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转到国民政府浙江省反省院普通院。

1930年4月，他获准保外就医，于是他趁机与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接上了关系；9月，他从杭州到上海，任上海法南区委秘书长、组织部长。

1931年初，他调往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报务；9月，赴鄂豫皖苏区，在军委参谋部负责谍报和机要工作。此后，他随红四方面军部队参加了数次反围剿战斗和万里长征。

1936年10月，又随西路军西征宁夏，先后任电务处长、统管红军电台的三局局长。

1938年7月，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39年3月，毕业后他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任组织科长、党总支书记、干部处长、政治处主任、秘书长等职务。

1946年底，他重返部队，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工作。

1947年8月，他被任命为第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1月，任江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纵队党委和军区党委委员。1949年7月，湖北沙市解放后，他一直在湖北省任职。先后任沙市军管会主任、中共沙市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省总工会主席、省劳动局局长、省委城工部部长；中共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副市长、市长、市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务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中南局委员。

1978年10月，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1年4月4日，在武汉病逝，终年82岁。

1931年初，中共中央把宋侃夫从上海法南区委调到特科无线电科，学习报务和机务。由于宋侃夫在浙江学习过一些电器方面的知识，因此对于学习无线电工程原理比较省力，从电器的一般知识到无线电原理以及公式的计算推导等于复习了一遍，英文版的无线电袖珍本也可直接阅读，而他对学习却非常认真，对无线电电器的装配、修理尤其专心致志。

陈寿昌从上海地下党开办的一家电器商行买来了些元器件，宋侃夫等非常高兴，先装了一部收音机，又装了一部发报机，最后装成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电台机器装好后，他们按照上级告知的呼号、波长、联络时间同上海的一部秘密电台进行了联络。初次联络即得到了回答，电台的沟通使他们兴奋不已。

1931年9月，上级正式通知宋侃夫，要准备去鄂豫皖苏区。离开上海前，还告诉他们鄂豫皖苏区同上海党中央、江西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湘鄂赣苏区通报的四个密码电台的呼号、波长、联络时间。这些密码的编制主要由英文字母变化组成，没有现成的本子，一下记住是很困难的，但宋侃夫只用了三天时间就熟记了其中的三个密码本，徐以新熟记了一个。他们牢记着这些密码，肩负神圣的使命，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在河南省新集(今河南新县)南门外钟家畈的一间简陋的小屋中诞生了。电台负责人是宋侃夫。由于宋侃夫背熟了三个密码本，因此电台的译电工作也由他兼任。宋侃夫带领电台全体同志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夜以继日地坚守在电台旁边。他们一面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一面不停地呼叫上海党中央和周围的其他革命根据地。在宋侃夫和电台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下，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先后同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贯通了联络。

红四方面军电台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是向中央根据地报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建制情况。第二份电报则是通报黄安战役、商潢战役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份回电是向四方面军祝贺胜利并通报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有关情况以及中央红军的胜利消息。随后，红四方面军电台陆续收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发来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对待地主、富农政策，城市政策，等等。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建立以及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联络的沟通，使被分隔在不同地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之间能够互相呼应、互通消息、政策一致、配合作战，因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苏家埠战役的重大胜利，歼敌3万余人，缴获了4部电台和大批无线电器材。这样，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设备大为改善，不久就扩建成两个台。第一台由宋侃夫、王子纲掌握，随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军委行动。第二台由蔡威负责，先随红七十三师，后随红二十五军行动。

1932年8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0月12日越过平汉线向西实行战略转移。在宋侃夫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电台随大军转战鄂、豫、皖、陕、川五省，行程数千里，历时两个月，先后经随县、枣阳、新野、邓县、淅川、南化塘、漫川关、杨家斜等地，翻越天险秦岭到陕南子午镇，然后再越秦岭到小河口，趟着刺骨的冰水涉渡汉水，冒严寒、踏冰雪飞越大巴山，经两河口、苦草坝、毛浴镇最终安然抵达川北通江。在两个多月的艰苦征战中，电台始终保持了与中央红军联络畅通，有力地保障了方面军总部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紧密联系，及时获得了中央根据地转发来的中央指示和敌情通报。这对指挥红军作战，选择行军路线，保障部队行动安全和作战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后，建立了川陕根据地。由于有了根据地，环境比较安全、稳定，所以无线电通信工作在此期间有了飞跃发展。红四方面军在噶阳坝扩建了一个电台(第三台)，并成立了电务处，统管无线电通信、机要和干部训练。

由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宋侃夫、王子纲于1933年2月开始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起初他们注意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从中收集情报。有一次王子纲用收信机随便收听时，发现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邓锡侯的电台，他们发报的报头、报尾用明码，中间内容用密码。他们的电台在移动时，总是先用明码发“QRC(贵台何处)、QRA(贵台何名)”，回答也用明码。这样，宋侃夫、王子纲开始通过侦听敌电台通讯，发现敌人的驻地、番号、主官姓名、行动方向和指挥系统等情报。然后全力以赴开展破密工作，逐步摸清了敌军电台所用密码的规律，然后排出敌台的密码表，这样就完全破译开了敌军的密码。宋侃夫最先破译的叫“通密”即最普通的密码，它的底本是明码。不久，只要敌人电台用“通密”发报，宋侃夫可以做到拿起电话就直接向方面军首长念出电报的内容。

此后，宋侃夫与蔡威、王子纲通力协作，一鼓作气，先后破译了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邓锡侯、田颂尧、刘湘等四川各派军阀的密码。此后，四川军阀的无线电通信对于红军来说也就不存在什么“机密”了。

1933年2月，四川军阀田颂尧拼凑了38个团的部队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宋侃夫等人事先破译了敌人兵力部署的密电，及时报告了方面军总指挥部。红军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做出了“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正确决策，利用有利地形，合理使用兵力，节节抗击，大量杀伤、消耗敌人。1933年5月，红军与敌在空山坝展开决战。宋侃夫、蔡威再次破译了敌军有关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进攻时间、主攻方向的全部电报，为红军以少胜多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颂尧失败后，1933年10月底，另一个四川军阀刘湘纠合四川各地军阀，以110个团20余万人的兵力，向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六路围攻”。随着战斗的日趋激烈，宋侃夫发现：敌人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的花招也越来越多，密码改动十分频繁，几乎一星期一次，越改越乱，宋侃夫也因此称之为“烂码”。狡猾的敌人还常常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更全部的兵力部署，或者在传达进攻命令时突然改用新密码，上午下令，中午或下午就发起进攻。敌军的这些花招使宋侃夫在破译工作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宋侃夫以惊人的勇气、耐心和智慧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到后来不管敌人的“烂码”如何改变，宋侃夫只需要用2至3个小时就能完全破译出来。

由于红军无线电通信保障工作和技术侦察工作十分出色，红军在反“六路围攻”的斗争中显得“耳聪目明”，十分主动。经过10个月英勇奋战，红军以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彻底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宋侃夫和电台的全体同志在反“六路围攻”的斗争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智慧和汗水，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

宋侃夫曾于1960年、1980年、1985年三次在萍乡做了短期逗留。1960年中秋节前夕，宋侃夫第一次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故乡。在回来之前，宋侃夫写了一封信给在萍乡的亲属，说这次回来纯属探亲访友，不会去拜访萍乡的党政领导。其实，宋侃夫当时担任中共武汉市第一书记，他之所以回萍乡，主要是希望自己的家乡为武汉提供一批煤炭，用以促进武汉这座中南重镇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宋侃夫回萍乡所要找的，正是当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宋侃夫之所以事前写这么一封信，是委婉地告诉亲属们：不要企望通过他回来找地方领导解决任何个人问题。在宋侃夫的教育和影响下，他在萍乡的亲属们也从来没有依仗他的名望，向地方组织提出过任何过分要求。这次回家乡，他听说了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彭光贤的事迹后，很是兴奋，不顾劳累，专程赶到湘东镇新村大队看望彭光贤。

1985年，宋侃夫再次回乡，他先后参观、走访了萍乡发电厂、萍乡汽油机厂、萍乡第七塑料厂、萍乡中学、萍师附小和安源煤矿等10多个单位，还到了县区乡镇。在安源参观工人俱乐部旧址和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时，宋侃夫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革命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建设一个更加美丽富饶的萍乡。”在萍师附小他很认真地参观了学校，亲切地看望了学校老师，感情浓烈地说：“这是我的母校，我很感激她对我的启蒙教育。”接着，又嘱托陪同参观的萍乡市党政领导同志：“一定要抓好教育，抓住人才这个百年大计。”

宋侃夫是我党第一代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专家之一，作为来自上海的“火种”，他与蔡威、王子纲并称红四方面军“情报三杰”，他们三人联手于1933年2月解开四川军阀的密码——“通密”，为红四方面军在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和配合红军长征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与宋侃夫领导的军委二局：“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