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学校创建高中一个班，学生仅有7人，学生没有毕业，随之高中停办。这是1926年“三三”学制之后，一中尝试独立办高中的发轫之举。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低潮的结束，共产党在宁夏地区的力量逐步恢复。在党的秘密组织下，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开始复苏。学生开始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1930年，在革命进步思想的催化下，学校又一次发生学潮。

学潮结束后，反动当局对党员教师杜润滋和进步教师杜立亭支持学潮并策动进步学生加入马仲英教导队有所察觉。杜润滋、杜立亭受到监视。这年冬天，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罪”将杜润滋和杜立亭逮捕，撤销杜立亭校长职务，杜立亭校长经杜斌丞等人营救被释放。

学生梁飞彪、征克非、潘钟林、闫廷栋等人，在革命低潮时期，前往北平求学，寻找革命。

1931年春天，脱离了马仲英部队的梁大钧、李天才等革命青年返回银川，他们主动和狱中的杜润滋取得联系。杜润滋指示梁大钧，以1930年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学潮骨干分子为基本力量，抓紧做马鸿宾部队以及其它杂牌军的工作，力争形成新的革命力量。指示李天才做好中宁一带杂牌军工作。

梁大钧、李天才立即和一中学生李广成、李振邦、李玉柱、张琪、高志刚、杜学义等取得了联系，商议秘密成立“宁夏救国军总指挥部”。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又改为“西北抗日救国军”。以杜培英（化名）为总司令。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中师生成为宁夏乃至陕甘宁地区最具革命性、反抗军阀暴政最主动、积极的有生力量。

校长杜立亭遭到逮捕之后，校长职务由黄光筼老师担任。

为了办好宁夏的教育事业，改善学生的学习条件，1931年黄光筼校长亲自率领宁夏教育考察团走出家门，赴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对中小学体制、设施、制度、办学思想、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考察。总结外地办学经验，力图改革宁夏本地教学方法，改善一中办学设施。

1932年，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

同年，宁夏体育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全国第五届运动会。这是宁夏人，也是一中学生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体育比赛。

1932年，马鸿宾派军法处长王德懋（王勉之）兼任宁夏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将黄光筼校长调往宁夏省教育厅工作。

1933年1月，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他任命曾经在甘肃办过教育又担任陇南镇守使佟翎阁秘书长的牟风鸣担任宁夏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杜润滋返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我党决定成立甘宁青特委，分管三省地下工作，并重新派人到宁夏从事革命活动。

张德生、梁干丞在短期内，以一中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在宁夏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11月，张德生在宁夏成立了中共宁夏省立第一中学特别支部，由张德生、梁干丞、刘梅村、何高民七人组成。

后来，梁干丞从事记者工作，身份暴露，被捕入狱。刘梅村、何高民随后也被捕。出狱后回到原籍河南。张德生离开银川。

1933年，梁干丞再次在兰州被捕，壮烈牺牲。

当时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学校的办学质量，应该说在西北是一流的。学校花费很多资金从外面购买了教具，基本能满足学生学习需要；篮球、排球、足球、网球等体育器材齐全，基本能满足学生活动需要。在教师方面，有陈振纲、唐筱舟等名牌大学毕业的教师执教，可以说数理化体音美等新知识学科都有合适的教师任教。但这主要是指初中而言。

由于高水平的名师数量有限，当时一中还不具备开办高中的充足的师资条件。宁夏全省也没有一所高中。一中毕业的初中生，如果有继续深造的想法，只有到外地读书。这些学子大部分去了北平，也有少数前往兰州和西安求学。

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宁夏师范、宁夏女子中学以及其他宁夏籍数批优秀学子踏上了前往北平的漫漫求学路。他们在北京政治和学术的大熔炉里，要么学术有成，要么热衷革命，大多数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也有个别会员，分化出来，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29年，西安中山学院部分宁夏学生转学到北京，分别在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北平大学等校读书。

1933年，马鸿逵开始主政宁夏，9月，根据教育部新的政策，“宁夏省立第一中学”为“宁夏省立宁夏中学”。935年，按照上级指令，孙殿才、张子华到上海继续革命，旅平同学会与党失去联系。大多数学生毕业后返回宁夏，继续保持进步追求。

留在北平继续求学的学生，则继续参加革命活动。“卢沟桥”事变后，旅平学生绝大部分返回宁夏。

总而言之，1927年——1933年上半年，学校是在各种纷杂、交错的斗争中度过的。在革命低潮时期，一中学生或者进行文化斗争，或者组织起义，或者组织学运工运，这种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精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