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主张“理在气中”的思想家，反对程、朱所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认为性即是气质之性。王夫之说：“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颜元强调“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戴震还提出关于性的新定义，说“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别焉是也”,认为性的内容就是血气心知。他既不承认程、朱所谓“性即理”，也不承认陆、王所谓“心即理”,而认为理是外在的、客观的,存在于事物之中,不存在于心中；但心具有认识作用,能辨识客观事物中的理。他说“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这是关于心的新观点,是对心性学说的唯物主义总结。

闻见、知行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知”，即是指认识，包括对一般事物的认识和对道德的认识。所谓“行”是指行为，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为和道德行为。张载论知，分别了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认为见闻之知是“耳目内外之合”,是关于事物的认识;“德性所知”是“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是关于天道的认识。他没有直接谈到知行问题,而是强调认识与道德的联系;强调“德性所知”来自道德修养，否定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的联系，陷入神秘的直觉主义。程颐也区别“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他所说的“德性之知”主要是对“理”的认识，同张载所谓“德性所知”有一定区别。程颐论求知方法，强调格物，说“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认为只要研究了自己身心和天地万物之理，就能觉悟最高本原之理了。程颐着重讨论了知行关系，认为行“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继程颐后,也认为致知方法在于“即物而穷其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然后“一旦豁然贯通”，就达到最高认识了。朱熹注意了知行的关系，认为知在行先。他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陆九渊认为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过于烦琐，主张直接求理于心。他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能反省内求,此“理”自然明白起来。陆九渊也主张知先行后说。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强调知行不是二事,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实际上是抹煞知与行的界限，以知为行。王夫之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认为“其所谓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是“销行以为知”。他指出：知行“相资以互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二者之中，行是基础，“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他肯定行先知后。这是宋元明清时代对于知行问题的唯物主义总结。

两一、变化

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宋元明清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张载提出“一物两体”说，认为气是对立的统一体。由于对立，所以产生变化；由于统一，所以变化神妙不测。他还认为，由对立统一引起的变化有两种形式,一是显著的,称之为变；一是细微的，称之为化。变与化相互转化，构成事物的发展过程。程颢强调“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又说：“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肯定对立是变化的根源。程颐强调“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认为事物的发展，达到一定限度，必然转向反面。朱熹更提出“一中有对”之说，认为东西、上下、寒暑、昼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对”。“一便对二，形而上便对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他所说的一中之对即是内在矛盾。朱熹所举事例主要是静止状态的对立,但也承认对立是变化的根源,他说：“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这是对于张载学说的发挥。王夫之以“大辨”与“至密”说明一切对立面的相互关系，认为对立面一定是有根本区别的，可谓“大辨”；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的，可谓“至密”。他又指出，“两端”的统一是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关系,并非另有一个统一体把两者结合起来,“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也”。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

古今、理势

朱熹和陈亮就三代与汉唐的历史评价问题展开论辨。朱熹推崇夏商周三代，卑视汉唐，他认为秦汉以后，“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于天地之间”。陈亮则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阔，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朱熹尊古卑今，宣扬历史退化观点，是错误的，但在其中含有批评现实政治的意义。程朱认为三代先王之道有永恒的价值。明代王廷相提出“道有变化”的新观点。他指出，道是气中之道，“气有变化，是道有变化”。他举例说：“揖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众古者不能宜于今。”认为道是因时而变的，肯定了古今制度变化的必然性。王夫之也肯定道是随时代而改变的，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其必然的趋势和内在的规律。他提出理与势统一的观点,认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已”,“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肯定了历史规律即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中。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中最深刻的思想。

宋元明清时期最主要的哲学范畴是气、理、心。张载、王安石、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以气为最高范畴:程颢、程颐、朱熹及其弟子以理为最高范畴;陆九渊、王守仁及其弟子以心为最高范畴。以气为世界本原的是唯物主义,以理为世界本原的是客观唯心主义,以心为世界本原的是主观唯心主义。此外还有注重功利的学派，主要代表是陈亮、叶适、颜元、戴震等，他们强调“事功”，“实用”，是反理学的思想家。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但相对而言，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

内容总结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是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在哲学中的反映，又对封建专制制度起到了巨大的维护作用。在理论思维水平方面，这一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新高度。唯心主义阵营形成了朱熹哲学和王守仁哲学的系统理论；唯物主义阵营在张载到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得到充分发展，终于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体系。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至此分别进入了自己发展过程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哲学的这种高度发展，是汉唐以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成果，也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反映。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塨、唐甄、戴震等人对程朱陆王唯心主义特别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思想的批判，是封建社会孕育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哲学上的表现，预示着古代哲学的终结和新时期哲学的到来。

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世家豪族的衰落，封建租佃关系得到充分发展，实物地租成为主要形式，同时又出现了货币地租，使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随着东南地区的开发，农业和手工业空前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较大的工商业城市。明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与此同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贫富分化迅猛，封建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政治上，从北宋开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央专制集权，这对防止出现汉唐时期那样的封建割据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加强了对于人民的控制。地主阶级中少数有远见的人曾经力图实行一些改革，但是在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下，都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广大农民在“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下，不断起来斗争。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矛盾，始终十分尖锐。民族斗争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统一，但战火对社会生产和百姓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宋代,有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沈括的《梦溪笔谈》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记载了许多有价值的发明创造。明代,产生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科学著作，总结了手工业、农业和医药等方面的伟大成果。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如散文、诗词、书法、绘画、小说等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只是到明代后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才逐渐落后于欧洲。

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哲学已经衰败，儒家哲学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在北宋有邵雍的象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王安石的荆公新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南宋有朱熹的闽学、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以及陆九渊的心学等；元代有许衡、吴澄等人，他们是二程、朱熹学说的延续者；明代有王守仁的阳明学、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以及罗钦顺、王廷相、李贽等人；明末清初，哲人辈出，重要的有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塨等人；清中期则有戴震等人。由于宋元明时期的各个学派大都研讨理、气、心、性等哲学范畴以及仁、义、礼、智等伦理规范，因此有的哲学史家把他们统统称为道学或理学。有的则认为，只有其中的濂、洛、关、闽诸学以及陆王心学可以称为道学或理学，而永康、永嘉学派、李贽以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则不属于理学。一般来说，程颢、程颐、朱熹的思想大体一致,都以“理”为最高范畴,故称“程朱理学”。二程、朱熹和周敦颐有继承关系，并且以上继孔孟的儒家传统为已任。这一流派在宋、元、明、清各朝都为统治者所提倡。陆九渊和王守仁的思想一脉相承，认为“心即理”，以“心”为最高范畴，故称“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受道家及佛教哲学的影响，是唯心主义流派。而张载、王安石、陈亮、叶适、罗钦顺、王廷相则是同程朱、陆王学派以及佛学、道家唯心主义相抗争的唯物主义流派。王夫之发展了张载以来的气本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对程朱、陆王以至佛学、道家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