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后，安维峻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战争的进程上，“军兴以来，除言兵外，他事不复及”，他连上《请饬查战事虚实疏》，《论进兵机宜片》等，向清廷献计献策。从八月初到年底短短几个月，就连上三十多道奏折。在这些上奏中，他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诸如进兵路线，战术设想，陆海军相互配合，严明赏罚和整顿纪律，主重后勤，保证军需供应等。

但是，这次战争清政府是被迫应战的，尤其掌握清政府最高统治大权的慈禧太后更无抵抗到底的决心。10月10日是她60岁生日，清政府从正月起，就挪用二百万两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在北京城内外大办景点，张灯结彩，准备举行盛大的寿辰庆典。慈禧太后害怕战争持续下去，会给她的“万寿庆典”带来严重影响，所以清军在平壤溃退和9月17日的黄海大战后，后党又重弹老调，示意李鸿章等人积极从事求降的议和活动。而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朝鲜后更为猖狂。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向中国进犯，一路从朝鲜北部渡过鸭绿江，占领九连城，凤凰城；另一路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占领金县。11月底，日军相继侵占旅顺、大连、奉天告急、京师震动。后党求降之心更加迫切，大臣孙毓文、徐用仪在御前会议上摇簧鼓舌、大放厥词，扬言除非停战求降，就“不能保陪都，护山陵”，清王朝的发祥地和祖先坟墓，必然毁于一旦。李鸿章也在长篇上疏中说：现在日本乘接连获胜之机，要求割让领土，若不暂且应之，则不能打开僵局。并说现在割地求和，是今屈而求将来之伸。面对投降派的喧嚣，安维峻毅然拍案而起，于11月29日专上《力阻和议疏》，反对议和，坚决主张抗战到底。

安维峻旁征博引，指出现在朝廷内外，官吏腐败，正宜乘此战争环境，整饬吏治，督促一切官员，决心卧薪尝胆，庶人才能复出，国家才能强胜。而今战事方艾，突然议和，恰恰是挫天下志士之锐气，令英雄为之寒心。战争是人才、军队和武器的试金石。将领的优劣才鄙，枪炮的有用无用，兵士是否训练有素，都能在战争中得到一一验证。一胜何足喜，一败何足忧？转败为胜，关键在于引导。如果遇到几次挫折，就因噎废食，丧失信心，以为此后战争没有把握，就迎合懦弱畏缩之辈的意见，求降媾和，岂不是让忠勇义士痛心疾首，无所作为吗？况且一败即和，是我求和于敌，非敌求和于我，此后将把割地赔款当作应急妙计，那我中国就永无自强之日了。

安维峻最后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四面环伺，虎视眈眈，都想鲸吞中国，只是因为它们彼此间的利害冲突，相互牵制，故谁也不敢先动，但亡我之野心，无一刻不忘。如果向日本求和，结局必然是一国得志，众强效尤。今日满足，明天它又复来，何日能了结？罢兵议和，我之兵可罢，敌之兵不可罢，倘其挟前胜之余威，因利乘便，谁能抗拒？

安维峻的这篇《力阻议和疏》，可谓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他的拳拳报国之情。可是呈上以后，却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1894年12月2日是安维峻一生中最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城、街巷上都在传说李鸿章勾结太监李莲英，运动慈禧太后，明谕光绪皇帝议和。安维峻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痛不可忍。眼前不禁浮现出他一向最崇敬的明朝爱国忠士杨继盛的高大形象。杨继盛因奏劾权奸严嵩犯讳，年方四十即被斩首法场。杨继盛在临刑前赋词一首：“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当时安维峻也正好年界四十岁。在国难当头，民族兴亡的紧要之时，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以命拼一疏，弹劾权奸，为国为民，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他回到公房，全身贯注，飞笔直书，写了《请诛李鸿章疏》，写毕已是深夜。他忧国心切，墨迹未干，即连夜叫开正阳门，呈递给皇帝。据说，安维峻当时是抬着棺材上金銮殿的。

安维峻在此疏中弹劾的李鸿章，是当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人物。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受到清廷的重用，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朝政，办理清政府的外交，兴办北洋陆海军，并在中国南北创设轮船，电报，煤铁，纺织等近代企业，是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依靠慈禧太后的支持，对主战派的言论和光绪帝的谕旨，或阳奉阴违，或置若罔闻，在军事布置和外交活动上一贯妥协投降。因此，李鸿章理所当然的就成了主战派所攻击的对象。特别是安维峻自担任御史后，即每章必弹，对李鸿章真可说是弹章如丘山之积。在这次所上的《请诛李鸿章疏》中，他更是历数其种种滔天罪行，指出：“李鸿章不但误国，而且卖国”，要求皇帝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

李鸿章的外甥刘芬，时任军械局书办，是一个色欲、贪欲交织的俗人，由于他特殊的身份，经日本石川五一的贿赂，他给日本提供了不少情报。天津城守营千总任如升发现后，即被天津衙门一举抓获，经突审后于1894年9月20日枪毙了石川五一，处决了刘芬。

安维峻在奏折中首先指出，李鸿章所避战求降，是因为帝国主义是其靠山，如交战抗敌，担心失去其寄囤在日本的私财；战争爆发后，他倒行逆施，资助敌人，坑害自己；压制阻止抗战，李贼“有言战者，动辄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迎合李鸿章的意思，未见日军就先退避，偶遇日军就立刻溃散；曲意包庇革职拿问的叶志超、卫汝贵，让他们在天津躲藏起来，用总督衙门做他们的避难所。全国臣民对李贼切齿痛恨，欲吃李贼之肉以平其愤。皇帝应该当机立断，杀国贼李鸿章以泄民愤，以振民气。

安维峻在这个奏折的最后还严厉谴责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说：“皇太后既归政皇帝矣，若再象以前那样处处对皇帝行事予以牵制，那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并将慈禧太后的忠实走狗李莲英训斥道：“至李莲英何人斯，而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安维峻披肝沥胆，冒死直谏。此疏一上，震惊中外，部分大臣见了奏文，吓得直伸舌头。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员则无不竖指佩服安维峻的勇气和胆略。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后，恼羞成怒，迫使光绪帝颁发诏令，给安维峻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将他“交刑部”严加惩处。光绪帝曲意回护，以“肆口妄言，恐开离间之端”为理由，把“交刑部”用朱（石朱）笔勾去，于是安维峻幸得不死，但被革职，流放到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至此安维峻一片报国之心化为泡影，蒙受了不白之冤。

1895年4月甲午战争的硝烟未尽，李鸿章及其子即东渡日本，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大受一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二点三亿两白银的赔款，使日本的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举侵华埋下了伏笔。

但是，请诛国贼的这一正义行动，却得到了正直士大夫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赞扬、尊敬和支持。《清史稿》中说：“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敬之。” 其被贬逐的命令下来后，许多京城人士，认识与不认识的，纷纷前来安维峻的住所慰问和送行。

安维峻临行之际，友好特地在杨继盛的故宅松筠庵为他送行。有人当场赠联：“不学金人，斯为铁汉；暂流西域，终讨北洋”。其好友文仲恭、王幼霞、曾狷、叔农部、恩仲渊、徐孝廉等，或赠诗，或赠画，嘉其义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特制“陇上铁汉”印章一枚，相赠于安维峻。待到离京之日，京师大侠“大刀王五”也闻讯赶来特地为安维峻送行，并馈赠车马行资。甘肃赴京举人李叔坚、侯乙青代表甘肃其他举人向安维峻转达了家乡人民对他的问候，并护送至张家口。安维峻一行到达目的地后，当地官员自都统以下莫不视安维峻为上宾，优礼招待。时人深深感叹：“可见公道在人心，晓峰于此不朽矣！”

安维峻被贬流放，在张家口一直度过了五年的谪戌生活。这期间，他忧国之心丝毫未改，常以诗言志，抒发胸怀。1895年9月14日他步和杨继盛临刑诗一首，表达了他此生不渝、始终坚持爱国的立场。其诗：“国贼讨未成，遗恨终长古。他生犹谏官，衮阙吾其补。”

1899年释放回乡后，先在陇西南安书院主讲，后再家乡办学。1900年后复启用为内阁侍读学士掌典校，做着无为的文笔生涯。1902年又移任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教习，并选写《四书讲义》四卷，忙碌了几年的教书育人。1908年回归故里后，陕甘总督升允聘请安维峻为重修《甘肃新通志》总纂，开局编纂了共105卷，80册，300余万字的《甘肃新通志》，于1910年后完成。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回乡定居，道袍道帽，从事农耕，整理文集诗稿，并带领村民重修了迎思堡，以防匪患。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后，诏命安维峻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闻拒未去。

1925年安维峻病逝于故里秦安柏崖山庄，享年七十二岁。他不仅是一位民族英雄，而且还是一位有功于甘肃文化、教育事业的学者。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谏论各疏集为《谏垣存稿》四卷，另著有《望云山房诗集》三卷和《望云山房文集》三卷，及《四书讲义》等诗文集。

《力阻和议疏》是安维峻自莅任御史以来上奏稿中最长的一篇，全文近五千字。这一宏篇巨制，义正辞严，阐述了和、战问题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许多大道理。他指出，中日战争刚爆发时，当事大臣就有求和言论，后来皇帝诏旨严明，一意主战，并积极筹措战守，人心大振，故虽有牙山等地的失利，而京师军民安静如常，坚信中国最后必然取得胜利。现在突然提出和议，态度前后判若天地，这是长敌人的气焰，灭自己的威风，与我中国有百害而无一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