学术真能做到娱乐这样的大众传播，如果一种学问能够真的做到使人快乐，这实在是研究者和受众者的双赢局面。某些评论者狭隘的理解“学术娱乐化”，把我的《非常品红楼》归结到了“恶搞红楼”的阵营，实在是断章取义的态度。学术娱乐，不是让黛玉跳艳舞，也不是让宝玉做男妓，请诸位“大师”搞搞清楚，不要大惊小怪如临大敌！与其说我恶搞了“红学”，不如说你们的恶搞了我的品红楼，奉劝一句，老兄们，下次发飙之前，请先搞清楚状况再说！

“花瓶红学”就是要让老百姓读通《红楼梦》、爱上《红楼梦》，即便受到所谓“红学专家”们的群殴也在所不惜。我要让文化阅读变成乐事，用娱乐的理念书写学术，能让所有“读红人”感受到“读红”的快乐，才是最大的目的。还是那句话：做人做学问，我从不摆架子，我是老百姓，只做老百姓看得懂的学问！

“学术”不是“逗你玩”

1945年生于北京，安徽宣城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毕业。美国堪萨斯大学艺术史硕士、哲学博士。现为香港大学艺术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院长。

画学困惑

目前，美术界对“学术”两个字的理解越来越离谱，使用越来越宽泛。似乎凡不是直接涉及商业运作，表白没有猫腻的活动，都可以称之为“学术”，甚至把有偿的座谈会，宣传活动也称之为“学术研讨会”。“学术”二字如今成了美术界最时髦的流行用语。人们说某某事情“比较学术”，意思好像是说某某事情“不那么腐败”。其实，腐败在学术界还不是一样存在。最令人不解的是经常有人以“学术性画家”来标签商品画家，把拍卖活动列在“学术消息”的栏目之下，已经荒谬到了极致。这一现象，一方面流露出人们对“学术”的景仰和企盼，但是也反映出美术界有相当多的人对“学术”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解，以至于陷入盲目标榜。

学术研究是人类探索世界的途径之一。学术研究是以科学的方法，对特定的课题，以充分证据，经过考据分析、推理论证、诠释阐明，提出合乎逻辑，有说服力的结论或答案。学术论文，无论是涉及宏观或微观物质世界的疑问，还是涉及人类自身的人文历史社会上的探讨，都应该是科学研究的成果。

学术研究不是娱乐活动，不是逗你玩，没法儿搞大众化。普及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常识，把学术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给尽可能多的受众，是科普工作者，以及部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直接参与的重要工作。然而，学术研究本身，至少是在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少数人的工作，不可能“大众化”的。更不能再以当年“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甚至半个世纪前“大炼钢铁”全民运动来搞“学术”。

学术研究不过是一种社会分工而已。相对整个社会人群的职业分布来说，学术研究毕竟是很特殊少数的工作。一般来说，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场所。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特别是作出学术贡献的学者，其实都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往往是受强烈的求真欲望和使命感所驱使，经过必要的训练和长时期的全身心投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及在同辈学者的讨论砥砺之中，才取得一定学术成就。即使是非常杰出的学者，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重要建树的学者，也不可能广为人知，名气可能还不如二三流画家或影视歌星，以及媒体宣传出来的各种所谓“名人”。曾经有大众媒体炒作，诸如所谓“十大国学家”之类选举，选出来的大都是所谓“媒体名人”。所谓“国学家”，其研究以经学为本，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无法广为人知。

学术研究是耐得寂寞，精神专注，忘我奉献的个人行为。一个画家可以利用媒体、国家机构、甚至国外获奖，科学家为自己的“知名度”不厌其繁地吹肥皂泡。因为美术界许多人过分相信，画家作品的市场价格主要是“运作”出来的，类似炒股票。“知名度”与产品质量并不对等，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当下还要加上一连串官阶社会头衔。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在当下文化环境中，似乎没有现成的规范可以制约或评判艺术品的价值。

但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却不会借助上述同样的途径手段猎取“知名度”。因为对学者来说，有“知名度”而没有学术成果意味着欺骗。一位学者在特定领域为人所知，是因为其学术研究成果受到承认或瞩目，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术成果是有规范制约，有标准评判的，与美术界是不同的。

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如试验室，科学设备，图书馆，财政人力资源，以及学术研究环境等等。所以学术研究机构多设在综合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政府职能部门附属研究机构，往往问题较多，如“官、学不分”，“以官代学”，把学术当作政绩，立项谋钱，拼凑成果，出书比开本大、比重量沉、比定价吓人，动辄就称“某某学派”，以出版大部头“经典”的名义卖版面赚钱等等，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实，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不存在价值高低的判断。学术的核心是证明立论；中国画学遗产中那些闪烁着智能哲理的文字，虽然往往并不合逻辑，缺乏实证，却同样可以启迪人思索。艺术散文，不一定非要冠上“学术论文”才显得高人一等。农业社会产生的文化遗产，包容了先民智慧感情的结晶，以不“科学”而否定其价值，至少是幼稚。相反，也大可不必硬把艺术的，感性的文字，硬要说成是科学，或标榜为学术。

学术娱乐化了还是躲开“学术通俗化”与“学术娱乐化”之争的讨论比较好，谁是好的值得发扬，谁是坏的应该摒弃？划分通俗化与娱乐化的界限是没有量化标准的，至少现在还没有，而对于学者来说，至少这几位能为占比例较大的众人称道的讲者，言说中娱乐元素的增加，并不见有失多少学术的体统（学术的体统又是什么？）。况且，正如有评论所说，原本作为极少数人的营生的学术，若想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带点喜剧的气息，不能给人们的头脑以愉悦和滋养的快感”，是一定会被拒之门外的。

学术娱乐化了

不是所有的学术都可以被娱乐——这大约可以让捍卫学术的严谨与高贵的人们欣慰一些，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讲者都能给人带来欢娱的感受。除了表达方式更接近大众的审美口味，他们所讲论语、三国、国史、文明、玄奘等等，都不是在有特别深度的层面上，准确度时有不足精确度简直是妄想，但他们各个都绝对具备攫取人心的才能并加以施展，这也让国民有了几度围绕国学、中华文化而飞舞的狂欢——谁能不说这是好事？

至少还有一点是越发可以看得清楚了。总结眼前几位“学术超人”的共同特点，抛开机遇不说，对自身条件人们应该明晰，卓别林时代默片的那种“不着一字，直指人心”的高度，在今天已经属于纯粹的苛求，换句更直白的话说就是，哑剧没戏了，您要想让自己高耸人前以强，除了心有诗书，还得有张好嘴，起码也要能和余秋雨、易中天、于丹、钱文忠们比拼。

数理化的于丹

民间有云：鸡汤最补。西方高呼：心灵待育。于是，心灵鸡汤盛世流行，烹制心灵鸡汤的人大行欢歌。于丹的欢娱，源于此种，无疑。

曾将全民调动起来诵读《论语》；让粉丝群起，冒雨熬夜排队，只为亲见芳容再拥抱致敬最后顺便得书中扉页一纸签名；把赵本山搞得精神紧张（同台出场上节目）；让成龙欢喜欢得五迷三道的于丹，带给大家的是一种神往的快乐。

然而，把大家都知道的事反复拿来说，显然不能突出娱乐精神的精髓，今天说于丹，新意很重要——对她语录的点评，应该是经过沉淀了的，哪怕是仅出自一人之手，一家之思索，其中可能有诸多不解，甚或全然不明，那也体现的是人们对于一个能让人心沸腾者的不忘。

欢娱，也可以体现为一种常态的念念不忘的。

一直没有把于丹当作一个论语专家，其实一直也不认为，一个人可以以这样方式成为意见领袖。

我个人认为，于丹对于《论语》的贡献，其实并不在于她讲《论语》讲得有多好。或者至少说，不见得比哪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或大学中文系老师做得更多、更好。其实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在于，有一个女人站在百家讲坛这个前所未有的舞台上，进行了一项很多人正在他们的岗位上同时进行的工作。使这个女人变得特别的，也正是这个舞台的特别之处。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容易理解——于丹如果讲得好，那么她可以顺理成章地变成著名主讲人；如果讲得不好，那么她……她可以变成更著名的主讲人。

重新概括一下这整件事，其实本质是这样的：有人在百家讲坛开讲《论语》，更确切地说，是在央视的百家讲坛开讲《论语》，所以《论语》成为热议话题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这个前提下，于丹想要不出名，反倒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以上这些，是我之前对“于丹说论语”这件事的全部了解。但当我看到《于丹名言全辑》之后，我对整件事情的看法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本来认为，作为一个著名的主讲人，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是很正常的事，于是就去聊吧搜“名人语录”，结果搜出来一堆韩乔生黄健翔，却没有于丹。我于是又去“于丹吧”里找，结果最上边的一篇就是《于丹名言全辑》（以下简称《全辑》）。

看完于丹名言之后，我意外地得出一个结论：原来于丹和韩乔生的共同之处还不只限于都能出“语录”，还在于其“语录”的内容风格也颇为接近。

韩乔生老师的特点是嘴快，一快起来就容易出事，而且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为与其相区别，我就琢磨着怎么能让于丹语录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略读了几遍，还真总结出了一些数理化方面的原理。看看，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连语录里都透着与众不同味儿。

数学的，符号不够用

——学习要加，骄傲要减，机会要乘，懒惰要除。

我很惭愧，原来加减乘除还可以这么用，而我长了这么大，以前居然一直不知道，这足以证明我的小学数学学得很糟糕。我不知道于丹老师说这句话的前后文是什么，所以只能胡乱理解。我想，于老师的本意肯定是好的，因为至少可以看出来褒贬，但问题在于，人这一生要遇到的事太多了，而数学符号却只有那么几个，显然是不够用的。

——人年轻时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一定层次时，要学会用减法生活。你的心灵如果被所得堆满，最后就会累于得。

如果说前一句还只是似懂非懂，那么这句话看得我更加迷糊。其实这已经不能算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因为境界实在太高深，而且界限又太模糊，用数学这么严谨的科学来解释显然是不恰当的。我思来想去，这个“用加法生活”倒好理解，毕竟人家都说，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但一个人所得太多，装满几屋子倒也罢了，怎么还把心灵给装满了呢？更糟糕的是，心灵里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就是想扔都没办法扔，这让人怎么去“减法”？

物理的，地球似太小

——如果回忆像钢铁般坚硬那么我是该微笑还是哭泣，如果钢铁像记忆般腐蚀那这里是欢城还是废墟？

看到这里，我从小接受的某些物理常识在一瞬间确实发生了一点点动摇。在我的印象中，钢铁确实是坚硬的，但如果不是钢或铁砸到我的肉身并使我产生痛感，其坚硬与否，其实和我是没什么关系的。再说“腐蚀”一词，我脑海中与之直接相关联的是盐酸或硫酸之物，怎么记忆也居然成了腐蚀物？我就又有些糊涂了，深恐是自己不懂得欣赏语言之美。但若是壮着胆子为于老师鼓鼓掌，大赞其想象力丰富，却又未免太过虚伪。只好先闷声不响，接着往下看。

——地球是运动的，一个人不会永远处在倒霉的位置。

这句话看上去就像是在说相对论，不过从物理的角度一看，这个结论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首先我得说，就算地球不运动，一个人也不会永远在一个位置，因为相对于地球，还有其他星球在运动；其次，地球在运动，那么一个人所处的“倒霉”环境并不一定因为惯性而留在原地，很大可能上也会跟着此人一起运动，那么这个相对位置便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以我一个文科生的身份，能说出这么多物理知识，真是让我自豪。

——谁是谁生命中的过客，谁是谁生命的转轮，前世的尘，今世的风，无穷无尽的哀伤的精魂。最终谁都不是谁的谁。

我得承认，不管于丹老师的论语讲得怎么样，她对现代文学的造诣应该还是比较深的。像以上这样的名言警句，不用说出现在一个普通的讲台上，你就说它是琼瑶电视剧的主题歌，又有谁敢有半点质疑？

化学的，情感寻边线

接下来，我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坏消息是，我很遗憾没能在语录中找到与“化学”相对应的例句。好消息是，我同时很惊喜地发现，原来于丹老师对感情还是很有研究的。于是我就自作主张，将此类归到“化学”之列。

——任何一个傻瓜都会引诱一个姑娘；但是知道怎样离开她只有成熟男人才能做到。

以上这句话的前一半我是不敢相信的，因为我不知道既然连傻瓜都会“引诱一个姑娘”，为什么还有很多白领要花钱学习谈恋爱，难道如今的白领都还不如傻瓜？后一句其实也不敢太信，因为于丹老师没有交待出足够的信息，比如这个姑娘是丑是美，是大家都“心向往之”还是都“心厌恶之”。就拿我来说吧，虽然不敢自夸很成熟，但离开一个“心厌恶之”的丑女，我想还是做得到的。

——婚后的男女莫不“喜出”“望外”。

关于这一句，我几乎要失语了。事实上，我在第一眼看到这个“成语”时确实花了点心思去琢磨，但最后也只是很勉强地说服自己接受。我不知道这个“莫不”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居然概无漏网之鱼。天哪，原来我身边的婚后男女竟都在“喜出”，这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但我没过多久就完全想通了。因为我又看到了一篇反对的文章。文中说，于丹眼中的《论语》，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快乐生活”的理论支持，所以，于丹老师不仅有意识地选择了《论语》的部分内容，还有意无意地曲解了很多意思，使其更像是一部《快乐指南》。

这样一来就很好解释了——既然连论语都在教大家寻找快乐，那么婚后男女“喜出”“望外”，又有什么理解不了的？

资深青年余秋雨

有一种兴奋来自坐山观虎斗，看上去似乎不那么阳光不那么磊落？但在娱乐这个领域内，这是一种常态，对于某些人某些事甚至是一种必要；而对于观者，无非是有人演出就有人看罢了。你要厚非？招骂。

版面所限，在钱文忠和余秋雨之间，选择了后者，缘于此：

钱文忠等较之余秋雨肯定是“新生代”，尚不够资深；而且他之带给人们的欢娱效果与于丹、易中天雷同处更多些，而余秋雨带给民众的津津乐道，除了被知识广博后的充沛，被教诲谆谆时的神往，似乎还有更突出的另样类别，那就是从始至今的“被”（2009年最流行汉字）坐山观——不能说是“虎”斗了，余秋雨本人不属虎，而围绕着余秋雨来争斗的，也不只有属虎的。

认识余秋雨，多数普通人，先是因为他的书，《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借我一生》等等，随之而来的便是被冠以“抹着文化口红的余秋雨”之类的批判——口红抹上，演出自然就开始了。

有人说围绕余秋雨的，一直是“中国文化棍子们的精彩演出”，但要说参与其中的人纯粹都是为了给自己争名得利恐怕有失偏颇，因为他们的确都在为各自认为的真理而据理明辨——自己当真，群众才有可能当真，从这样的角度，余秋雨和他的对手们其实一直在为我们提供一个幽默特质的现实版注解。只不过，多数时候演出者激奋万分，而围观者实际上是既感伤，也无快感，只是借机获得了一些谈资。名人、明星于大众的功用之一，也在此吧？

公平点说，多年来，余秋雨在一众文化学者的批评之中，回嘴的次数并不多，只是他反击的方式有的时候匪夷所思，诸如宣布金盆洗手从此封笔，“到了80岁也不写”，然后又在不久之后有新作问世的新闻，让人不明白“封

笔”的意味究竟是炒作还是愤慨。但这最终，又被娱乐至死的时代，演变成为欢娱的一个枝节。

余秋雨的被多数人认知并景仰，大约还要算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给歌手的文化素质打分兼点评。当学者坐入这样的大奖赛席，其实等于顺利地进入了最大的一片娱乐圈场，于余秋雨的智慧，这是一种走入更广泛的大众视线的需要？不得知。反正他做这个评委不是一次而止。于大学者与年轻艺人之间知识结构的落差，这是份分寸难捏，措辞难拿的工作，但余秋雨有做好的实力和自信——上亿观众的追捧，其实让他成为了他所参加的几次大赛中喧宾夺主的主角，这应该足以给余秋雨本人以又一次的欢娱。

尽管纠错和踩踏依然夹杂其中，带酸的质疑“青年歌手大奖赛是你去的地方吗？”此起彼落，普通人是管不了那些的，留下了驳难，也自是有一番趣味的。

到此，余秋雨的热闹似乎可以来一个茶歇，但是“诈捐”的曝光，又将他推进和“国际章”们类似的麻烦。在慈善款上自挖陷阱显然是最不明智的作为，再顶着舆论压力继续不清不楚，也不是好的非常措施，所为何故？唉！想起来了，余秋雨有篇《关于年龄》的文章，其中写道：“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何必呢？

当然，不久之后，这又将成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谈资也未可知，谁能说欢娱有的时候不可以来自那么一点点缺失呢？

“疯狂修女”和“学术超男”疯狂修女易中天

“疯狂修女”和“学术超男”

认识易中天教授的名号是在他大出名之前，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编辑向易中天教授约一篇稿子。之所以请她约易中天写稿，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当时刚好看他写的《读城记》，在那里面，中国数得上的城市都被勾勒出了面貌，让我印象中那些冰冷的城墙或者城墙不在冰冷还在的城市，鲜活地有了“人样儿”，虽然这些样貌我并不一定喜欢；另一个原因是，那位女编辑，她也是“厦大”的。

后来，他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非常生动地讲起了三国和汉代历史，以致我母亲每次都必要在午饭时间停下一切相关事宜，去观赏他的节目。直到后来，不少承认与不承认是他“粉丝”的男女说，他已经成了“学术超男”。当时，我还很认可地点头，因为在我的理解中，要把一本本书拆下来，然后再一片片地重新排列组合并装订起来，最后放到地摊上当成“精华版如来神掌”让老少皆练到不走火先入魔的地步，的确是“学术超难”的。

“学术超男”

易中天曾经把自己的演讲风格分成三个境界：其一为“正说”，也就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胡说，不瞎说，保持一种严肃的治学态度；其二为“趣说”，即在坚持真实的基础上强调表述方式的栩栩如生，为了达到这个境界，会加进去一些无厘头的搞笑语言，有时无厘头是必要的，这就像烧菜得加胡椒、味精等调料一样，能极大调动观众的听讲兴趣；其三为“妙说”，也就是在前两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给观众以启迪。

修女也疯狂告诉人们，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是也可以做的。至于易中天们，又把这些推进了一步，告诉你还可以怎么做。所以，他们并不是娱乐英雄，他们只是很合时宜地被需要了。谁娱乐了谁？其实也是件很难说的事。比如易中天自己也说：很好玩。

谁造就了谁

谁造就了易中天？我想既不是疯狂的修女们，也不该算给“百家讲坛”，更不是一众FANS。“百家讲坛”充其量造就了“学术超男”，而“疯狂修女们”只不过给老少爷们儿听了一次京东大鼓味的拉赫玛尼诺夫，真正造就易中天的应该是那些我们没读的中国文化历史和B2B互联网分享模式。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文化系统，从秦“废百家独尊法家”到董仲舒“废百家独尊儒术”，光废黜的文化就不下200多家了吧？即使有众多文化流派失传无继，遭人打折了脊梁骨，但仍然是百家争鸣着折腾到了21世纪的今天，其间更有难以计数的逸闻野史。中国唯独缺的是帮着别人“有文化”的系统，自士大夫阶层而始，先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总是有着惴惴的优越感，怕让人家看完底牌而丢了吃饭的金家伙儿。

但自从出现了名叫“互联网”的这光脚不怕穿鞋的野小子，仗着自己的姨夫叫“技术”，摆出一副“浑不论”架势，拼命地颠覆着人类数千年精心建立起来知识传播规矩。只要有技术在，一切皆可分享，所有该分享、不该分享、能分享、不能分享的分享，都开始以只遵照数学模型的传播速度，飞快横行于桌摆的、手拿的、怀揣的甚至是床笫之间了。

可是人民没有想到，知识的高度分享和随意的检索立刻带来了两个潜在的麻烦，那就是人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自己能学什么？如果再过上十年，恐怕最有价值的不再是GOOGLE，而是能在GOOGLE上顺利GOOGLE出自己想要的内容的GOOGOODA之类的玩意儿。海量的检索让文化和知识更容易地获取却更困难地找到它们。因此，一个漂亮的门牌和热情的伙计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浩瀚的垃圾信息中，坐守的文化迟早要被淹没，在满鼻子都是怪味恶臭中，闻出酒香的概率微乎其微。想让好的文化活下来，必须自个找饭辙，这种态度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受众的负责，更是对文化的人道关怀。

易中天们就是成功的伙计，而娱乐化的表态就是漂亮的门牌。只要观众喜欢了，能够让文化这个原来老大老大的帽子变得小巧可爱，谁还拒绝去一探它的究竟呢？我的母亲曾经把前半生都献给了橡胶化工事业，她的那份执着却没有给她带来一份劳动奖章。但一个电视节目，就让她重新捧起了厚厚的一摞汉代历史，这个价值很难让人衡量。

文化的价值就好比是金字塔，如果世界上突然哪天所有的建筑风格都开始比照金字塔，那么古埃及人就该真的着急了，那种急切的心情就好比吉普和席梦思一样。与其等待被淹没在信息垃圾之中，不如先跳上舞台，来个华丽的转身，如果是奥杰塔顺钢管飞身而下的亮相，想必会激起更多下里巴人对芭蕾的兴趣。既然他们也是我们的手足兄弟，那做一做这个改变又何尝不值得一试呢？泛娱乐化让地球从此不再正经，但却并不影响人们知道正经的事情，相反，知道得更多。

然而的似乎变味

如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一样，“然而来的”事情总是要发生。前文所述那位女编辑对易中天教授的印象甚佳，平和谦逊是她对作为同门“厦大”师友关系的评论。而文如其人的诸多作品中，也能侧显易中天的学者情怀。

娱乐似乎应有节制，好的工具一旦用滥，必然是哗啦啦有如滔滔江水去，绵绵到海无处寻了。不知是娱乐使然还是娱乐之外的什么，总之易先生以往先娱乐自己让别人在娱乐后感悟的情怀突然失灵，反倒是激烈的言辞和那并不娱乐的言谈话语让很多并不高尚的情操分子窃喜不已大呼娱乐了。尽管那朴素的女主持问题确不高明，但水平也仅仅一般而已，绝非烂到需报以空中番茄而快之的程度。加之公职行为使然，虽有学艺不精之嫌，但拉到耻辱台上切开晾着似乎有失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的风范。

娱乐是需要智慧的，而智慧的娱乐更是三重境界中三等三的高明。易中天是具备这种智慧和修养的，2006年10月，易中天在武汉崇文书城签售，好事的记者又开问：“当年您离开武汉去厦门，是因为武汉的气候恶劣。这是不是伤害了武汉人的感情呢？”之前，曾经多次面对为什么要离开武汉这一话题的易中天回答：“武汉的天气不好，是实际情况，冬冷夏热。但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武汉人民依然创造了美好的事业，这难道不更值得尊敬么？”

随性与娱乐的界限很难区分，就像坐在有助力的汽车里，稍稍地动个小指头，方向就可能因此改变，“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实，需要深悟其中道理的不仅是这些“娱乐英雄”们，更应该是平民众生共同参透的道理。娱乐自己、娱乐别人、娱乐大众、娱乐人生，娱乐的意义在于娱乐背后，留下干松松的文化和传统，就让那些娱乐过的纸屑随着破五的爆竹声就这么随风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