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0 22:57
《宋元通鉴》是编年体史书，明薛应旂撰，共一百八十卷，有最早刻本即明代天启六年自刻本传世，现存北京图书馆。 《宋元通鉴》记述内容，乃承接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即公元960年，下讫元至正二十七年，即公元1368年，所记共四百零八年历史。洋洋洒洒，共计一百五十七卷，（也有的刊本一百八十卷）。其中详记了北宋仁宗朝史事，共十三卷；南宋高宗朝史事、二十一卷；元顺帝朝史事，十一卷。其他各帝或简或繁不一。
薛应旂，字仲常，江苏武进人。生于明弘治十三年（即1500年），幼时天资甚为聪颖，于四书五经无所不喜，尤其喜欢读史书。嘉靖十三年中进士，被授浙江慈溪县任县令，时年三十六岁。
踏上仕途后，他仍醉心于学术，在嘉靖二十二年刊行了《六朝诗集》，共收二十四家名作，全书五十五卷 在当时产生一定的影响。薛本人也被提升为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
其编年次序，仍依照宋为正统，辽与金皆作陪衬，南宋末年，则一直写到帝昺亡，始采用元代纪年，即南宋祥兴二年，此时元朝已定都建国十余年矣，其夷夏之防的观点十分明显。其史料剪裁上就更加明显，辽金史事一概削而不载，专一记录有宋一代。后人有的以此批评薛应旂史料取舍不当，确属事出有因。
统观《宋元通鉴》全书，他基本上采用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写作手法，以时间为序，依次叙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事，无所不包。内容十分丰富。薛应旂自己也说：“凡有关于身心、性命之微；礼乐、刑政之大；奸良邪正之辩，治乱安危之机；灾祥休咎之征，可以为法，可以为戒者，皆直书备录。”
在薛应旂看来，宋以堂堂华夏、泱泱大国竟沦为夷狄统治之下，实乃亘古未有之奇事，因而讨论宋之所以失国，是其编书的最终目的，也是“大可鉴戒者”。
他在文中，历数自宋初以来，君子与小人并用，而渐渐君子竟被小人排挤而遭摈斥，奸佞因而得意显融，靖康之变的惨痛教训，也并未使宋统治者清醒过来，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仍然是小人得道，百余年间，共有汪伯彦、黄潜善、秦桧、汤思退、韩佗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七个奸人为相，遂致李纲、赵鼎、宗泽、张所、岳飞、韩世忠等一干正人君子，或贬或杀，使善类消亡，则小人无赖益发猖狂。
宋人陈亮说“举国上下皆风痹不知痛痒，竟忘君父之大仇！”，以是辽金虽灭，元朝遂趁机灭亡宋。最后，薛应旂得出结论：“故元之乱华，皆本于宋之用匪其人所致，而十万世来，鉴莫有大于是也！”
正是基于这种目的，所以他文中对辽、金的史事基本上不谈，只是附带提到，而且用语多有蔑视之祠，如虏、狄、女真等词，成为日后犯禁的病根。
但是，元朝代宋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薛应旂也不得不承认元的正统地位，他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话，说“天命真人于沙漠”，以此来解释宋元交替，但一俟明建国，尚未统一全国，他便用明朝年号取代元，与南宋亡国十余年仍存帝号相比，其华夷之见岂不昭然若揭。
他在全文最后，又引用了刘基的一段话：“冬寒之极、必有阳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理则然也。元德既衰，九土靡沸，鸱张狠顾之豪弥漫山泽，万姓鱼喁，无所答告，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肃将威武，代伐不道，于是拾宋掇秦、攀赵拔燕，不数载而天下遂归一统者，天命有在也！”这段话可以是他写作的最终概括，但也是这话极大地刺激了清代统治者，既然明代建国是“天命有在也”，那么清代明就自然是僭越了。
因此文网一兴，《宋元通鉴》就在劫难逃了。
薛应旂做史书也颇有几点值得称道。众所周知，史著历来有简约派和富全派。如司马迁写《史记》，三千年事仅五十万言，而班固著《汉书》，二百年事竟达八十万言，双方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一些原始文献的取舍上。到了宋代，修史流行简约，欧阳修更是极力鼓吹这种史风，结果他写成得《新五代史》有的地方辞不达意，有的地方竟因文害意，为此，薛应旂在本书中，凡是宋代史料中，无论实录、名记、诏令、奏议、疏论、启札，“有可为世法戒者，直掇全文，多不裁剪，恐其抑而不扬，则志意不舒、事体不悉”。因此书中保存不少宋代原始资料，如卷六十七中就全文刊载了李纲的《勿以敌退为喜疏》。这种有文直录的手法还是正确的。
史书难免要臧否人物，因而对历史人物的描述也有很大差别，但长久以来，史家述史，凡众所好者，虽他们做的事未必全对，也千方百计为之回护、附和，以成其善；凡众所恶者，虽然他也做过好事，但也略而不书，专拣他的缺点，甚至无中生有地给他按个罪名，公然进行毁谤。薛应旂认为这些都不足取，他采用“博综并观、据事直述而善恶自不相掩”的手法，秉笔直书。如元相脱脱，薛应旂既写了他忠心为国，鞠躬尽瘁，也写了他偏听偏信，不顾汉臣成瑞的极力反对，一意修治黄河，结果导致人民起义，最终灭亡元朝。最后薛应旂在评价脱脱时，也用了一分为二的手法，说：“脱脱事君始终，不失臣节，然惑于群小，急病私仇，君子病焉”。
这种全面对待历史人物的观点在封建史家中是很少见的。宋元的理学逐渐向心性之学过渡，以至明代形成浮华空疏的风气。薛应旂对此十分反感，为了寻根求源，他致力于挖掘宋代理学分化并发展的过程，指出“道德和功业相为体用”。那种傍倚道德而视功业为庸俗和追求功业而视道德为玄虚的想法都是偏蔽浅陋之徒。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济世救民。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清初得到发扬，论其开端，薛应旂功不可没。
官修诸史一般都将注意力放在名臣硕辅身上，大谈他们如何治理国家、经纶世务。而对于那些民间的硕儒和隐逸之士，往往不屑提及。薛应旂认为不应该这样，以“穷达”为是否入史的依据，但凡有道者，都可以列入史书，以为后人训诫。故而他对宋朝以来，儒学的各门各派，如宋初三先生：胡炎、石休、孙孚；宋学五子：周敦颐、程颐、程邈、邵庸、张载，以及后来的朱学、陆学、吕学等等都一一详加考订，旁征博引，甚至从各人的著作中搜寻资料，因而颇能补正史之不足，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后人藉此以了解宋代以来儒学的各大分支的源流及发展，颇为方便。
《宋元通鉴》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史学界历来视《宋史》为繁芜之作，而该书之冗长也不下于《宋史》。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薛氏在征引文献时，太多太滥，搞得如同家牒相仿，令人不忍卒读。再者该书卷帧太过浩繁，又是薛应旂一人之作，暮年精力又不比往昔，因而重复之处特别多，有的一人两传、有的一事互见。如永宁公主“衣帖绣铺翠襦，入宫以请以金饰肩舆”为艺祖所阻事，既载于开宝五年，又复见于开宝八年，只是把永宁公主换成永康公主，其事几乎一模一样，肯定是搞重了。诸如此类，不可枚举。
薛应旂虽喜欢治史，但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更像文学家，因而他对史料的取舍抉择很不规范，甚至引用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来书写正史，有时不辩虚实，专一求新求异。如他说吴羲未叛时，“一日夜归，羲方垂鞭四视，仰见月中有一人骑马垂鞭，与己惟肖，问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默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其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由是乃叛”。这种无稽之谈编入正史当中是很不慎重的，自然影响了本书的价值。它未能列入诸史之中，甚至不为史家所重，其原因也恐在此。
该书甫出，即有人反对，清初朱彝尊更是对它大加讥讽，说它“孤陋寡闻”，到了修四库全书时，更加贬抑，先说它“以商辂《通鉴纲目续编》为蓝本，而稍摭他书附益之”，明显在说薛应旂剽窃别人成果，后又说它“所纪之事，尤为疏漏”，总之一无是处，从而为禁绝此书找到依据。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但清代禁此书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该书很难看到，至于全本就更为稀罕。公允地说，薛应旂一人编此巨著，错误在所难免，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有那么多助手，又是官修，费时十九年，书成也不敢保证无误，何况薛氏一老叟！不应苛责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