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丹原称炼丹术。道教为避免其与内丹相混淆，改称外丹。这是以炉鼎烧炼矿物类 药物，制取“长生不死”仙丹（又称金丹、灵丹等）的一种实验方术。

丹砂（即朱砂，又称硫化汞HgS）和汞（Hg，即水银）是炼丹的重要原料。据载，远 在战国时，民间即有以采掘丹砂而致富者。西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列丹砂为上品药， 已知其能化为汞（分解出水银）；列水银为中品药，言其“熔化还复为丹（可还原为硫 化汞）。秦汉时，我国金属冶炼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医药学又提供了使用矿物类药 物以疗病的经验，由此可见，我国的外丹术最迟在秦代已经出现。在外丹著作方面，除 现存的《三十六水法》是早期水法炼丹的重要文献外，尚有成书于西汉末、东汉初的 《黄帝九鼎神丹经》一卷和《太清金液神丹经》三卷。前者强调唯有服食金丹才能“与 天相毕”，又记载炼丹注意事项。它对东晋道教著名炼丹家葛洪“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 的金丹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后者体现了早期炼丹中水法与火法并重，内养与外功结 合的特点，其作“霜雪法”的生成物是合成氯化亚汞（甘汞Hg2Cl2）的最早文献。 道教创立后，道士从方士手里继承了炼丹遗产，为制取“长生不死”药的需要，遂 发展为秘传的实验技术。虽然“长生不死”的主观愿望未能实现，但在千余年的实践中， 却积累了不少古化学知识。8世纪时，我国炼丹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成为近代化学的前 驱。

汉晋南北朝是炼丹术的发展时期。东汉末魏伯阳撰《参同契》，总结了已往的炼丹 成就。如关于黄金的化学稳定性，水银易挥发、又易与硫黄化合，胡粉（铅粉）遇碳 （C）可还原为铅等。从世界化学史上来看，魏伯阳实为世界上最早的炼丹家。约与葛洪 同时的炼丹家狐丘，其“九转铅丹法”是制取铅丹（Pb3O4）的最早文献，也是认识和实 现化学上可逆反应的创举。他的“炼石胆取精华法”，用干馏法从石胆（CuNSO4·5H2O） 中提取硫酸（H2SO4），比8世纪阿拉伯国家制取硫酸要早五六百年。东晋道士葛洪的炼 丹成就，集中反映在《抱朴子内篇》中。他总结了水法炼丹中金属间的置换现象；记载 了从砷化合物中提炼单质砷的方法。虽然他未能对此生成物作出有关形质的描述，但他 的方法确比西方国家一致公认的最早发明家13世纪的日耳曼炼金家马格鲁斯要早九百年。 南北朝时，不少皇室大臣向往服金丹以致长生。梁道士陶弘景自天监四年（505）至普通 六年（525），历经炼丹实践，曾撰专著多种。虽已失传，但历代本草学援引了不少他的 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八至卷十一“金石类”为例共载有关药物一百三十四条， 引自陶氏《本草经集注》卷二“玉石类”原文的五十七条，几近半数。陶氏特别重视总 结金石类药物的产地、形质、分类、用途及疗效，是其运用炼丹术成就于医药学的表现。 此时期制药化学也随着炼丹术的发展而临床应用。东汉时为治外科疱疡，曾以石胆、 丹砂、雄黄、沯石、磁石合炼成“五毒药”。葛洪亦用雄黄解毒；盐水引吐、清洗疮口。 陶弘景则在医著中保存了不少早期化学制药的方法，且合药治痈肿、恶疱、盅毒等。 唐代是炼丹术的极盛期。唐代皇室崇信金丹，虽有太宗、宪宗、大臣李道古等服丹 致死的教训，但炼丹术仍盛传不衰，专题性、总结性论著大为增多。如玄宗时陈少微撰 《灵砂七返篇》《九还金丹篇》，前者载：“光明砂一斤，抽出水银得十四两，含石气 二两。”所谓“石气”为“火石之空气”，即丹砂加热后产生的SO2，可见陈氏实验所得 水银数字已与理论数据极相近似。说明初唐时炼丹实践中的定量研究水平较之狐丘又有 所提高。后者“抽汞诀”设计新颖，方法简便，收汞率高，是唐代“抽砂出汞”的新成 就。另有楚泽编《太清石壁记》三卷，载丹方三十余种，其氯化汞的制取是对无机合成 化学的重要贡献。托名郑思远撰《真元妙道要略》，记载了炼丹见闻三十余则，有的记 录了炼丹时发生的烧手、灼面，甚至引起丹房着火的现象，第一次用文字揭示了火药的 发明是与炼丹化学密切相关的事实。药物学专著则有《金石薄五九数诀》《白云仙人灵 草歌》《丹方鉴源》等。晚唐梅彪撰《石药尔雅》，针对炼丹中药物之隐名、异名、一 物数名、一名数物等混乱现象予以清理，成为道教炼丹文献中的重要工具书。 此时期制药化学也有发展。道士孙思邈于大业（605～618）年间所制“太一神精丹” （丹砂、曾青、雄黄，雌黄、磁石、金牙制“砒霜”），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砒霜 治疟疾的良方。欧洲到18世纪末才以砒霜治疗疟疾，比孙氏晚了一千年。《太清石壁记》 则记录用氯化汞（HgCL2）治疥癣、内痈。唐末《通玄秘术》总结了二十七个用于济世疗 疾、辟寒除暑、绝谷休粮、取箭拔镞的丹方。

宋代是炼丹术渐次衰弱时期。以服食为目的的外丹术已很少有人问津，制炼黄金白 银的黄白术还在继续，炼丹工具还有很大改进。如《感气十六转金丹》保留了“炉式”、 “水鼎式”、“丹台式”诸图。《丹房须知》总结了以往丹房设备的经验，并绘有“龙 虎丹台”、“抽汞之图”、“既济炉灶”、“未济炉”、“镇定”、“压石”（似研磨 药末用）六图。而《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上卷绘有类似“冷却”用的“水海”图；又有 “甑图”一幅，表明对“火气”的控制有所改进。下卷共有六十余幅工具图，有由“磁 石馏罐”和五十两甘埚子组成的“蒸馏器”装置，可用以“朱砂取汞”。

宋以后，炼丹术全面衰落，其有用的知识和技术，被历代医药学家所继承和发展， 推动了中医丹药的发展。历经元、明，至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有师成子著《灵药秘 方》，集丹方三十个，是道教晚期的珍贵医著。据已故张觉人先生介绍，现传中医丹药 的炼制有升、降、烧三种，丹药的组成有硫化汞、氯化汞、氧化汞三类，皆由炼丹遗法 衍化而来，并长期成为中医外科主药。

黄白术黄白术是炼丹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以黄喻金，以白喻银，总称“黄白”。 企图通过药物的点化，变贱金属（铜、铅、锡等）为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假金银，又称 “药金”或“药银”（即各种合金）。制取“黄白”的方技，即称“黄白术”。 我国黄白术的起源、发展与外丹术同步，源于战国燕齐方士之神仙方技。史载，西 汉文帝时，造假黄金者甚多，景帝前元六年（前151）曾下诏：“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 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撰《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二十余万言。

另传方士李少君能化丹砂为黄金。检索史书，东汉皇室及新莽均拥有大量“黄金”， 社会上颇多造“药金”致富或制“延年药”的故事。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汉代多 黄金”之说。可知两汉乃黄白术盛行时代，尤以“药金”的制取为其特色。千余年来， 虽然没有实现变贱金属为贵金属的设想，但经长期的实践，却对我国古代冶金学、合金 学作出了贡献。西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曾总结出：水银“能杀金、银、铜、锡毒”， 即指水银能与多种金属生成合金。

道教创立后，继承了以往的黄白术成就，与外丹术同步发展。在魏伯阳《参同契》 中，就多次隐喻了铅与水银生成铅汞齐（铅汞合金）的事实。而著名的黄白师狐刚子在 其《出金矿图录》中，对金银矿种类、分布、品位、真伪辨识、冶炼等方面均有详细的 论述。为减少金、银毒，首创了“炼金银粉”法，并相沿至明代，后因医学禁用而被淘 汰。早期黄白术中使用的“点化药”是“三黄”，即三种含砷的硫化物——雄黄、雌黄、 砒黄。狐刚子在其《五金诀》中，总结了“三黄”经“伏火处理”，可提高点化效果， 且描述了其与五金合炼为合金时的物件变化。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黄白》中指出， 当时有《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余首。他先从其师郑隐受《金银液经》，后 复求受《黄白中经》五卷。《黄白》篇还叙述了道士李根、程伟妻等造“药金”、“药 银”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葛洪第一次详细记录了从武都雄黄等物冶炼一种金黄色的“铜 砷合金”（简称“砷黄铜”）的方法和技术。前述两汉时期所拥有的大量“黄金”中， 必有相当部分由此法制得（药金）。梁陶弘景撰有《集金丹黄白方》一卷，惜早已失传， 但其《名医别录》中曾指出：矾石“火炼百日……不炼服，则杀人及百兽”。这是继狐 刚子之后又一次关于“伏火处理”的论述。

唐代是黄白术的极盛期。唐皇室迷恋丹药，亦耽于黄白。 相传道士叶法善、刘道古均冶黄白，田佐之等能变瓦砾为黄金。唐代黄白术代表著 作，首推金陵子《龙虎还丹诀》，它记载了不少“黄白丹方”，其“点丹阳方”是先制 得卧炉霜（即砒霜），再用以点化丹阳（铜），得到了砷白铜，这是较砷黄铜（药金） 点化技术更难的一种铜砷合金，因其外表似银，故称砷白铜（药银）。它是有别于古代 “镍白铜”而自成体系的另一类白铜。砷白铜的制得，是唐代黄白术的新成就。此外书 中还有多种“炼红银法”，实际是一种小规模水法提炼纯铜的技术。上述两项成就，为 我国合金学、冶金学作出了贡献。

其次是《太古土兑金》，该书保存了上述狐刚子在有关“转化”五金的一些重要佚 文。其他文献重申了“伏火处理”，即将某些具毒金石类药，用火烧到一定程度，可改 变或减少原有毒性。于是唐代出现了多种“伏火法”，如雄黄经伏火后，简称“伏雄”。 实践中还发现“伏火”还具“提净”、“防爆”和促进物性变化的作用。《铅汞甲庚至 宝集成》卷四列“雄黄金、雌黄金……瓜子金”等“药金”二十种，可见唐代黄白术之 盛。

宋代是黄白术发展仅存余绪时期。北宋初黄白术仍盛行，太祖曾诏令“伪作黄金者 弃市”。开封府曾捕得伪造黄金、白金王玄义等十二人，被流放海岛。太宗、真宗则视 伪金、银为珍宝。当时黄白术不仅为道士所秘传，还为大臣、方士、锻工、文士等所掌 握。称“药金”为鸦觜金、金宝牌、神霄宝轮、紫磨金等。又史载，这类“白金”，不 仅皇室用于赏赐，民间还广泛用于贿赂、借贷、籴米赈贫等。但“白金”决非砷白铜 （制取难度大，性不稳定，且易变黄），有人认为系铜镍合金的镍白铜，但是否为黄白 术的另一产物，检索《道藏》尚未发现这类文献，尚待继续查证。宋代黄白术代表著作， 有托名为《纯阳吕真人药石制》一卷，系黄白师专用本草学著作，共记载六十六种本草 在黄白术中的作用。程了一著《丹房奥论》一卷共十六论，概括了黄白术制作的要点及 过程。认为唐代伏火法，“虽易制伏，惟难真死”，所谓“真死”解释为“不见其形， 方为真死”，可见“死”是一种特殊处理（用草煮制，再以火养）使原有形质分解， “死去”，从而获得新的形质。因而宋代文献中，便在“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达 到“真死”的方法和技术。又如南宋成书的《修炼大丹要旨》，乃黄白术丹方专集，亦 屡见各种“真死法”。可见“死”是“伏”的发展，含义也更为广泛。迨及元明所纂的 《庚道集》，系古代黄白术的大总结，其丹法之可考者，多为唐代，更多为宋代。该集 以“丹阳术”为主，记载了不少“伏砒法”、“死砒法”之类炼制“药银”的技术。宋 以后道教黄白术逐渐泯灭不传。

内丹之学，源远流长，阐发于汉末，盛行于晚唐，博采佛、儒、医诸家之长，不断 趋于成熟，并逐步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多种多样的修炼途径。它宗依《道德经》 《阴符经》等经典，融摄道、禅、易、儒、医等学，实践体验，形成了基于人体生命顺 逆升沉的独特理论，对气功、医疗、人体科学诸方面，都有广泛的影响和启发作用。

守庚申亦称“守三尸”、“斩三尸”，指于庚申日通宵静坐不眠，以消灭“三尸”。

“三尸”又称“三虫”“三彭”，其概念源于汉代纬书。人身皆有三尸虫，能记人过失，每逢庚申日，乘人睡时将人之过恶禀奏上天。《河图纪命符》曰：“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恶事大者，夺纪，纪一年也;过小者，夺算，算一日也。……又人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实魂魄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食人祭醊。每到六甲穷(当为庚)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恬淡无欲，神静性明，积众善，乃服药有益，乃成仙。”①

道教承袭此说，以治三尸为成仙之要。一方面，给三尸取名，并描述其各种罪行;另方面，提出种种治三尸的方法。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已引《易内戒》《赤松子经》及《河图纪命符》言三尸之性质及危害，又在《遐览》中著录《三尸集》一卷，表明魏晋道教已视灭三尸为修道所必需。其后，南北朝至隋唐间，又有不少道书专论三尸及守庚申，《云笈七签》引录为“庚申部”，载卷八十一至八十三。其《太上三尸中经》云：“人之生也，皆寄形于父母胞胎，饱味于五谷精气，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虫，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记人之造罪，分毫录奏，欲绝人生籍，减人禄命，令人速死。……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发落、口臭、面皱、齿落。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伐人五藏，少气多忘，令人好作恶事，噉食物命，或作梦寐倒乱。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令人下关搔扰，五情勇(涌)动淫邪，不能自禁。”②《中山玉柜服气经》则称上尸名青姑，中尸名白姑，下尸名血姑。所述罪过大同小异。

许多道书载有消灭三尸的方法，除以辟谷服气、符咒、服药以驱除三虫外，主要为守庚申。《三尸中经》云：“凡至庚申日，兼夜不卧，守之，若晓体疲，小伏床数觉，莫令睡熟，此尸即不得上告天帝。……经曰：三守庚申，即三尸振恐，七守庚申，三尸长绝。”③《神仙守庚申法》云：“常以庚申日彻夕不眠，下尸交对，斩死不还;复庚申日彻夕不眠，中尸交对，斩死不还;复庚申日彻夕不眠，上尸交对，斩死不还。”④故此日之夜晚应不睡以守候之，此即守庚申的由来。

守庚申以除三尸，在唐宋十分流行。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二云：“庚申日，伏尸言人过，本命日，天曹计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七守庚申，三尸灭，三守庚申，三尸伏。”⑤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凡学道者未有不信其说，柳子厚最号强项，亦作骂尸虫文。”⑥又说：唐末某日，朝士会终南山太极观守庚申，独道士程紫霄持反对态度，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师托是以惧为恶者尔!”⑦此外，唐末五代所出之《太上除三尸九虫保生经》，除讲三尸和守庚申外，着重讲腹中九虫：伏虫、回虫、白虫、肉虫、肺虫、胃虫、鬲虫、赤虫、蜣虫;并附图说明该九虫所能导致的各种病变及灭九虫的药方。以现代医药学的眼光来看，所述虽与科学距离尚远，但将三尸九虫从“魂灵鬼神之属”变为类似蛔虫等九虫，却多少具有一些进步意义。

此仪式亦夙已流行于佛教徒之间。庚申之夜，以青面金刚之像为本尊，造猿形为神，设祭供彻夜，以满足众愿，谓之守庚申。是本出于道家避三尸之说，更无佛教之典据。仅有北宋赞宁《僧史略》卷下(大正54·250c)云︰

‘近闻周郑之地，邑社多结守庚申会，初集鸣铙钹，唱佛歌赞，众人念佛行道，或动丝竹，一夕不睡，以避三彭奏上帝，免注罪夺算也。然此实道家之法。往往有无知释子，入会图谋小利，会不寻其根本，误行邪法，深可痛哉。’

以青面金刚为其本尊者，据青面金刚之仪轨。其言曰：‘若患骨蒸，伏运，传尸鬼病者，诵咒千遍，其病即愈。’其仪轨出于陀罗尼经十。

此外，日本宗教界亦有守庚申之行事，谓之为‘庚申待’。

注：

①　《重修纬书集成》卷六第113～114页，日本明德出版社，昭和53年

②③④　《道藏》第22册581～582页，582页，583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⑤⑥⑦　《丛书集成初编》第0276册11页，2787册98页，98页，中华书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