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顿于1950年出生于英国，早年的求学经历是在剑桥大学，不过专业是材料工程学。

机缘巧合的是在毕业后，经过家族的一位朋友介绍进入了金融业。波顿最初的职业生涯是1971年开始于一家小型的商业银行凯塞·厄尔曼（Keyser Ullmann），后来这家银行在英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银行整改中倒闭。

但是，在凯塞· 厄尔曼的经历形成了波顿后来一直秉承的投资风格。因为该银行管理的其中一只基金是史罗格莫顿信托基金（Throg morton Trust），主要投资于一些小型的公司。波顿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种偏好和做自己的内部调研。而且凯塞 ·厄尔曼的分析团队包括一些基础分析师和一个技术分析师，从那以后，波顿就一直喜欢使用股市趋势图表作为他的投资参考。

在担任了6年的投资分析师后，波顿提前看到了危机，并选择了离开。1976年他跳槽到了一家南非控股的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施莱辛格（Schlesinger）的伦敦分部，起初是担任投研助理，后来升任基金经理开始独立管理基金。

3年后的1979年，是波顿人生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那一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而波顿也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完成了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结婚和换工作。波顿的妻子莎拉（Sarah）是他在施莱辛格的同事，随后的事实证明有这位好妻子的帮助才会有今天的投资大师波顿。

当时波顿虽然雄心勃勃，希望在30岁之前升到主管的职位是他的个人抱负。但是，当时29岁的波顿生性腼腆，犹豫要不要主动去联系当时已经去富达国际的一位前施莱辛格的理事。而波顿的妻子极力鼓动波顿去打这个电话，并且说富达国际是一家极有发展潜力的公司。

就这样，波顿在1979年12月加入了富达国际。当然，是因为那一个重要的电话和随后的成功面试。当时富达国际在英国市场投放了首批4只信托基金，其中就有后来波顿管理的叱咤风云的富达特殊情况基金。

在最初发行特殊情况基金时的投资计划书里，波顿解释了所谓特殊情况的各种类型——“特殊情况公司的净资产、股利收益率或每股未来收益被低估了，但是这些公司却具有某些潜在因素可以提升未来股价。” 但是波顿投资技巧的核心，是以一种逆向进取的方法寻求资本成长的机会，并且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

基于这一点，波顿集中投资于那些并非市场巨头的公司股票。而且采取“自下而上”的选股方法，主要基于和有争议公司本身密切相关的特定标准，而非普遍的宏观经济考虑因素选择投资对象。

在富达起初的那段日子里，波顿同时还为泰莱糖业（Tate&Lyle）和施乐公司(Rank Xerox)之类的客户管理养老基金，但是和管理养老基金相比，管理信托基金可以让波顿更加自由投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波顿又承担起了富达欧洲信托基金发行的管理任务。波顿对欧洲市场尤其感兴趣，因为就投资而言，和英国相比，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因此存在大量机会，可以寻找被低估的股票，这对于像波顿这样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市场环境。

随着波顿投资团队的逐渐成长，他可以不去管公司账户，只专注于旗下的基金。1990年，波顿又开始管理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后来成为富达基金规模最大的欧洲成长基金。该基金创立时，仅仅投资于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市场，但是后来它发展成为了包括英国股票在内的泛欧洲基金。

到90年代初期，波顿的公司又发行了两只封闭式投资信托基金：1991年发行的富达欧洲价值上市公司基金和1994年发行的富达特殊价值基金。波顿这次为投资者提供了可以投资于其选股能力以外的其他选择。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融资来提高收益，当投资信托大幅度折价销售时，就可以成为开放式基金的良好替代品。

然而，波顿管理4只基金的工作任务——其中3只还是富达规模最大的，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已经变得极其繁重。为了更加专注于管理特殊情况基金和特殊价值上市公司基金，这就意味着波顿必须放弃英国或欧洲大陆市场，最终波顿选择了放弃后者，又回到了他的最初选择。

到2007年底波顿卸任前，他所管理的富达特殊情况基金累计回报率高达147倍，换句话说，如果你在1979年就凑足10万英镑投资波顿旗下的基金，到了2007年底，你就能够拿到1470万英镑。

在其近30年的投资生涯中，由于意识到公司独立分析研究的重要性，波顿除了分析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相对估值法，他同时还会去会见大量这种类型的公司管理人员，旨在获得信息优势，因为获得一手信息有利于发掘市场的无效率性和被低估公司的隐藏的内在价值。

波顿并不在意持有的股票和金融时报全股指数的成分股偏差如何，和其他参照基准的基金经理不同，波顿从来不去花时间担心这个。他的目标也是在长期内尽量获得最高的年平均收益，即使短期内收益会有所波动也不为所动，正是这种特殊和独立的方法，使得波顿赢得更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大额收益。

从波顿管理的富达特殊情况基金每年的10只最大持股股票名单可以看出，其确实是一只实至名归的特殊情况基金：其中很多公司都名不见经传，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公司的名字也只是偶尔出现。

另外，像有一些特许经营的公司，一直是波顿的偏爱。任何时候只要它们的市值够吸引人或者它们作为复苏股票再次出现，波顿就一定会再次购买。比如FNFC公司在被英国阿比国民银行并购之前，波顿分别在三个不同时期持有过该公司的股票。

从早期开始，波顿的投资方法就一直是建立在对公司进行内部调查的基础上，他要考虑公司内部股票分析师的分析并与投资目标公司管理层定期召开会议，而后来这种模式成为了波顿许多竞争对手的范本。

在波顿看来，一名成功的投资者必须具备两种品质：对潜在投资机会进行勤勉而广泛的研究，以及摆脱市场对“热股”普遍追捧的影响。

波顿认为市场反向投资者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研究。独立评估各个公司优劣势，发掘新公司，以及判断当前股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公司优劣势，是波顿判断是否持有公司股票的三大途径。

对于现在依然让人“色变”的金融危机，以及市场仍然混沌不明的时刻，波顿显示了他作为坚定逆向投资者的行动和观点。因为波顿的富达特殊情况基金在2007年底其他人极度疯狂的时候，已经大量抛出股票，持有现金从而很好地抵挡住了这次全球风暴。

但现在“是好几年来的第一次，我对股市的前景开始感到非常乐观。”波顿在近日接受亚太六国媒体联机采访时表示。波顿表示，如果你感到非常痛苦，很可能是因为你是买在了股市高点。

波顿认为，投资人的致命错误有两个，买在高点是一大错误，而第二个错误则是卖在低点。既然错了一次，就不该再错第二次。波顿说现在急着卖股票的投资人，正在犯下天大的错误，并且认为金融类股将会首先反转，其基金已经开始买入相关股票。

让人惊讶的是，虽然选股和投资是波顿的最爱和职业，但他还是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其谱写的一首颂歌——A Garland of Carols，曾经在圣保罗大教堂公开演奏。另外，波顿在西萨塞克斯郡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膝下有三个孩子。他认为在情绪极容易受到影响的投资领域，家庭幸福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逆向进取

外表儒雅的波顿在做投资时却更像一个叛逆的斗士。和大多数共同基金经理不同，他的操作更为激进，选股更为独特，不去和参照基准作比较，他的目标是在长期内尽量获得最高的年平均收益，哪怕这样做会导致业绩在单个年份中出现大幅波动。

他管理的“特殊情况基金”一直坚持逆向投资的理念，标的是那些净资产、股利收益率或每股未来收益被低估，但却具有某些潜在因素可以提升未来股价的公司。这些公司有“商业特权”（business franchise），使其在未来十年在行业中占据翘楚地位，并且价值持续增长，同时具有内生力，其生存不受外界因素影响，并且能在中期经营中产生现金流。

“现金回报率是评价一家公司吸引力的最终尺度。如果要在现金流和成长率之间作出选择，我更倾向于现金流。”

此外，波顿眼中的优秀管理者应该有战略眼光，并对公司的日常运营和财务管理都了如指掌，而且应该是坦诚地直面投资者的。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次公司实地拜访后，波顿抛售了其投资组合中的一只重仓股——西班牙集团公司Torras Hostench。因为，虽然这家公司得到了科威特投资局的青睐，但其总裁时刻需要保镖跟随的异常情况使得波顿对其公司管理层的信赖大打折扣。

事实证明，波顿的直觉是对的，这家公司后来成为西班牙最大的破产公司之一。

信心最重要　

对波顿而言，在投资股票时，最重要的不是目标价格，也不是资产配置，而是信心。

波顿认为，通过预测公司的未来业绩来给出具体的目标价位是不可能的，因为短期股价是买卖均衡的结果，而这个均衡是脆弱的，很小的市场变化就会引起波动。他甚至建议投资者“忘记买进股票的价格”，不要让股价成为自己的心理障碍。因此，波顿做得更多的是定期复核投资理由和评估信心程度。“如果公司状况持续恶化，就应该坚决抛售。为证明自己当初买进的理由是正确的而继续加仓想把钱赚回来的做法是危险的。你不可能用亏钱的方法把钱赚回来。”

在建立投资组合时，波顿首先要问自己的是“我的投资组合是否与我的信心程度相匹配”。在选择个股方面，他也只选那些被严重低估的股票，如果对一只股票没有信心，即便是指数中的权重股，他也决不买进。开始时，他只在一只股票上投入资产组合的0.25%，之后，随着信心程度的增强，渐进式增仓，但任何一只股票在组合中的比例都不会超过15%。

在决定抛售股票前，波顿会考察是否满足三个条件：“如果某些事情否定了我的投资理由；如果达到了我的估值目标；如果我找到了更好的股票。”

在审视自我信心的同时，波顿同时提醒投资者要时刻注意市场的情绪，长期来看，股市反映的是公司的内在价值；但短期来看，它反映的更多的是人们愿意买进的价格，这个价格可能和公司的内在价值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最重要的不是你自己知道什么，而是把你所知道的和其他人所知道的作比较。”

2007年，有先见之明的波顿退出了富达基金管理，避开了金融危机。然而，原本可以功成身退的他却在底高调宣布将投资中国股市，管理一只规模为10亿美元的富达中国特殊情况基金（Fidelity China Special Situations）。

这一举动招致了投资界的质疑。在一些人看来，没有投资中国经验的波顿可能会在变化莫测的中国股市翻船，并毁掉自己30多年打拼出来的盛名。但波顿表示：“我不是这样看待人生的。生命是短暂的，我要做有趣和富于激情的事情。”

他移居香港。4月19日，富达中国特殊情况基金正式推出。截至6月30日，该基金的净值为93.68便士，但相比同期下跌了20%的中国A股市场，他的业绩已是不俗。

波顿相信，在全球低增长环境中，中国相对高的增长率对全球投资者而言更具吸引力，稀缺的成长性股票也会出现更高的溢价。他相信他的投资布局将受惠于中国的结构性调整，他所看好的行业包括零售商、电器、鞋类、珠宝商，以及消费带动的其他领域，如酒类、餐厅、酒店、汽车、电信及互联网，同时包括金融股、地产代理商和一些医药股。

目前，他通过QFII经纪购买股票挂钩票据（ELN）来投资内地的A、B股，目前这部分投资占基金总值的12%；此外，香港股市占66.5%，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占12.9%。

波顿偏向投资两大类公司：一是有能力在未来十年大幅增长的公司，其估值一般高于西方同类公司，但没有太高的溢价；二是有合理增长潜力的中小型公司，其估值一般低于西方同类公司。

自到任后，波顿已经拜访了150家中国企业。他感到，中国股市的有效性逊于发达市场，很多公司，尤其是中小企业还没有得到研究员的关注，而这恰恰给他寻找潜力股提供了机会。他还发现，中国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质量超出预期，许多公司拥有充裕的净现金流。

但他同时也看到，中国公司治理和市场透明度有待完善，政策风险较大。他对记者坦言，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多的政策影响，因此他更倾向于投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投资国有企业。

他告诉记者，法国政府有时也会干预国有企业高管的任命，他在投资法国市场时已有经验积累，另外，国有企业在投资回报方面也更为稳妥。

波顿认为，在经历了12个月的下跌之后，A股市场的估值变得更加合理，晚些时候发动一轮牛市已经具备条件，比如，国内基金持有的现金比重很高，流入中国的国际投资资金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较低水平，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控可能在年底有所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