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宋徽宗在哲学上继承发展老子与道家思想，但宋徽宗却很少关注老子治国方面的思想，在政治主张上却因厌烦政党之争，在《御解道德真经》中，将“无为”阐释成消极地顺应自然，主张不废一物、不立一物，完全放弃有为。宋徽宗对神宗以来的“变法”与反“变法”之争感到非常的厌倦。他注释《老子》第60章“治大国，若烹小鲜”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是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25]宋徽宗明确反对“治大国而数变法”，这的“变法”不光是指王安石立新法，也包括司马光等人废新法，立与废都是“变法”都是“有为”。宋徽宗既不同意立新法，也不同意废新法，而主张既不立也不废，也就是维持现状。他注释《老子》首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说:“不立一物，兹谓常无；不废一物，兹谓常有。”[26]不立、不废，完全付之自然。但现实情况是新党、旧党的政治斗争已愈演愈烈。宋徽宗不去想办法调和矛盾，而是以“无为”为借口任由矛盾发展，结果使政治变得愈来愈黑暗，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当然，宋徽宗的这种认识，不仅出于对无为的消极理解，还有一层政治上的原因。哲宗死后，变法派代表人物，宰相章是坚决反对宋徽宗即位的，向皇后、宋徽宗同属旧党无疑。因此，宋徽宗反对王发石变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王安石学派在阐释《老子》时，尚能主张无为而不废于有为从而达到无不为，可叹这位立志要发黄老千年不传之秘的宋徽宗，却恰恰把黄老思想中最为可取的内核给丢掉了。